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空间分异——以陕、甘、宁县域为例

农业技术扩散环境量化与评价可为农业技术的时空扩散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以陕甘宁3省(区)169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衡量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12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县域分值并分析其差异,同时运用GeoDa软件提供的Moran's I指数和LISA地图等方法描述其空间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影响三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主因子为农业产出效率及文化环境、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和农业投入水平;② 三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性;③“热点”县域集中分布在关中地区、河西走廊和宁夏北部引黄灌溉区,“冷点”县域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④ 西北地区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空间分异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差异所致。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任务。根据中国农业现代化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从投入、产出、社会发展3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8年、2018年东北地区40个地级行政单元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与阶段划分。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出“沿东北-西南轴线地区较高,轴线东西两侧地区较低”的空间格局,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及环渤海地区为高值集聚区;② 从发展速度看,东北地区各地市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有所提高,北部地区发展速度整体大于南部;③ 从所处阶段看,2018年处在农业现代化“初步实现”的地市占比达86%,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处在由“初步实现”向“基本实现”的转变阶段;④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3个分维度指标在地理空间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⑤ 不同地区应针对发展优势及资源禀赋,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农业现代化路径。     

东南亚汽车生产格局的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的汽车生产迅速恢复并快速增加,其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布局上东南亚汽车生产具有如下特点：①生产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且集中趋势不断增强;②轿车与商用车平分秋色,但各国有所不同;③生产网络由日本跨国公司主导。形成上述格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南亚各国汽车市场的增长,内部一体化加强,以及当地的政策保护和鼓励等。     

农业景观格局演变及其生态效应研究进展

农业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及生态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 景观格局及其组分的动态变化, 在驱动力和生态环境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则是案例较多、归纳总结 和机制研究相对薄弱。分析了形成当前研究状况的原因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包括发展 能够反映生态过程的景观格局指数、归纳农业景观演变的驱动机制、农业景观格局变化的生态环 境效应机理研究、发展景观格局整体性指标和长期定位观测数据相结合研究方法、农业景观变化 所带来的生态恶化的恢复因子和恢复方法的研究、加强农业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和实施、高效农田 景观结构设计机理研究。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研究

以河南省108个县市单元为依据,运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化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但其差异逐渐减弱.②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的基础上,部分县市发展水平下降.③ 各县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步调不一,导致部分地区不同年份发展水平差距变大.④ 各县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存在高值集聚现象,且呈逐渐弱化趋势.⑤ 热点区和冷点区逐渐减少,次热点区和次冷点区相对增加,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化趋弱;热点区与次热点区、冷点区与次冷点区呈核心-外围模式分布.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协调性研究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任务。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性并探索其空间相关性,通过判断相对滞后类型发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短板。结果显示：（1）2010—2020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均为波动上升趋势;农业农村现代化中高和高水平等级小范围集聚在沿海地区,其余地区则均为中低和低水平等级;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差异较大。（2）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高值与低值集聚区对立趋势增强。（3）耦合协调等级优劣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等级高低呈同向相关。初级协调及以上类型中上海、天津、北京表现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山东、浙江、福建表现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江苏、广东则较均衡发展;其他地区属于勉强协调及以下类型,表现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双低”且失调。     

典型喀斯特峡谷区碳储量空间分配格局、演变过程及其贡献率

采用样方法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以贵州省西南部的晴隆县为研究区域,研究了典型喀斯特峡谷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1988、1999和2009年的碳储量空间格局和演变过程,并由此估算了贵州省喀斯特峡谷区的碳储量及贡献率。结果表明：晴隆县喀斯特区域的碳储量和平均碳密度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由晴隆县不同情况下的碳储量比例关系,估算出贵州省喀斯特峡谷区碳储量的实际值为42.55 Tg。同时,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对碳储量的空间格局和演变有很大的影响。此外,估算的贵州省喀斯特峡谷区生态系统的平均碳密度远高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平均值,土壤平均碳密度则接近全国陆地生态系统平均值,但其植被平均碳密度却远高于全国陆地生态系统平均值,与全国森林系统的植被平均碳密度持平。这说明喀斯特峡谷区具有极大的固碳潜力,对其进行石漠化防治,是极其必要的。     

贵州两湖一库地区山水林(草)田湖人景耦合协调时空演变格局分析

明晰山水林(草)田湖人景生命共同体的耦合协调状况可为探索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通过构建山水林(草)田湖人景耦合协调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贵州两湖一库地区及各区县山水林(草)田湖人景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诊断分析。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研究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处于基本协调等级。其中,观山湖区由初级协调型上升到中级协调型,花溪区由中级协调型退化到初级协调型,云岩区从勉强协调型下降到濒临失调型,而清镇市、平坝区和南明区较为稳定。2)区域整体上子系统发展不平衡,水子系统较好,而林(草)子系统发展较差。3)从区县尺度来看,大部分区县都存在明显的子系统短板:主城区是林和湖子系统,非主城区则相对均衡一些,但个别区县的人子系统发展较差。     

中国旱涝格局演变(1961-2050年)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

利用中国气象局提供的483个气象站1961-2000年月降水数据以及ECHAM5/MPI-OM气候模式输出的1961-2050年月降水数据,分别计算其月SPI值,分析中国过去40年来及未来3种排放情景(A2:温室气体高排放情景;A1B:温室气体中排放情景;B1:温室气体低排放情景)下旱涝格局的演变;同时分析了8个水文站...     

