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策制定者和农户认知的中国西部固原市土地利用功能比较评价（英文）

土地利用功能的概念是一种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评估工具。为了探索政策制定者与农户在土地利用功能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供给不同功能能力上的差异,本研究使用参与式评估方法以固原市作为案例开展了土地利用功能评估。研究方法包括4个部分:文献综述与实地调研、土地利用功能背景分析、土地利用功能重要性和权重分析、结果可视化和进一步讨论。结果显示,政策制定者对区域发展问题以及土地利用功能认知能力较强,而农户对影响生计生活的当地问题认知水平较高。基于决策制定者认知的评估显示,土地利用的环境功能的重要程度较经济和社会功高;基于农户认知的评估,经济和社会功能比环境功能更加重要。但是,基于决策制定者和农户的评估均显示固原市土地利用的环境功能值最高,经济功能值最低。参与式的评价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土地利用与土地利用功能的关系,并有益于利益相关者提高土地利用决策和管理能力,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西藏工布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管理

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西藏地区脆弱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管理模式。本文以工布自然保护区为例,根据西藏森林清查数据、工布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外权威部门公布的生态服务参考价格,参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评估了工布自然保护区资源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结果表明,工布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778.56亿元。其中经济价值为694.41亿元,主要是由林木价值和林副产品价值组成;生态价值主要包括水源涵养、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和森林游憩,计算得到的自然保护区生态价值为1083.77亿元;工布自然保护区的社会价值中主要是增加就业与维持社会稳定的总价值3815.41万元。根据得到的评价结果,分析了西藏自然保护区在管理方面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北京市森林生态安全情景模拟与优化调控研究

在界定森林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森林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于SD模型的森林生态安全情景分析和调控模型,设计了林业政策扶持型、社会经济中速发展型、环境管理强化型、森林-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型等4种发展情景,并对各情景下的森林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仿真和动态评价分析。研究表明：初始状态中（即情景0）,2000-2020年北京市森林生态安全综合评估值（FES）呈波动上升趋势,2013年达到最佳状态为0.527,但到2020年小幅下降到0.519,森林生态系统安全状况改善并不明显。与情景0相比,情景1~4均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北京市森林生态安全水平,到2020年FES分别达到0.541,0.525,0.559和0.604,且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也均有不同程度地改善。4种调控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北京市森林生态安全受林业政策实施、森林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只有保持森林资源的生产力和持续活力,注重维护森林生态环境的稳定健康,兼顾引导社会经济有序发展（即情景4）,北京市森林生态安全才会显著改善。     

森林碳汇决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认为有必要在基于碳汇的土地利用和当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确的联系.依托一个中国-加拿大合作项目,以中国贵州省黎平县为例,阐述了一种将森林碳汇、森林资源管理以及如何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的综合评估方法,并且着重介绍了能帮助资源管理和规划部门实施这种综合评估的土地利用决策支持工具(LUDST).     

森林碳汇决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英文)

认为有必要在基于碳汇的土地利用和当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确的联系.依托一个中国-加拿大合作项目,以中国贵州省黎平县为例,阐述了一种将森林碳汇、森林资源管理以及如何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的综合评估方法,并且着重介绍了能帮助资源管理和规划部门实施这种综合评估的土地利用决策支持工具(LUDST) .     

宁夏固原市生物资源消耗生态足迹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市公顷"生态足迹法,应用2013年土地平均产量核算了固原市4县1区在生产经营(即固原市生产量)、销售产品(即固原市流出量)、购入产品(即固原市流入量)3种组分下的生态足迹,探讨不同地区各种生物资源产品的生态足迹消耗;分析固原市及其区县生态足迹最终的实际消耗量与生物承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除泾源县外,固原市及其3县1区(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和彭阳县)的本地生产是其实际消耗生态足迹的主要来源。各区县对生物资源产品生态足迹的消耗表现为泾源县以粮食产品为主,而固原市其他3县1区则以肉蛋奶为主。固原市2013年生物资源生态赤字达0.835 0 hm2·cap~(-1),生态压力指数达2.35,其他区县也都表现为生态赤字,只是生态赤字程度和生态压力各不相同。研究结果揭示出无论是从固原市整体还是从其各个区县来看,固原市的生态环境形势都极为严峻,应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合理提升其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     

关中周边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综合价值评估

以关中周边山地为研究区域，建立了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共12项指标，运用定量评价方法对森林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周边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综合价值中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占到4．83％、94．20％、0．82％，即森林最重要的价值是生态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说明了关中周边山地森林生态环境在维系和促进关中平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南方红壤丘陵区森林生态系统影响模拟研究——以江西泰和县为例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空间格局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明晰景观尺度上未来森林的动态变化,对森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择江西省泰和县为研究区,综合利用土地利用模型（CA-Markov）和森林景观动态模型（LANDIS-II）,并结合生态系统过程模型（PnET-II）,模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采伐以及综合情景下未来40年（2010-2050年）阔叶林、针叶林的面积及生物量变化。结果表明：① 气候变化对森林面积影响较小,采伐使森林面积显著减少,土地利用变化使森林面积的变化更加剧烈;② 针叶林和阔叶林对不同干扰方式的响应表现出较强差异,针叶林对采伐的响应更加剧烈;③ 多模型综合模拟方法有助于区域森林管理,为南方红壤丘陵区森林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提供科学建议。     

