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资料,在农户和地块两个微观尺度上分析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家庭户主年龄、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经营的耕地总面积、地块破碎化程度及耕地综合利用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1）户主年龄较大、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较小的农户,耕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一般高于其他农户,而资本投入较低。年轻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耕地利用的资本投入较大;（2）农户经营的地块越破碎,劳动投入越高,而资本投入越低;（3）在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上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都较高。说明劳动力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劳动力的机械替代、规模化经营及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均存在一定的潜力。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安徽省泗县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泗县甘薯主产区的大路口乡顾庄、大张两个村40户农户兼业经营状况问卷调查的实证为依据，通过对具有不同特征的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家庭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从事兼业经营既是提高收入、增加就业的有力措施，同时又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当地政府应鼓励农户从事兼业经营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建议。     

西藏生态脆弱区人为作用对生态退化的影响

西藏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西藏生态具有自然基础不稳定性和对外力干预的敏感性特点。本文从阐述西藏生态的敏感性入手．在辨识生态退化的人为作用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敏感性、人为作用与生态退化之间的关系及人为作用机理．进一步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在西藏自治医县域尺度上就人为活动对生态退化影响的强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三点结论：1）人为作用通过生态敏感性而使生态趋于退化。2）人为因子与生态敏感性之间的作用不是简单的加和，而是一种乘数效应。3）总人口是生态退化的最显著的人为因子。     

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以福建省长汀县农区为研究区域,依据1978-2008年社会统计资料和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影响的多项式回归分析模型,采用社会统计和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于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户耕地撂荒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程度虽逐渐提高,而农户耕地开垦面积却呈现上升趋势;但自2000年以来,农户从耕地净开垦转向耕地净撂荒,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推动着农户耕地撂荒面积的不断增加．同时发现,与外出务工以及本地雇佣劳动相比,从事传统农业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也是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的主要中介．     

市场价格对农户耕地流动资本投入的影响分析

在对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5个县48个行政村286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市场价格对农户耕地流动资本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市场价格对农户耕地流动资本投入的影响受制于农户生产目标;农产品价格对农户耕地流动资本投入的影响受制于农作物类型和耕地资源禀赋;生产要素价格对农户耕地流动资本投入的影响还受制于以往的投入水平。     

我国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脆弱区生态恢复的战略思想——基于长汀水土保持11年研究成果（英文）

2000年至2011年从自然、社会、经济各个角度研究长汀县的生态恢复。该县坐落福建西部,具有中国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脆弱区的广泛代表性。研究着重应用系统论与人地关系和谐论。分析涉及生态恢复的农业资源在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性,以提供"天人合一"策略的科学依据。策略内涵是遵守自然规律,尽力发挥自然再生潜力;操作地面化径流之害为利;调动人的能动性,在土地利用中实现物质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实践这一策略必须在观念、战术和技术上有所转变,并须突破技术瓶颈、空间局限性和体制障碍。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研究

城乡融合作为引起耕地生产投入、作物类型、耕地价值等发生变化的重要手段,是影响耕地利用转型的关键。论文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指数,并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及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正向影响耕地利用转型,且该影响集中于隐性转型;(2)从区域视角看,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在中西部更强;(3)城乡融合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及劳动力转移效应对耕地利用转型产生影响;(4)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此,在城乡融合中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加速要素自由流动,并关注城乡融合影响的差异性及溢出性,促进耕地利用转型。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差异及其对粮食生产和生态的影响

土地利用通过改变陆地表面形态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满足 人类物质需求和保证生态多功能方面进行有效权衡是全球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中国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 中, 研究中国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变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不同经济发展阶 段的农户特征出发, 率先提出了中国农户土地利用的四个阶段, 分析了四个阶段的土地利用特征及其对于粮食生 产和生态安全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中国农户存在“物质生存型”、“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型”、“利 润最大化”和“景观效用最大化”四个阶段。在“物质生存型”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满足家庭物质消费需求, 土地利用 集约化程度低, 粮食安全水平低, 农地的多功能得到发挥; 在第二个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处于“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 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化程度提高, 农地的生产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农地的其他功能不断弱化, 此时的粮食生 产接近粮食的技术生产水平, 却是中国目前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 转型以效益为核心, 耕地粮食水平与耕地的技术生产水平差异巨大, 但是耕地的生产潜力最大, 通过土地产权制度 创新, 可以实现耕地生产能力, 耕地的生产功能强化, 而耕地的其他功能弱化;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景观效用最大 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以发挥农地的多功能为主, 而弱化了其生产功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存在 的长期性, 农户的四种类型将长期存在, 根据农户土地利用阶段性特征, 进行农户土地利用预期转型特征, 制定既 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又可以保障全球生态安全的政策。     

