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丽江纳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云南纳西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古老、神奇而又灿料的东巴文化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应充分挖掘，为发展旅游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论民族聚落地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影响与文化聚落类型

本文是对居住在贵州东南部亚热带山地的苗族侗族两个民族聚落地理形特征形成的文化背境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传统文化特征的不同导致聚落在分布、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差异,最后根据文化在聚落中的表现划分了辐聚型和辐散型两个文化聚落类型,并分别作了讨论。     

竺可桢教授对地理学史研究的贡献

本文从探空史、气象学史、气候学史、物侯学史、军事地理学史、数理地理学史以及科学家评介、自然科学史理论等几个侧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竺可桢教授在地理学史方面的贡献.以此纪念竺可桢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论民族聚落地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影响与文化聚落类型

本文是对居住在贵州东南部亚热带山地的苗族侗族两个民族聚落地理形特征形成的文化背境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传统文化特征的不同导致聚落在分布、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差异,最后根据文化在聚落中的表现划分了辐聚型和辐散型两个文化聚落类型,并分别作了讨论。     

西部民族经济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针对西部民族经济区特色优势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从特色优势产业的界定、甄别和战略导向3个方面入手,逐层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在西部民族经济区特色优势产业的识别上,要侧重于"特色"+"优势"耦合过程中两者作用层面的不同;在西部民族经济区特色优势产业的选择上,设计了特色优势产业选择流程图,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解决了西部民族经济区特色优势产业的选择问题;在政策导向上,根据潜在优势向现实优势转化的路径,提出了两类基于产业选择的产业战略导向。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试论云南民族地理

本文试图探讨云南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所导致的民族源流的多元性、民族分布的复杂性、民族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民族社会发展的差异性这些在民族地理学中至为重要的课题。     

全球化背景下滇南山地多民族农业文化景观的演变及其民族共生关系响应——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山地多民族地区农业文化景观的演变与当地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密切相关。运用遥感、GIS技术,并结合田野调查,点面结合,分析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橡胶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受全球化的影响,西双版纳地区传统稻作文化正逐渐式微,因经济利益驱使导致橡胶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土地利用方式改变,这是橡胶文化景观兴起的主要空间演化机制。橡胶文化在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多样性的破坏,民族特色经济、文化的损害,民族发展互补性的减少以及民族经济共生关系的打破。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让位于经济利益,民族乡土社会结构受到冲击,民族共生关系受到影响,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橡胶文化景观上。通过研究文化景观演变与民族关系的关联,可以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的内涵,引入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来思考民族地区人地关系,扩展当今全球化变革影响下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在实践上为做好民族工作和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民族餐馆中的主客角色冲突 ——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文章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的2个纳西族民族餐馆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互动过程中存在多种角色冲突。除东道主和游客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现象外,双方之间还存在2种角色间冲突的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傣寨情趣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以傣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方，全州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人口有80多万，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傣族人婀娜多姿、温柔好客、能歌善舞，更使人流连忘返。     

慕尼黑的啤酒节

每年九月底，慕尼黑都有一个充满德国民族化色彩的OctoberFestival啤酒节。二百多年前，德国是一个群侯割据的松散王朝。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巴维日亚区域历来以农业为主，五谷丰登，牛羊成群。1810年，嗜酒成性的Maximilian王侯为了庆祝自己的婚礼，广邀各地英雄好汉到慕尼黑来进行赛马竞技。谁知一场马术比赛却演变成啤酒大狂欢。     

民族植物学与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1982年裴盛基教授首次将民族植物学的概念介绍给中国读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并率先在我国民族构成最多的云南省开展研究工作。过去2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丰硕的成果。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植物学的概念。新疆作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独特的生态环境。同时民族文化又呈现特殊性和多样性;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在植物资源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如民族医药、引种栽培、园艺、畜牧、饲用等方面。因此,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新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将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浅谈民俗文化传承的新时代意义

一、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传承民俗文化,是指民间与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约定俗成的风俗生活和文化的统称,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泛指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活动过程中所     

闽东畲族旅游"文化圈"的重建构想

闽东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地,民族色彩浓郁,但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建设却明显滞后,畲族文化旅游应成为闽东可持续旅游业的基础.为此,本文提出关注畲族旅游"文化圈"的建设意义和重建构想.     

牛年，牛精神——伟大的生命符号

牛是一种动物、牛是一种产业、牛是一种精神、牛是一种图腾、牛是一种文化符号、牛是一种心理诉求、牛是奉献的代名词,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响应和环境秩序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2)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3)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4)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