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站可达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分异研究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迅速发展,高铁站可达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问题。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论文首先系统揭示了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然后通过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高铁站可达性指标,并选取2010—2017年全国地级市数据,基于邻近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开展了高铁站可达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分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层面,高铁站可达性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② 区域层面,高铁站可达性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对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则不明显;③ 时间维度,分2010—2014、2010—2015、2010—2016、2010—2017年几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2017年的空间溢出效应开始减弱。优化新增高铁站区域布局、统筹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缩小的重要途径。     

2015—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制图及时空特征分析

持续地开展国家尺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遥感监测对于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和“美丽中国”蓝图绘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本文采用Landsat 8 OLI、GF-2等卫星遥感数据,融合遥感大数据云计算和专家知识辅助人机交互解译方法,研发了中国土地利用变化（2015—202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CLUD 2020）,建立了完整的30 a（20世纪80年代末—2020年）每隔5 a的30 m分辨率中国土地利用动态数据库。基于CLUD 2020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尺度揭示了2015—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规律、区域分异和主要特征。研究表明：将遥感大数据云计算生成的30 m分辨率植被覆盖变化和地表类型变化检测信息融入到人机交互遥感解译方法,可有效地提高大范围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制图的效率和变化图斑辨识的准确性;精度评价表明,CLUD 2020一级类型制图的综合精度达95%。总体上,全国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与2010—2015年比较进入相对稳定状态。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仍保持减少态势,空间分异特征为耕地南减北增,东北松嫩平原及其与三江平原交界区大规模的旱地向水田转移,西北新疆南部开垦和北部退耕/撂荒并存;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增加,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由以往的沿海地区和超大、大城市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小城镇周边蔓延为主。全国范围的林草自然生态用地面积持续减少,但强度与2010—2015年比较有所下降;受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河流湖泊等水域面积显著增加。以上土地利用变化格局与“十三五”期间国家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宏观战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宁杭城市多时空尺度居住空间分异与比较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根据克鲁格曼的“两个自然”理论,运用空间统计SDE方法,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基于中国国土空间特征椭圆系列——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地形分布椭圆、人口分布椭圆等,在空间上定量刻画了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并为分析经济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方法参考。主要结论如下：① 在“两个自然”的分异作用下,中国经济空间分异主要以东-西方向为主。相对于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地形分布椭圆明显偏西,长、短轴均明显减小,这反映出中国高地势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中国人口空间分布靠近东部地区,其椭圆长、短轴长度均显著减小,充分表现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聚集特征;② 国土地形等“第一自然”要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作用显著。人口分布椭圆对于地形分布椭圆的空间分异系数为89.55%,其93%的空间展布范围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且分布轴线基本与胡焕庸线平行;③ 在“第二自然”聚集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城市体系人口、GDP主体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方约20%的大陆国土面积上,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从“第一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异和控制作用来看,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特别是西北侧地区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同时,由于区域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的空间差异性,区域发展的过程也呈现不平衡的特征。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可通过重点培育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向中西部发展;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人口向GDP分布椭圆北部地区流动、聚集,发挥人口的红利作用,推进经济增长由南向北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空间分异及机理

作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的关键环节,交通枢纽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保障。高铁枢纽承载着“时空压缩最后一公里”效应,是构筑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关键。首先诠释了高铁枢纽“时空压缩最后一公里”效应原理,其次构建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指标体系,进而对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高铁枢纽的接驳—集疏运绩效进行测度,并分析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最后揭示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等级分异呈“橄榄型”结构,即优质绩效和一般绩效的高铁站数量较少,良好绩效和中等绩效的高铁站数量较多;② 地带分异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格局,而城市群分异则呈“核心高、边缘低”格局,且9个评价指标值空间差异明显;③ GDP、城镇化率、城市等级、车站客流量和发送班车次数是影响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的关键驱动因子;同时,优质、良好、中等和一般等不同等级绩效的关键驱动因子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黄河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DMSP/OLS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