东北农牧交错区水分条件的空间分异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大气降水、土壤水分和干燥度指数是在经度方向上控制区域景观格局的主要因素。本文运用最新的调查统计资料，对东北农牧交错区降水、土壤潜在蒸散量、干燥度指数及农作物生长期间土壤水分盈亏量的时间分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研究区内作物生长季期间土壤潜在蒸散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干燥度指数的时空变化情形。结合水分条件的空间分布，提出了5种土地利用区域组合类型。     

近10年来东北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东北农牧交错区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基于对典型样点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量化分析,解析了近10年来东北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变化、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以便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Labor Location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Jilin,China

Conventional agricultural land‐use theory overlooks labor loc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land us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labor‐intensive commercial agriculture where labor concentrates in large labor centers (villages), the distance from the labor cent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distance from market in determining land use and land rent and is important at both the microscale and larger scales. Both qualitative observations and quantitative field level land‐use research in Jilin, China, support this approach. A new model is developed to incorporate labor location into the conventional land‐use model. It regards agriculture as an industry using localized gross inputs.     

Impacts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ers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During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ers has emerged as a prevalent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heoret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s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ers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based on economic frameworks. As rational agents, farmers aim to maximize their income and follow equilibrium principles when they decide how to allocate their labor forces (or working time) in two departments (farm and non-farm) and how to use their agricultural land with different quality and location. The income earned by non-farm employment is higher, and there exist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tween labors, as a resul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bor input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decreases. With the limitation of labor input during agricultural land use decision-making of farm households, on the one hand, land with higher quality is still utilized by farmers. On the other hand, poor quality land will be less well managed and is more likely to be abandoned.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ers and the rising of opportunity costs will result in abandonment of poor quality land, and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is by policy makers.     

农用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方法研究

土地集约利用是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研究的重要内容.土地利用潜力评价方法是研究土地集约利用的关键技术.从农用地分等成果入手,用农用地集约利用潜力系数对其集约利用潜力进行评价,界定了农用地集约利用潜力内涵,阐述了农用地集约利用潜力系数的概念,提出了利用产能潜力系数和效益潜力系数计算集约利用潜力系数的方法.利用农用地集约利用潜力系数,对临沂市农用地的集约利用潜力进行了评价分析.     

1980年以来中国农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

依托1980~2002年的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等基础数据,从集约度、播种面积与耕地撂荒变化三个方面,对中国1980年以来农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西部地区农地利用的集约度具有强劲的上升态势,而东、中部地区在1992~1993年时集约度下降显著,在1997年以后,集约度具有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② 东部地区农地利用的总播种面积显著下降,而西部地区却有相当稳定的扩大趋势;③ 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三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变化均经历了一个“三缩二扩”的变化过程：“缩小 (1980~1985)-扩大 (1985~1991)-缩小 (1991~1994)-扩大 (1994~1999)-再缩小 (1999~ 2002)”;但在变化幅度与发展态势上,三个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显著的下降态势,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在1999年以前,其总的态势是播种面积有所扩大,此后播种面积明显下降,但其下降幅度小于东部地区;④ 中部地区耕地撂荒案例最多,涉及地域最广,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少;东部地区的耕地撂荒现象主要出现在1992~1995年,而中部地区高度集中在1998~2002年,西部地区耕地撂荒的时间分布较为均匀,没有高度集中出现的特点。     

典型农区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及对策研究(英文)

河南既是农业大省又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用地流转顺畅及适度规模经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借助于土地使用权评估的基本方法,并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特性进行修正,构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模型,并对典型区域沁阳市西万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应该包括经济价格、社会价格和修正价格。价格模型的应用,应甄别理论价格和实际流转费用的区分,农用地流转后经营项目没有转变,流转价格为经济价格和社会保障价格是总和。农用地流转后经营项目发生转变,比如耕地改种经济作物,流转价格则是经济价格、社会价格与修正价格三者的总和。收益分配格局存在复杂性,流转收益应在流出方、流入方、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合理、公平分配。政府应建立合理有序的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并以农用地流转市场为载体,构建农用地流转价格体系。     

我国县级尺度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科学调控

阐述了土地可持续利用调控的重要意义 ,从县级土地用途分区管制、县级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监测三个方面 ,深入分析了县级尺度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调控体系和实现可持续性的土地利用与管理目标。     

基于RS和GIS的内蒙古多伦县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

采用内蒙古多伦县1987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的TM影像,运用GIS方法提取了各年的多伦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数据。采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测算方法对多伦县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测算了多伦县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1987~2005年间多伦县土地利用变化十分剧烈,耕地、林地、城镇用地、水域面积呈增加趋势,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土地利用类型主要由未利用地和草地向林地、耕地变更,并且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减少,林地和城镇用地面积呈持续增加趋势;多伦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987~1995年间呈下降趋势,而1995~2005年间呈增加趋势,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耕地、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多伦县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比例较大,耕地、林地和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呈增加趋势,而草地和未利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减少趋势;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都小于1,表明多伦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服务价值指数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