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时空动态特征与振兴对策研究——基于种群生态学视角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类型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基于种群生态学视角,将全部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视为共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库的特殊种群,描摹种群时空动态特征,分析种内个体关系特征;引入三维魔方图方法,借鉴动植物生活史对策和协同进化论,确定村庄所属对策者类型,分类设计振兴策略。结果表明：① 就过程特征而言,2003—2020年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数量和结构变化的三阶段特征显著,已发展为总数达8173个、表型有11种的稳定型种群;② 就空间特征而言,该种群始终成簇分布在地理边缘,主要聚集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地势阶梯过渡带和省际交界地区,形成了1个三角形结构;③ 就关系特征而言,该种群内个体按功能性状分为文化多样性保护型与文化旅游业发展型,按集群效应分为弱、强两种类型,按共生关系分为不显著型与显著型,则有8种组合类型;④ 就振兴对策而言,种内个体据其关系特征组合和能量分配方向,分属M-对策者（6386个）、L-对策者（511个）和S-对策者（1276个）,相应采用“保护文化基因载体”“提高竞争扩散能力”和“建立互利共生关系”策略。聚焦典型地理种群,从个体表现型深入到基因型是后续研究方向。     

乡村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

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底层与基座,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考量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替代传统乡贤成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探究其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政治能人—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关系和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构了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评指标体系,以甘肃省金昌市139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139个行政村中,“内生”型（En型）和“内生+嵌入”型（En-Em型）村庄分别占45.3%和54.7%,两类村庄中,内涵特征指标值差异较小,而外延指标值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大;② 产业融合以中低水平为主,且En-Em型村庄产业融合的基础、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均好于En型村庄;③ 单因子探测显示两类村庄乡村产业融合受外延因子的影响较内涵因子大,且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显示内涵因子在En型村庄中的作用较En-Em型村庄强,而外延因子相反,表明嵌入型政治能人治理能力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较为显著。     

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打造高品质旅游集聚地并构建多站点景区游览环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论文基于2006—2018年288个城市评选的最高级别景区——“5A”景区的数据,将“5A”景区划分为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3类,借助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了“5A”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探讨了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国“5A”景区存在“东中集聚、区域失衡、禀赋不一”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类景区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高级别景区能显著推动本城市的旅游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合作与空间竞争效应。其中,同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竞争效应,且主要表现为对同类型景区间的竞争,竞争范围为0~400 km;跨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合作效应,且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间的合作与互补,最优合作范围为200~400 km。最后,对比各省域内部景区空间分布发现,同一省域内城市多以自然类或人文类“5A”景区中的某一类景区为主,即同一省域内部可能存在针对同类景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研究结论将为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黑土粮仓全域定制模式的理论基础与技术路径

东北黑土地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压舱石”。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部分地区黑土地退化严重,影响局部区域粮食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粮食供需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亟需着眼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局,寻求系统性、科学性和经济性的解决方案。黑土粮仓全域定制模式以地理学综合思想为指导,系统诊断黑土地退化的关键问题与主导因素,构建多尺度联动、多要素耦合、多技术协同的黑土地保护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解决方案。该模式依托“星—空—地—网”立体监测系统,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域定制平台,构建3个不同尺度策略：① 市域尺度实施“分区施策”,制定服务于黑土保护的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和全域农业区划方案等;② 村域尺度实施“依村定策”,制定不同类型村庄的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③ 地块尺度实施“一地一策”,提供黑土保护与种植管理等土壤修复和产量提升精准策略。在齐齐哈尔市开展“市域—村域—地块”多尺度的方案验证与集成示范,以破解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难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为中国和全球黑土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小城镇特色要素定位方法及实证研究——以安徽省15个特色小城镇为例

特色化发展模式对助力小城镇突破发展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到中宏观视角提出“特色识别—特色优势度评价—特色综合定位”逻辑框架,构建“特色三步定位法”：① 特色识别基于多种传统方法及文本大数据处理,依据特色要素类别进行差异化方法构建;② 特色优势度评价主要根据不同特色要素类别选取不同指标或方法,采取同市域同类别横向比较的思路构建评价体系;③ 特色综合定位是结合国土空间类型分析,依托“自然要素类—文化要素类—区位要素类—产业要素类”的优先贯序构建方法。此外,以安徽省15个国家级特色小城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检验了“特色三步定位法”的可操作性及实践指导作用,并发现两成案例地特色要素定位不准,根源在于特色要素定位方法及技术规范的欠缺。未来,建议特色小城镇及时检验当前主导特色,其他小城镇需以特色要素准确定位为前提进行特色化开发。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研究

村庄分类作为乡村地区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的科学手段,是认识和明晰区域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综合考虑地方主观发展意愿,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框架,按照“政策影响?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村庄类型,并以西峰区100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梳理现有政策文件,识别出54个村庄的类型,这部分村庄特征相对显著;其余部分村庄通过“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耦合分析,确定其发展类型;(2)村庄发展潜力与在地发展意愿不完全耦合,其中“高潜力-低意愿”及“低潜力-高意愿”各占39.13%和6.52%;(3)西峰区村庄最终分为就地城镇化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及搬迁撤并类等六种类型,论文据此提出相应的乡村振兴途径及措施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及提升路径——以浙江金华陈界村为例

农旅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引擎,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下的旅游产业差异化、合作化、创新化发展,基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特征,梳理乡村社会关系转型要素构架,构建农旅融合视角下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外缘关系综合作用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五缘增上”机理模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结合GIS空间分析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中的社会关系特征,总结得出：乡村社会的五缘关系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反馈,亲缘关系趋向功利化,但仍占主导地位,非亲缘关系正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最终,从乡村五缘互补发展路径、乡村人才凝聚振兴路径、利益联合共同信任路径三方面提出发展意见,助推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 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 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 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