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主要城镇人口的变化

滇越铁路是云南省的第一条铁路,同时也是我国第一条国际干线,云南省最早、最为显著的城镇化过程就发生在滇越铁路运营前后几十年间。通过收集1890年以来长期的历史数据资料,分析了滇越铁路修建时期和兴盛时期沿线城镇人口的变化情况,为研究云南省的城镇化问题提供基础资料。研究结果表明:1910年该铁路的建成运营大大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1910—1932年滇越铁路沿线主要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均在30%以上(除建水外),最高个旧为776.1%,最低马关为30.0%,均远远超过同期中国人口增长率11%的平均水平;尤其个旧的非农业人口从1908年的50000人(总人口72000人),增加到1910年的62580人(总人口80410人),城市化率从69.44%增加到77.83%,年均增加2.8%。     

城镇化水平测定方法构建与案例

城镇化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指标,其测定方法还不甚完善,对其进行研究成为科学评价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课题。城镇与乡村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人口的集聚程度、人口的职业构成、土地的利用方式,因此,在既有城镇地域界定标准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密度、非农业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等指标作为判断不同政区是否成为城镇地域的基本指标。通过层层设置临界值,合理地界定了城镇地域范围,并核定了城镇人口,为科学计算城镇化水平提供了依据。以曲阜市为实例,对上述标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城乡划分标准合理,结果符合实际,同时计算简便,利于应用。     

基于人口变化的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特征和机制研究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考察东莞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东莞城镇人口在规模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不同类型增长城镇与收缩城镇的产业经济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因素和机制。研究表明,东莞总人口规模趋于波动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呈现出外来人口市民化加快、男女性别失衡加剧、人口年轻化与高学历化的转变;增长类型城镇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收缩类型城镇则面临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空间上呈现“北增长-南收缩”的格局,形成了中部增长、西北部和东南部收缩的城镇集中片区;而宏观经济波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投入、地方发展方式影响着东莞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收缩。     

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城镇化水平研究：以新源,乌苏,吉木萨尔三县为例

城镇化水平是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中一个重要的量化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从城镇化涵义入手规定理论上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提出求算实有城镇人口的公式Ｐ＝Ｎ．Ｋ，即利用城镇非农业人口数为基数Ｎ，再依据各县实际情况确定系数Ｋ值，二者相乘作为县域实有城镇人口Ｐ，以此测算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比较贴近实际，并证明它是目前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干旱区城市水资源问题与对策——以新疆为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化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建国以来,我国干旱区城市化的进程十分迅速,不仅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大大增加,城镇的规模迅速扩大,城镇的职能和城镇的地区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4年与1957年相比,新疆城镇人口纯增加255.17万人,增长2.71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6.9％上升到26％。1万人口以上的城镇数量,由1957年的18座增至1984年的51座,其中乌鲁木齐     

鲁西北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

一、城镇的现状特点 鲁西北经济区是山东省内综合经济区划体系中的一个二级经济区,包括德州和聊城两个地区的21个市、县。总面积2.14万平方公里,1985年总人口1033.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46.3万人,非农业人口87.6万人。城镇总数为99个,其中城市3个,县城18个,县属镇78个。城镇驻地总人口114.0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9.58万人。从城镇群体的发展与布局来看,鲁西北经济区城镇现状有以下四个特点:     

基于多源遥感的聚落与多级人口统计 数据的关系分析

在四川省市州、区县和典型村等三级尺度上,探讨了基于多源遥感的聚落面积与多级人口统计数据的关系。首先,从LANSAT TM影像中提取农村和城镇聚落信息,从Quickbird 影像上提取农村聚落及其房屋地基信息。其次,通过叠加统计得到各级统计单元内的聚落面积;再次,在四川省市州和区县尺度上,分别对城乡聚落面积和总人口数、城镇聚落面积和非农业人口数、农村聚落面积和农业人口数等进行相关性分析, 城镇聚落和非农业人口数的相关系数最高,分别为0.962和0.791,并建立了基于城镇聚落面积的非农业人口数估算模型,其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926和0.625;最后,在村级尺度上,对农村聚落及其房屋地基面积与农村人口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806和0.825,分别建立基于农村聚落及其房屋地基面积的农村人口数估算模型,其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65和0.68。研究表明,LANDSAT TM适用于大尺度的非农业人口估算,估算效果随尺度的降低而有所降低;Quickbird适合于精细尺度的农业人口估算。     

印度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印度1981年的人口统计结果表明,他在70年代(1971—1981年)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城镇化加速发的过程,以下表格和地图表明,城镇人口增长力主要出现在原有的城镇聚落系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口增长是新建城镇的。     

