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e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资料与数据,并结合企业调查,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 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集中、时空推移、技术含量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特征及形成机制。基本结论为：第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高度集中,但随时间推移,从沿海向内陆、从大城市向周围地区转移,集中程度减弱;第二,技术含量逐步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对华直接投资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试论印度尼西亚华人对该国经济国际化的贡献

文章简要剖析了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人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其过程;指出后民族化时期产生的华人企业集团为印尼实现工业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阐明华人广泛的对外社会联系,世界性华商组织的成立,以及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的开通,使印尼华人为推动该国经济走向世界起着不可缺少的纽带作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跨国经营尤其是投资国际化中,华人大企业集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论文强调华人经济是印尼民族经济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印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试论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资本流动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当前，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会引起国民经济的较大增长，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直接投资的流向也影响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平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虽然直接资本和间接资本分别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二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利有弊。因此，需要采取趋利避害的措施，充分发挥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市场的地域结构研究

阐述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挑战,剖析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市场地域结构现状和变化特点,针对资金市场地域结构所的问题提出了基本对策。     

90年代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入的新特点及其影响

从1992年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证券资本以较大的优势超过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规模巨大化、运作方式机构化、流动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庞大证券资本的注入在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伤害,这一点在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证实。因此防范和化解国际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新兴市场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课题。     

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综合动因研究

本文以系统动力学思想为指导，在简要评述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东道国ESP系统、投资主体OIL特征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的影响；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形成的动力是来源于东道国、投资主体、母国的合力，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形成的综合动因理论，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型。     

试论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一个经济体和一个经济单位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非洲的华人经济也不例外。鉴于目前有关华人经济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美国与欧洲，很少有人探讨过非洲华人经济的情况，所以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非洲经济、中非经济关系和华商对非洲的投资，来论述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影响。     

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作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缅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自军政府统治以来,由于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成为缅甸的最大的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等资源相关领域,投资主体为大型的央企、国企等。地处地缘破碎地带,物产资源丰富,缅甸历来为战略要地。民主化改革后,众多大国势力进入对缅甸的投资和贸易,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对缅直接投资形成了竞争激励,又有主观上的挤压乃至遏制;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排华事件,也恶化了对缅的投资环境。未来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融入多元的投资形式,着重对缅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     

泰中罗勇工业园“园中园”模式与效益评价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产能合作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利用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量与泰国GDP数据分析双边贸易和投资,从“园中园”开发模式、区位条件、服务环境及企业特征4个方面详细探讨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发展模式,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近年来园区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① 泰中罗勇工业园是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兴业的第一平台,也是中泰产能合作的有效载体;② 泰中罗勇工业园采用“园中园”开发模式,是中国海外园区一个有效的发展模式;③ 2012—2018年泰中罗勇工业园园区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园区效益较好,其中,2016和2018年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基于此,总结泰中罗勇工业园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启示：“园中园”模式完善招商环境、提高投资效率,结合自身与东道国优势、构建合作区完整产业链,实现合作区本土化、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的空间演化及其机理

伴随着2000年“走出去”写入国家战略和2013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中国正在不断加快海外港口投资的步伐。论文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港口投资案例的数据库,分析了1978年至今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在全球范围的空间演化过程,并从地域结构、参与主体、股权变化等多个方面阐明了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特征与路径,总结了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主要模式,进一步探索了进入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基于为什么“走出去”、为什么在这里布局、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3个递进的过程探讨了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发展机理。研究表明：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空间格局经历了零星分布、就近布局、全球扩散、局部集聚和总体稳定5个发展阶段,总体上集中布局于西北欧和地中海航区,投资主体包括大型航运企业、码头运营商和基建企业,海外港口投资的目标从参股转为控股。海外港口进入模式包括基础设施项目承建、港口经营权转让、港口股权收购和码头管理输出4种,进入模式具有交错演化的特点。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内在动因可以总结为国家经济发展环境、重大对外开放战略、全球航运格局和地理替代性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英文）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out" strateg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investm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as revealed how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and communities have actively promoted foreign investments into Chin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hether this factor can help Chinese capital flow out once again is still ambiguous.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question by investigating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2001 to 2016. Through the discrete-selec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1) overal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2) in terms of the time sequ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rrelation is increasing, which impli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promoting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at the impact is potentially increasing; and(3) in term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functions, the impacts vary and are only significant in some industries and corporate segments.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Tropical Hong Kong: Narratives of absence and presence in Hollywood and Hong Kong film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Despite being subtropical, Hong Kong, in both Hollywood and Hong Kong film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is often filmically represented as tropical. This subtle climatic elision, I argue, holds a particular political valence that varies according to filmic tradition. In Hollywood narratives, Hong Kong's tropicality is a means to exoticize and, ultimately, marginalize the realities of the local. It is a way to turn Hong Kong's physical presence into an absence. In Hong Kong films in that same cold war environment, the relative blandness of the city is an attempt to realign its film industry with the free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For Hong Kong films, the strategy of tropicalization was thus a means to turn away from China and redefine Hong Kong as part of a network of capitalist,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cities located in the sunny tropics of South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