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对森林地上生物量的影响模拟——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

以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为特征的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土地科学、全球变化科学和全球生态学关注的关键问题。由于土地、气候和森林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森林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如何采用合理的适应措施降低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对森林的单独及综合影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综合利用基于主体的土地利用模型（ABM/LUCC）、生态系统过程模型（PnET-II）以及森林景观动态模型（LANDIS-II）构建了综合模拟研究框架,选择森林类型多样且具有长期观测数据积累的江西省泰和县为研究区,模拟并对比了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组合情景下未来森林地上总生物量的变化差异。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变化对泰和县森林地上总生物量的影响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区森林地上总生物量在有土地利用变化干扰的情景下与RCP 2.6、RCP 4.5和RCP 8.5单独的气候情景下相比分别减少33.13%、32.92%和32.42%;② 尽管未来气候变化可能有利于森林地上总生物量的积累,但土地利用变化将使森林地上总生物量显著减少,并将抵消气候变化带来的正效应;③ 本文提出的综合模拟研究框架可以很好地模拟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可为提升和优化人工林结构和功能、开展可持续森林管理提供科学建议。     

热带岛屿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响应——以海南岛为例

探索热带岛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规律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建设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海南岛为研究区,基于海南岛2005、2010和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通过价值当量因子法,构建六边形格网估算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V),随后设置不同情景模拟其对未来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结果表明：1)2005—2015年海南岛城镇化快速发展;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差,全岛ESV减少6.64亿元。2)林地提供了海南岛超过7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调节服务为主,其中水文调节服务占比最高,体现出林地和水域在海南岛亟需保护和提升。3)生态优先情景模拟的2025年ESV总量上优于经济优先发展情景,该情景下全岛建设用地的迅猛扩张趋势得到遏制,同时保护了林地及水域等生态用地,有利于海南岛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草原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德案例研究比较(英文)

目前,草地生态系统退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生态补偿机制(PES)是为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保护,采取补贴或支付费用的方式,改变使用者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安排。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全面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如环境效益的滞后性,不可预见的监督、管理成本和社会经济目标(足额补偿标准、公平)的实现。本文的目标是通过中德两国生态补偿措施的对比(选取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德国勃兰登堡州为案例区域进行研究),为今后中德两国的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提供依据。研究着重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德两国生态补偿的实施框架,目标人群,实施效果评估等。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户作为最基层的执行单位和实施者,其参与的主动性不够,中德两国生态补偿措施实施的成效有待提高。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今后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中国应侧重于项目实施的监控和管理制度;而德国应在空间目标规划和具体管理措施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中国岷山地区影响大熊猫生境的人类活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图论分析(英文)

岷山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地区,还是保护大熊猫的关键区域。本文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为基础,运用图论分析法研究了岷山地区影响大熊猫生境的人类活动方式,以及这些影响因子相互的关系。研究表明:影响大熊猫生境的人类活动的66对组合中,47.0%的因子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其中89.2%的影响具有增大效应。这说明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大效应,并占主导地位。旅游景点开发、公路建设、采矿、高压电线、农业开发、放牧、薪柴采集这些影响因子存在强连通性,它们会将其他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放大,加剧对大熊猫生境的不利影响,表明它们是影响岷山地区大熊猫生境的主导人类活动。要想有效地保护岷山地区的大熊猫生境,就必须对这些主导人类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本研究还表明图论分析法有助于明确影响熊猫生境的主导和关键因子,它能为制定有效的大熊猫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生态系统中人类行为对植被多样性的影响:以中国封丘县为例(英文)

本文研究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当地植被多样性的作用,并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中国封丘县农田景观中植被多样性的主要干扰因素。发现在小尺度上,植被多样性与景观组成和机构紧密相关这一观点没有证据支持。相比较而言,植被多样性受人为干扰的影响较大,而且与作物种类和经济来源紧密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区经济行为拥有特殊格局,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流。提出了在政策环境的变化下如何维持当地植被多样性的现状。     

中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度量(英文)

人类活动驱动着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进而导致土地利用功能的变化。中国的土地利用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决策者来说,要准确预见一项发展政策对土地利用及其功能的复杂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本文构建了中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度量框架模型,模拟了2010-2025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对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响应,并确定了相应的土地利用功能的变化。结果表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显著影响着中国土地利用格局,其特征是随着林地面积的扩大,耕地和草地面积在不断减少。在所度量的所有土地利用功能中,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显著增强,调节功能略有增强,而环境净化功能、支持功能明显减弱。通过应用表明,本文构建的中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度量框架模型有助于各级政府评价土地利用政策的影响。     