2000—2020年中国农业空间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整合各类涉农用地为农业空间,科学认知全国农业空间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及新趋势,是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开展农业空间规划的基础性工作。以农业可持续发展分区和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参照,运用空间转移矩阵、Dagum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解析2000—2020年中国农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并识别关键影响因子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近20年中国农业生产空间持续缩减的同时农业生活空间稳定扩张,农业空间整体沿胡焕庸线“西增东减”的分异格局凸显,第二级地势阶梯是农业空间结构转型的密集热点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寒区和东北寒区剧烈的农业扩张正在逐渐改变全国农业空间格局。(2)农业空间布局的区域不均衡性进一步扩大,演变过程的主体功能区“内/间”差异显著,城市化地区-非城市化地区间的差异是全国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农业空间在非农产品主产区中的演化态势严峻,西北生态保护与农业开发、东南城镇发展与农业保护间的矛盾突出。(3)农业空间结构转型是自然地理、交通区位和社会经济因素协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各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差异明显,全国农业空间格局由多个不同尺度的空间过程共同形成。未来中国农业发展战略...     

天津市农业生态价值测算及其贡献分析(英文)

农业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同时还具有非经济价值,而估算农业的非经济价值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把农业的价值分为生产产品价值和生态价值,并采用具有权威性的生态价值测算思想,即Costanza等于1997年提出的方法作为估算农业生态价值的方法依据,同时,由于该项研究也受到了不少严厉的批评,如由于某些数据存在着较大偏差,导致对耕地生态价值的估计过低,对湿地的生态价值估计又偏高等。因此,进一步借鉴谢高地等于2003年针对Costanza等的不足,在参考其可靠的部分成果的同时,基于对我国200位生态学者的问卷调查,制定出我国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的当量因子表。以此表为基础,结合天津市实际形成适用的生态价值测算方法,采用官方统计数据实际测算了天津市农业生态价值。结果发现2012年天津市农业生态价值的现实值为1112.01亿元,是当年农业经济价值375.60亿元的3倍。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环境一经济空间格局——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英文)

基于中国1985～200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工具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废气污染、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变量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EKC转折点并没有出现在过低的水平上;其后基于检验结果探讨了我国环境-经济空间格局,部分东部发达省区已经越过或接近3种污染物EKC的转折点,然而我国大部分的中西部省区并未越过EKC转折点甚至距离较远。目前我国仍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在减排方面需要花费巨大的经济成本。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应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因地因时制宜。     

基于定位大数据的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简称“贫困片区”)是我国人口流动剧烈区域之一,目前关于揭示贫困片区人口流动规律的研究尚不多见。该文利用2019年春节前后实时动态腾讯定位大数据与社会经济指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并进行耦合分析,揭示14个贫困片区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总体上贫困片区人口流出明显,呈现出东、中部片区人口流出活跃,西部片区人口流入一般活跃的格局,且东、中部片区的净流出量明显高于西部片区的净流入量。(2)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三次产业发展以及贫困人口数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大,其中,二、三产业发展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而教育资源供给矛盾、贫困人口多、第一产业附加值低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影响因素。(3)东、中部片区人口流出主要缘于贫困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不足,西部片区人口流入主要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多的影响。最后提出贫困片区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发展建议。     

中国交通CO2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201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构建交通CO₂排放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交通CO₂排放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取“由大到小”逐步回归的建模方式,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引入时间固定效应,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交通CO₂排放的社会经济、城市形态、交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中国交通CO₂排放总量和人均交通CO₂排放量分别以9.29%和8.69%的年均增速增长,前者的区域差异呈先增后减趋势,后者的区域差异则首先呈周期性波动,而后一直保持减少趋势。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交通CO₂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交通CO₂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城市人口密度对交通CO₂排放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应加强对城市人口密度的规划控制,以避免因人口过度集聚而额外增加产生交通CO₂排放。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对交通CO₂排放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小汽车拥有率对交通CO₂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

应用空间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分解及面板模型等方法,对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省际差距整体趋于缩小。其中,“九五”时期不断缩小,“十五”时期波动变化,“十一五”时期快速缩小,“十二五”时期趋同发展;②四大区域之间的人类福祉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但其贡献率总体呈递减趋势,而区域内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西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最大但降幅明显,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先扩大后降低,中部、东北地区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相对较小且不断缩小;③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同向扩大。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均可提高中国各省的人类福祉水平,但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提高卫生经费占比的增长率可降低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但却能有效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福祉差距。提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转移支付,既能提高中国各省区的人类福祉水平,又可起到促进地区之间福祉均衡作用。     

中国中、东部典型样区不同发展水平下土壤与土地利用多样性的对比分析(英文)

Two typical provincial capitals (Nanjing and Zhengzhou) and two counties (Rugao and Yuanyang) in east (Jiangsu Province) and central (Henan Province) China were chosen respectively as the developed and less developed comparative cases for pedodiversity and land use diversity correlative analysis by borrowing the recently better developed pedodiversity methodology.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was worked out us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1986-1988, 2000-2001 and 2004-2006) for these studied case areas before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nstituent diversity index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diversity index modified after Shannon entropy in 2 km×2 km grid scale of the soil and land use pattern were conducted and then a connection index was propos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land use diversity.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years from 1986 to 2006, the composi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land use pattern had changed greatly. The agricultural land area of all the studied case areas decreased obviously in which Nanjing has the highest decrement of 895.98 km 2 mainly into urban use while the other land use type area changes show the same trend. The connection index of four typical soil family types and typical urban land use types, i.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ransportation land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 all increased in this period. In the studied case areas, there is the highest soil constituent diversity in Zhengzhou at 0.779 while the simplest soil constituent diversity in Rugao at 0.582. Meanwhile we have higher land use diversity in the more urbanized Jiangsu Province than Henan Province, Nanjing is ranking the first that has been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three periods at 0.366 in 1986-1988, 0.483 in 2000-2001 and 0.545 in 2004-2006. Finally, the connection index figure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land use diversity of the studied areas were compared to show the similar phenomenon that this figure grows fastest in Nanjing followed by Zhengzhou and other pl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