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和迪氏分解模型（LMDI）研究长江经济带2002~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和主要驱动因素。① 时空格局演化方面,时间上工业废水排放先上升后下降,在2005年达到峰值。空间上,排放量自上游向下游增加;高排放城市减少,中排放城市增多;工业废水排放自下游向中上游转移,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② 驱动因素方面,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增多和降低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人口规模效应影响较小。     

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城市旅游科技创新是长江旅游带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旅游科技专利申请总量作为指标,分析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特征。发现：（1）总体呈现显著且缓慢上下波动的演变特征,带内城市群旅游科技创新差异大小依次是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洲城市群。（2）空间分布形成“核心-边缘”的城市聚散发育格局,旅游科技创新较强的城市聚集于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及带内省会城市。（3）呈现锁定的高水平和低水平俱乐部,活跃的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俱乐部, 不同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类型之间发生转移的概率居多,尤其是2010—2017年期间向上转移类型的数量增加了11个,增加城市主要分布于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选取1996—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构建旅游经济产业规模指数、产业素质指数及其综合指数,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ArcGIS地统计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总体上呈逐步收敛态势;(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远强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下游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对省际差异贡献率最大;(3)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产业综合指数呈“U”型拟合曲线,总体上表现出东强西弱,自西向东愈渐增强;北强南弱,自南向北愈渐增强的发展格局,且区域入境旅游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的持久有序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长江中游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时空演变特征

以长江中游经济带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各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以1995-2011年常住人口总数、总GDP和人均GDP为测度指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ArcGIS及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从时空角度分析了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特征看,长江中游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绝对经济差异在不断扩大,且这种扩大趋势从2000年后逐步增强;相对经济差异不显著,4个经济区中1995-2003年武汉城市圈经济相对发展最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最慢,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发展最快,武汉城市圈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各经济区内部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其中武汉城市圈内部经济差异最大。从空间演变特征看,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加大,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弱,扩散效应逐渐增强,高水平发展的城市出现极化现象,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交通区位、区域政策、中心城市的联动、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是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基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对比分析

依据中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据,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重心曲线、空间分布图系等方法,对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强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东西分异和南北分异突出。两种人口统计口径下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全局和局部自相关特征显著,空间集聚趋势不断加强。高高集聚区向东北方向汇集,低低集聚区向东南方向汇集。② 两种人口统计口径下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且有增大趋势,差别较大的县区主要集中在800 mm等降水量线以南,尤以华南区和西南区最为显著。③ 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重心曲线呈“L”形,越向北增幅越大,越向东南减幅越大;基于分布图系、重心曲线将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区域划分为高度增加区、中度增加区、低度增加区、基本不变区、低度减少区、中度减少区、高度减少区等7 种类型,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格局在两种人口统计口径下存在明显差异。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特征

如何以最小的城市土地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的重点之一。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5-2014年的市级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测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对其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由0.344升至0.53,累计提升率为54.07%,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上游效率增长速率快于中游和下游,全域土地利用效率仍有较大上升潜力;②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不仅省内、省际差异显著,上中下游的差异也较大,下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率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③ 10年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Moran's I均大于0且逐年上升,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逐年增强,LISA空间形态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特征,H-H集聚区沿浙江、上海向外扩散,L-L集聚区集中于皖北、川北等地。研究框架和结果对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绿色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

根据绿色城镇化内涵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山东省1996年~2015年绿色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山东省绿色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1996年~2003年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2006年呈现下降趋势,2006年~2015年再次呈现上升趋势;威海市、烟台市、青岛市、东营市、潍坊市、日照市、滨州市、临沂市、德州市、聊城市、泰安市和枣庄市呈现上升趋势,济南市、淄博市、莱芜市、济宁市、菏泽市呈现下降趋势。(2)从地级市绿色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来看,虽然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绿色城镇化数量增多,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绿色城镇化地级市数量减少,但东高西低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县域绿色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来看,随着中西部县域绿色城镇化水平提高,整体之间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逐渐向相对均衡的格局转变。     

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1)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2)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解析

本文从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地位以及长江经济带开发空间结构的特征等两个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进行了解析。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在人口经济的集聚功能和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功能,以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中国国土空间结构组织的影响,论证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程度、主体功能定位的数量结构、空间形态结构、以及成因和相互交叉分析,并结合与国家层面相应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格局特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要求,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和空间结构演变及应对策略等新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in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etween 2005 and 2014

The question of how to generate maximum socio-economic benefi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inimizing input from urban land resources lies at the core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e appl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in this study to municipal input-output data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05 and 2014 to evaluate 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110 cities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and then further assess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valu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itially reveal that 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REB increased from 0.34 to 0.53 between 2005 and 2014, a significant growth at a cumulative rate of 54.07%. Data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growth rate of cities with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been faster than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nd that there is also a great deal of additional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cross the whole area. Secondly,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conforms to a “bar-like”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whole area, grad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This trend highlights great intra-provincial differences, but also striking inter-provincial variation with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total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with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has been the highest, followed successively by those with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Finally, values for Moran’s I within this area remained higher than zero over the study period and have increased annually; this result indicate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nd annual increments in agglomeration level. Our use of the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statistic has enabled us to qua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agglomeration and large dispersion”. Thus, “high- high” (H-H) agglomeration areas can be seen to have spread outwards from around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city of Shanghai, while areas characterized by “low-low” (L-L) patter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 of Anhui Province and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framework and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land use sustainabi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 空间演化研究

加快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采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三大城市群的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数据,运用双产业系统的耦合测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上升,但仍属初级融合阶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从下游到中游及上游呈逐步递减趋势。（2）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增速出现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并与下游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3）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差异显著。下游地区属于“高-高”集聚区,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中游地区及核心城市属于“高-低”集聚区,正在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上游地区则需加快打破二者融合发展的 “低-低”集聚区困局。（4）三大城市群间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相应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领先、二者融合发展的“高-高”集聚空间趋于扩大。     

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

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的体制机制是这一地域广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大河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按照“国外经验—国内实践—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思路,本文从流域综合研究和规划、区域协调机制、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探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建设管理强调深入的系统综合研究,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设置综合性的政府管理机构,建设流域开发综合法律法规体系。国内在长江开发与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也建立了一些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总体上仍存在缺乏综合性的国家管理机构与系统性的政策支撑、区域与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市场一体化受到行政壁垒制约、流域开发管理缺乏综合性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为有效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尽快理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管理的体制机制,包括成立长江经济带开发管理委员会,建立多层次协调平台与机构,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实行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及制定和出台《长江法》等。     

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构建及其分析路径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完整,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下,为应对全球经贸格局重组、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形势,国家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就要求长江经济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均衡化开发与保护格局。本文基于“点—轴”、分区式与多中心网络式等空间组织结构,明确空间格局的推演逻辑与思路。进而,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需重点构建以“一轴两翼,三区六廊”为主体的开发格局、以“六大片区”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五大屏障”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不同区域差异化发展导向、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长三角核心区碳收支平衡及其空间分异

人类活动带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以及能源消耗加大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成为关系区 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在相关碳排放方法研究基础上, 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人类呼 吸和化石能源消耗的释碳量, 采用植被生物量法计算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量, 据此综合 测度区域自身碳收支平衡能力, 并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例, 进一步研究了区域内部碳收支 平衡能力的空间分异问题。研究表明, 1995年以来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和陆地植被面积 减少, 长三角核心区的碳收支不平衡性不断加剧, 依靠自身陆地生态系统已无法实现平衡, 特别是在沿沪宁线地区和中心城市尤为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制定产业转型、土地利用、节能 减排等差别化区域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