中国水生态区划方法体系及淮河范例研究(英文)

本文提出的水生态区划方法体系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分区方法、命名与编码规则几个部分。其核心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基本原则有区域相关性原则、协调原则、主导功能原则和分及区划原则;分区方法、命名与编码规则则随分区等级和研究尺度而异。本文采用2级分区的思路,提出了全国水生态区划分方案,包括6个水生态一级区和34个水生态二级区。基于以下3类7种水生态服务功能:水生态保育类(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物种保护),水生态调控类(包括洪水调蓄和生境维持),水生态服务类(包括产品提供和景观保障),以淮河流域为例,将3级水生态区划方法应用于流域尺度。在实例区共划分出2个水生态一级区、3个水生态二级区和21个水生态三级区。     

武夷山沿海拔梯度土壤活性有机碳库的变化(英文)

土壤活性有机碳(LOC)是一组活跃的化学物质,由于其较短的周转时间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活性有机碳在亚热带森林沿海拔梯度的空间变异还缺乏了解。在本研究中,我们测定了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高度具有代表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500 m)、针叶林(1150 m)、亚高山矮林(1750 m)以及高山草甸(2150 m)土壤不同土层(0-10,10-25和25-40 cm)中微生物可利用碳(MAC)、微生物量碳(MBC)、易氧化碳(ROC)、水溶性碳(WSOC)和轻组碳(LFC),并观测了相应的植物凋落物质量(LM),土壤温度和湿度。结果表明:沿海拔梯度的植被变化和土层深度变化对土壤活性有机碳有显著的影响。微生物可利用碳、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和水溶性碳在不同土层均沿海拔高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而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中轻组碳的含量高于亚高山矮林和高山草甸的轻组碳的含量。各土壤活性有机碳库均随土层的加深而减小。除轻组碳外,各碳库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p0.001)。轻组碳分别在低海拔(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和高海拔(亚高山矮林和高山草甸)与各碳库显著相关。     

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目标导向和政策框架(英文)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地域空间规划方面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实践,"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土空间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国家战略之一。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失衡的三大主要问题: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城镇化盲目、国土开发无序的分析入手,论述了通过地域空间规划确定合理的地域功能格局和国土空间开发结构的客观需求。进而探讨了地域功能的科学内涵和形成机制,揭示了自然生态本底功能和人类活动需求功能复合形成地域功能的过程;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如主体功能识别的指标体系选择、功能区的空间组织以及功能开发导向的确定等关键科学问题,探究了解决的具体路径和相关方案,并就支撑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相关政策导向和改革框架进行了阐述。最后,从规划职责体系、空间规划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三个方面对今后的实施、发展和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进行了讨论。     

基于GIS的中国可持续人居功能分区评价(英文)

在中国1km×1km栅格尺度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分类评价和分县尺度人口空间集聚程度分级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分县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确立了中国可持续的人居功能分区评价模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居功能分区方案。研究表明:中国可持续的人居功能分区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半壁优于西北半壁的格局;人居功能强可持续地区面积约139.75×104km2,占国土面积的14.66%,相应人口4.3亿,接近总人口的1/3,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黄淮海平原以及东北平原的部分地区;人居功能较强可持续地区面积约193.61×104km2,占国土面积的1/5,相应人口3.2亿,接近总人口的1/4,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辽河平原、山东半岛等地;可持续地区面积210.19×104km2,约占国土面积的22%,相应人口3.7亿,占总人口的28.24%,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等地,零星见于藏东南谷地和柴达木盆地等地区;较弱可持续地区,面积约145.85×104km2,占国土面积的15.30%,人口1.4亿,约占总人口的11%,零散分布于黄土高原、川滇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部分地区;弱可持续地区面积约263.86×104km2,约占国土面积的27.68%,相应人口0.4亿,接近总人口的3%,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北荒漠以及川滇高原北部地区。     

基于小波分析的NDVI与环境因子空间尺度依存关系研究(英文)

本文通过多尺度分解途径分析了NDVI与环境因子如地形与气候之间的空间尺度依存关系。为了揭示两者关系的尺度效应,选取青藏高原北纬32.5度作为研究样带,应用小波变换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小波一致性和相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青藏高原小于80km空间尺度上,气候变量如降水和气温不是控制NDVI的主导因素;而大于这个尺度,在一些生态区可以发现NDVI和气候因子具有显著的小波一致性。作为一个分异因子,海拔高度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纵向岭谷区对NDVI有着显著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发现,小波变换是研究NDVI与影响因素之间多尺度关系的一个有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