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市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往关于作案地选择的研究,缺乏考虑不同属性群体间的空间差异。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基于不同年龄属性的视角,进行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犯罪防控建议。研究发现：① 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即少年抢劫者趋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和中小学密集区作案,而年轻的成年抢劫者仅趋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但成年抢劫者的作案地却偏向于客运站所在社区及其周边地区。② 年龄相关的活动节点、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和青少年人口比例是形成这种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对犯罪防控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在青少年抢劫者频繁作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调控网吧、酒吧等年龄相关活动节点的数量。② 在成年抢劫者作案密集的客运站及其周边社区,规划一定数量周围人口的持续存在,以发挥出更好的监护作用。③ 在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通过问题青少年的摸底调查,加强精准引导与帮扶。论文首次验证了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差异及成因,并在理论上弥补了犯罪者作案地选择缺乏细分人群的不足。     

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居住社区、作案社区及出行物理障碍的综合考虑

从犯罪出行距离的角度研究犯罪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犯罪发生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作案社区的特征对犯罪者出行距离的影响,尚未综合考虑作案地、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差异及出行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影响。论文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为例,构建考虑个体层与作案社区层特征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作案社区层,个体层的变量对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更大;② 出行物理障碍变量会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犯罪出行跨越的物理障碍越多,则出行距离越远,且它会影响作案社区中地铁、超市、银行对犯罪出行距离的作用;③ 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之间的环境差异对犯罪出行距离有影响,居住社区中的公交站、学校、超市越多,地铁站越少,犯罪者的出行距离越近。研究结论可以为犯罪者的地理画像与警务防控提供理论支撑。     

警用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及空间差异 ——以苏州市姑苏区为例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的警情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警用治安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结果表明,视频监控对犯罪具有明显的抑制性作用。在案件类型上,视频监控对盗窃类案件的防控效果较好,但对盗窃电动自行车、盗窃电动车电瓶的防控效果较小。在时间维度上,与节假日相比,对工作日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与晚上相比,对白天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针对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所获取的重点区域,与警务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后发现,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与周边地理环境、人流密集程度、警务情况等密切相关。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

入室盗窃影响人们的居家安全,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但能结合中国国情,细化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影响的研究尚未多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ZG市226个派出所为例,采用2014年入室盗窃警情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路网数据,重点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两大维度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等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对入室盗窃率起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吸引犯罪者,成为作案目标,而原公有住房因子则能降低入室盗窃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房类型所呈现的风险收益比影响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入室盗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理性选择倾向于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原则。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防控和警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基于犯罪模式理论的犯罪出行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春市南关区扒窃为例

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 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 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 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犯罪地理学领域存在“街道眼”理论、防卫空间理论、破窗理论、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多种观点,但在开放与封闭谁更有益、设计与管理谁更重要、以及客观犯罪行为与主观安全感知的影响机制差异等问题上仍有争议。本文整合北京市的大样本调查、刑事案件及空间数据,系统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社区出入控制有助于提升居住安全感,并能抑制小尺度上的犯罪活动,但封闭式居住小区存在犯罪现象的“挤出效应”,无法有效削减较大空间尺度上的犯罪总量。② 人流活动密集、城市功能集中、可渗透性较好的开放性空间对增进居住安全感具有正面影响,但由于为罪犯提供了更多作案对象和逃逸机会,助长了犯罪活动的发生。③ 城市环境的管理维护比设计建设环节更能增进居住安全感,也是在较大尺度上阻遏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主城区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CD

为了分析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论文收集了北京市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和2019年同一时期的入室盗窃案件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PAI(predictive accuracy index)指数等方法比较了疫情防控前后犯罪热点的变化,从路网密度、POI多样性等环境特征以及发案地点、重复作案等角度对发生明显变化的犯罪热点的环境特征和案件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疫情防控措施对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1)疫情发生后,北京市主城区内的入室盗窃类案件数量大幅下降,2020年一级响应期间的日均发案量较2019年同一时期降幅达66.8%;(2)2019年出现的8个主要犯罪热点在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呈现出明显衰减现象,其中5个热点基本消失,3个热点有所减弱;(3)出现衰减的热点普遍具有交通便利性好、要素多样性高、发案地点集中、犯罪人重复作案明显等特点;(4)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等措施对犯罪人的作案机会形成压缩、公共场所的实名查验对犯罪人的匿名性形成削弱是疫情期间犯罪数量下降和热点效应衰减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犯罪预防和警力资源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地理学视角下犯罪者行为研究进展