南疆铁路沿线城镇规模及增长极研究

利用南疆铁路沿线37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城镇人口和10项社会经济数据,对南疆铁路沿线城镇按人口规模进行等级划分,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增长极类型分类。研究结果显示:(1)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呈现不连续分布的状态,5个地州首府所在城市人口规模均超过20×104人,剩余32个县级政府所在的建制镇,除库车县城过5×104人外,其余县城人口不足5×104人,其中9个县城人口不到5 000人。(2)南疆铁路沿线城镇可以划分为工业增长极城镇、工农业复合型增长极城镇、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方性增长极城镇等类型。(3)南疆铁路沿线城镇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城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农业的发展,加工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还较低,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州首府所在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     

我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

解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较低。1982年底市镇总人口21 15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0％。但其中包括了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如以市镇总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2％。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也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通常高于20％,如非洲为26％,拉丁     

城乡地域划分和城镇人口核定研究——以常熟市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地域划分和城镇人口核定缺乏统一标准,不利于客观评价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该研究首先提出了城乡划分的标准和方法,即以居委会、村委会为统计单元,以建设用地占地块总面积之比作为主要判别标准,以相对人口密度作为次要判别标准,结合地块与地块之间的连接状况,判别城乡地域并核定城镇人口.并以常熟市为案例,对上述标准和方法进行检验,全市城镇区用地271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25.33%,城镇人口53万,占全市总人口的50.33%,符合常熟的实际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城乡划分的标准合理,符合客观实际,同时操作简便,具有在大范围推广的价值.     

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构成的变动规律

基于熵值法提出能够衡量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构成多样性的生态足迹构成指数和生物承载力构成指数两个新概念,计算并构建了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指数和生物承载力构成指数较为理想的ARIMA预测模型分别为ARIMA(2,1,1)、ARIMA(1,1,1).结果表明,2006～2010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指数将在波动中有所下降,生物承载力构成指数持续下降,未来4年可持续发展潜力在波动中也将有所降低.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指数与10个驱动因素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发现,正相关因素依次为城镇人口、第一产业产值、总人口、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三产业产值,负相关因素依次为政府消费、农业人口、居民消费、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     

切实解决好我国将面临的几大人口问题

在21世纪头20年内，我国将出现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四次出生人口数高峰期、劳动适龄人口数高峰期、城镇人口数高速增长期，并面临202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高速增长期。这种人口重大变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状况，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迫切需要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新疆小城镇人口规模预测

小城镇人口的发展对新疆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人口变动的各种信息将对新疆城镇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在对人口预测的主要方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指数法、增长速度法和灰色系统GM(1,1)模型等对新疆小城镇2010、2015和2020年的总人口进行了预测。由于近年来新疆经济的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也将加快,小城镇人口将会出现较快的提高。故而,在综合考虑新疆小城镇人口发展的多种因素及未来新疆城镇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针对各种预测方法的优缺点综合得出了新疆小城镇2010、2015和2020年的总人口数量。     

中国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形成机理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2)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3)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4)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

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采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从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视角,系统分析1982-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的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在不断提升。2015年镇化水平为41.8%,2010-2015年期间镇化贡献率为55.1%。②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镇化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城化主导型县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城市群地区,在全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小。③ 展望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应加强探索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域分异的差异化小城镇发展模式。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黑龙江省内部中长期城镇人口迁移行为分析与建模

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异与影响机制一直是人口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社保关系转移视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究黑龙江省城镇工作人口省内的中长期迁移规律与时空分异特征,并且结合人口推拉理论与OD模型,综合考虑经济和就业政策因素,建立了能够反映以社保劳动关系转移为基础的中长期人口迁移动力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社保关系的城镇工作人口迁移符合截断指数幂律分布,呈现列维飞行特点;该省省内人口迁出呈现多层级跨区域分布格局,人口迁入呈现“四核心-环东南”格局,人口迁入与迁出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黑龙江省边境城市人口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城镇职工迁移行为的无序性不断加大,迁移的频率较高;但是经过通过模拟,该省城镇职工的迁移系统趋向于平衡发展。     

中国建制镇的形成与发展(续)

五、建制镇预测与规划 1、人口城市化水平预测 (1)指标选取 为了确保资料的系统性、可比性和有效性,我们选择1983～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公安部统计的市镇非农业人口及其比重为原始数据,然后按第四次人口普查第二统计口径(将设区的市的市辖区人口、不设区的市的街道办事处人口以及镇的居委会人口统计为市镇人口)进行调整,以此作为城市化水平基本预测数据,其调整系数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第二统计口径市镇人口比重除以当年市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即26.41÷18.7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