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中国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测算

选取2000～2009年中国矿产资源产业五大分行业数据,采用产业地理集中度指数和五省市行业集中度指数对中国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水平(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2000～2009年,中国矿产资源产业整体集聚水平较高,但发展速度较慢;从行业层面来看,产业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矿产资源产业各行业之间集聚程度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且五大行业集聚水平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而五省市行业集中度的测算结果却表明五大行业之间的集聚水平差异较小,这可能是由于非金属采选企业在五省市中分布比较集中所致。     

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中国地市尺度工业SO2排放的影响

集聚外部性是集聚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具有不同的污染排放行为和减排效果。以中国285个地市工业SO₂排放为例,依据集聚经济理论,将集聚空间组织型式细分为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度、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类型,在系统分析工业SO₂排放与集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不同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与工业集聚密度在空间上具有非对称性,污染排放强度西高东低,工业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相关和非相关多样性为东中高西部低;② 工业集聚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集聚密度、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本区域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但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会提升本区域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③ 提高集聚密度、引导企业集中布局有利于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下降,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组织结构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专业化和非关联产业的集中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④ 集聚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上的异质性,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中西部污染减排的作用比东部明显,专业化和非相关多样性不利于东中部地区的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万以下的小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减少多样性特别是非相关多样性更有利于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50万的小城市和50~100万的中等城市,提高企业的地理接近度和多样性水平特别是相关多样性水平,有利于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城区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和产业多样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污染减排,但其减排效果因拥挤效应而明显下降;⑤ 进一步降低工业SO₂排放强度,需要走集聚化道路,坚持提高集聚密度,因地制宜引导企业集中布局,着力提高产业在关联基础上的多样性水平,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重视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与环保合作。     

产业空间集聚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聚 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特别是20 世纪90 年 代以来, 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本文重点回顾了产业区位论、新产业区理论 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对产业集聚的理论阐述。并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 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在产 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 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基于产业集聚度演变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产业集聚在四方面影响产业转移:能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吸引同类企业入驻;能带动更多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入驻;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务工人员,缓解产业转移中用工荒难题;能有效降低产业转移成本。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IT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2000—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发现3个规律:集聚度分层明显;近5年产业集聚度变化有明显规律;产业发展水平低。据此提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1)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IT业的集聚度,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优势;2)依靠当前集聚优势,自然承接其它7个行业的转移;3)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4)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     

产业集聚、市场结构与生产率——基于中国省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7~2003年中国制造业8个产业分省份面板数据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制造业8个产业中,大部分产业存在地方化经济效应和城市化经济效应,即产业自身规模以及其他产业规模对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同样对市场结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没有支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能促进创新"这一理论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要强于市场竞争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不同区域层级的文化产业集聚研究

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从市域和省域两个尺度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并揭示集聚对文化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应用一致性方法估计了中国文化企业的生产函数,并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并从专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角度研究集聚对于文化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地级市尺度下,文化产业专业化经济并不显著,但却存在城市化经济;② 在更大的省域层面,则呈现出专业化经济显著,多样化经济弱化的特征;③ 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回归显示了结果的稳健性,核心文化产业的产业集聚经济更显著;④ 在知识溢出效应占主导的文化集聚中,通信基础设施良好的省份被赋予了创意交流的便利性,因而拥有更强的集聚经济。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理清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对城市群工业协同发展和污染联防联控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10—2017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41个县（区）数据分析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格局均具有非均衡性和“路径依赖”。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交互影响,工业集聚既促进污染集聚,污染集聚也促进工业集聚。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依赖性,相邻县（区）之间的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存在空间交互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既促进工业集聚,也促进污染集聚;环境规制既抑制工业集聚,也抑制污染集聚;政府干预、市场化率和投资水平促进工业集聚;技术水平抑制污染集聚,但产业结构却促进污染集聚。研究认为,工业协同发展是污染联防联控的根本,形成工业共建和污染共治的空间合力是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柔性生产与产业集聚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技术革命加速推进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很多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福特制向后福建特制转变。同时，在传统老工业区外围出现了以柔性生产为特征的大量企业集聚体，它们彼此之间通过分工与协作而结成稠密的区域网络组织，以共同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这种新型的集聚现象与柔性生产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呢？理论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作者认为，柔性生产具有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并运用交易成本和知识创新的有关理论，以及日本丰田公司的及时生产系统为例进行论证，最后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服务业中重要一支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推动我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本文在对产业集聚和服务业区位等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梳理。总体来看,围绕着区域和大都市内两个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同时尚存在一些不足:①偏重于空间集聚的格局研究,对其演变过程研究相对薄弱;②空间集聚的机理研究稍显不足,缺乏规律的总结;③研究方法上大多将制造业集聚的测度模型移植到生产性服务业,其适用性和针对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今后应围绕"测度辨识—格局过程—作用机理",运用定性、定量与空间分析综合集成的方法,继续深化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地理学研究。     

Main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Baku urban agglomeration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the major Baku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are considered, and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atural,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formation of this regi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e forces is investigated, which involves a high level of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ining industries as well as with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A study is made of the dynamics of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and migration move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of the age/gender and marriage/family population composition which form the social-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and hav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Baku agglomeration. The structural and dynamical formations of new settlements of Baku depended on their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on th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period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agglomeration. The dynamics of the demographic processes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agglomeration shows that the growth rates of the settlements in the outer zone are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in Baku itself; therefore, pendulum migration is taking shape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suburb, which creates serious problems. Urban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ettlement process, and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urban settlements are investigated. The ways of long-term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Baku agglomeration are outlined. Also,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form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and the problems of using and employing them in the region ar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done,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the regulation of demographic processes across the territory under investigation.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Dark side of the planet: hidden dimens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BSTRACT

This intervention probes the hidden,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Drawing on political theory, it approaches its analysis through the analytic of ‘the political,’ the dimension in which antagonism performs a constitutive func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In doing so the intervention throws into relief the ways in which group-based differentiation, conflict, and exclusion establish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ongoing transform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t then develops a case for further exploring intersections of the political and capitalist agglomeration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bout current mutations in urban economies of space.     

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选择.本文重点就城市群...     

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利用1998年-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对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企业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借助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零部件企业集聚“沿海沿江”特征明显,企业区域间分布趋向均匀,新增零部件企业空间不均衡性呈“高—低—高”趋向,沿长江经济带区域是其区位选择的热点区域。针对新增零部件企业构建基于地级以上行政区为地域单元的的泊松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高新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且以自身行业为主导;当地方化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出现拥挤效应;除集聚外部性因素影响外,新增零部件企业对土地、交通及国内市场潜力要素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