科学估算并动态监测长时间序列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发展态势,是制定、实施及评估地区碳减排策略的科学依据和基础保障。基于构建的长时间序列可相互比较的DMSP/OLS与NPP/VIIRS两种夜间灯光数据集,本文模拟了2000—2018年黄河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从流域地理分异的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18年黄河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呈现总量不断上升但增长速率下降的态势,整体表现出收敛趋势,但还未达到碳峰值;流域内部碳排放总量呈中游>下游>上游的地理分异特征。② 以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为串联的核心城市形成了若干规模不一的高密度碳排放中心。③ 黄河流域碳排放呈显著的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并形成了以晋陕蒙资源型城市为依托的中上游碳排放高-高集聚,以及上游甘青宁地区为主的碳排放低-低集聚。④ 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始终最强,其次为城镇化水平与人口规模,“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所主导的交互作用是导致碳排放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构建流域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出发,结合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特点与经济社会特征,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关系,分区施策与分时施策并行,对实现以碳减排为目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基于PSR框架的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化敏感性评估

沙漠化敏感性是测度区域沙漠化可能性的关键指标。鉴于沙漠化敏感性研究“重评价、缺框架”、“重格局、轻变化”的研究现状,本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分析框架,构建了“气候条件—地表覆盖—植被恢复”沙漠化敏感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了2000、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除流动沙地(丘)外)沙漠化敏感性,结合县域人口密度开展了区域沙漠化防治分区。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研究区以中度敏感区为主(27.04%),其次为轻度敏感区(25.53%)、不敏感区(22.96%)和高度敏感区(20.82%),极敏感区占比最小(3.65%),沙漠化敏感性呈现出中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格局;2000-2015年间,内蒙古自治区9.20%的土地沙漠化敏感性等级降低,24.83%则趋于增强。研究区可划分为生态保育区、沙化治理区、综合发展区和生态移民区四大沙漠化防治区。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城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变状况和演进趋势。该文采用1986年、2000年两期TM图像解译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建成区及其空间结构演进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自然环境、交通等因素对城镇空间分布和演变的影响;结合宏观背景,阐述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空间结构重组趋势,并提出重组对策。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对江苏省PM2.5浓度影响因素的分析

采用克里金插值法分析2014年江苏省PM_2.5浓度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计算PM_2.5浓度与影响因素间关联度,分析主要影响指标因子与PM_2.5浓度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① 江苏省PM_2.5浓度具有沿海低、内陆高,南部高、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PM_2.5污染来源指标层的权重值最大（w_i = 0.4691）,空气质量与气象要素指标层的权重稍大（w_i = 0.2866）,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层的权重值最小（w_i = 0.2453）;③ 在27个指标因子中,与PM_2.5浓度关联度为中度的仅有公路客运量、房屋建筑施工面积、园林绿地面积、人口密度等4个指标因子,PM_2.5与其余指标因子均呈强度相关联,其中与PM₁₀、O₃、降雨量、公路货运总量、地区工业总产值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关联度较高;④ PM_2.5污染源指标层与PM_2.5浓度关联度值较大的城市分别是南京、无锡、常州、南通、泰州市;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指标层与PM_2.5浓度关联度值较大的城市分别是徐州、苏州、盐城、常州市;空气质量与气象要素指标层与PM_2.5浓度关联度值较大的城市分别是盐城、扬州、常州、南通市。综合分析可知,影响指标因子关联度值与PM_2.5浓度空间分布有较好相关性。研究表明,灰色关联模型可有效分析影响PM_2.5浓度的主要因素,能对PM_2.5浓度影响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利用2000 和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 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 个百分点;② 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 和1.3 个百分点;③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④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⑤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⑥ 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 大类、20 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

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城镇化和粮食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9年淮河经济带各市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进入协调发展区间的城市已由2000年的8个增加到2019年的26个。虽然城镇化、粮食生产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但也都呈现出日趋缩小的态势。除城镇化先行发展的少数港口和矿业城市外,早期城镇化受阻是制约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目前只有8个农业大市城镇化相对滞后,说明城镇化与粮食生产可以实现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