犯罪地理学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关注犯罪现象的格局、过程与机理,沿着“揭示问题、服务安全、解决问题”的思路,去破解复杂的社会难题,并在公共安全和犯罪防控领域贡献力量。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犯罪出行、犯罪空间决策、重复犯罪三大研究主题出发,综述了国内外犯罪者行为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如：①犯罪出行方面发现了就近掠夺和外出犯罪的空间模式;不同犯罪类型的出行距离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犯罪出行距离受犯罪者个体特征、地理特征、犯罪收益和情感因素的影响。②犯罪空间决策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犯罪者空间意识的影响。③重复犯罪存在时空聚集性和时空临近性。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理论与经验引介,犯罪时空分布、形成机理与空间防控,以及犯罪模拟与预测方面,而地理学视角下犯罪者行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许多空白亟需填补。总体而言,在犯罪者研究领域,仍存在以下3点不足：①在犯罪出行方面,综合的视角不多;②在犯罪空间决策方面,尚未涉及犯罪空间决策的时间差异及形成机制;③在重复犯罪方面,尚未考虑过去的犯罪活动和经验。最后,论文从视角、内容、方法及应用上提出未来的研究重点：注重综合性视角的实证分析;开展针对犯罪团伙的研究;合理利用大数据分析犯罪者行为的规律、过程和机理,避免导致推理错误;注重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满足国家社会治安的重大需求,并提升犯罪地理学的学科价值。     

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及社会解组的调节作用——兼论街道眼理论与防卫空间理论的适用性

为揭示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的分歧源头和适用条件,论文以北京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整合法律文书、定位服务、街景图像、兴趣点等多源大数据,将犯罪机会与社会生态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以及社会解组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密度、功能混合度、路网密度、沿街通透性等可渗透性特征与盗窃密度整体呈现正向关联。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社会生态分异而变化,随着居住不稳定性、途经人员流动性、就业人员流动性、人口异质性、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等社会解组程度的加深,可渗透性环境的犯罪引致作用将不断放大,防卫空间理论更具适用性。而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社区中,街道眼能够发挥自然监控作用,街道眼理论的解释力更强,现实生活中该类社区仍属少数,盲目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方法恐会加剧安全风险。     

城市微环境与盗窃犯罪关系研究进展

城市微观社会环境和微观建成环境（即“城市微环境”）失序是影响盗窃犯罪时空格局和形成机理的两大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犯罪的机会、成本和手段,掌握微环境与盗窃的关系是CPTED、犯罪地理学的核心内容。本文聚焦国内外城市微环境与盗窃关系的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影响盗窃时空分异的城市微环境特征,总结了微环境的测度方式。总体上有4类问题待解决：① 当前利用手机大数据求算的环境人口指标主要为人口数量和流动性,少有从人口属性、社交规律等方面深层刻画微观社会环境。② 缺乏对微观建成、社会环境的系统性整合,易导致伪相关或不相关。③ 西方犯罪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证研究不够充分,理论内涵和概念存在本土操作化困难,中国实证研究产生的“本土”知识对西方理论有补充性和挑战性,但还需“国际概念化”。④ 街景已被用于微观建成环境的虚拟测量,但随机选取测量地点的做法因未顾及微观社会环境的非均衡性而缺乏针对性。未来有4方面研究趋势：① 与公安部门紧密合作,结合敏感数据,刻画微观尺度人口属性、社交规律等特征,拓展“风险人口”的概念外延,准确反映微观社会环境,开展理论和政策导向的实证研究。② 耦合微观社会和建成环境,从社会、环境、行为等多维理论层面辨析两种微观环境的互嵌依据和耦合路径,诉诸“大”数据刻画“微”环境,探索微环境对盗窃的条件交互机制和尺度依赖性。③ 把握犯罪学理论内涵,兼顾中国城市社会情境,开发理论核心概念“本土”操作化新可能。④ 持续发展基于街景的远程化、虚拟化、自动化、智能化建成环境观测手段,注重针对性采样和系统性整合研究。     

基于网络形态的街道空间环境与“两抢一盗”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S市原DP区为例

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278个城市社区的实证分析

利用CGSS、POI、道路网等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中国城市建成环境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总体来看,混合型、密路网、紧凑型的建成环境对个体的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街道眼”的保护机制并非是自动产生的,唯有在社区凝聚力较高、人口构成较为同质的社会环境下,传统城市空间形态才能起到增进居住安全感的作用。因此,不应把当前“窄马路、密路网、开放型”的规划转型仅仅视为一项空间设计工作,而须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以使“街道眼”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研究

综合治理城市犯罪的空间盲区,是解决城市犯罪问题的有效途径,其研究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利于预防和控制犯罪,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方法,为犯罪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根据空间盲区的形态、性质和对犯罪的影响,将城市犯罪的空间盲区划分为公共、非公共、边际、移动和虚拟空间等5种类型。在述评国外城市犯罪空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综合治理的理论平台,论证了空间盲区综合治理的不可替代性,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基础理论要点和应用理论要点。空间盲区的形成有一系列深刻的空间区位因素,其综合治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方向,核心研究内容为5类空间盲区综合治理的途径、实施方案和措施。还提出了综合治理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关键技术。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