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变化

利用2000年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并与1995年土地利用矢量图进行GIS空间叠置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分析,判定石家庄市1995~2000年耕地变动的方向与类型,揭示了该区耕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变化特征,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动的经济、人口、政策等主要因素,并重点研讨了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变动的关系,阐明了石家庄市在目前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用地的基本特征与存在问题。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变化值得注意的两个特殊点是：石家庄市耕地占用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占地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52.3%,其次是农业内部调整占38%) ,与全国农业内部调整为耕地减少的首要原因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60%左右,建设占地30%左右) 不同;在石家庄市非农建设占地中,独立工矿用地占了较大部分 (40%)。     

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及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垦田和户口史料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北宋册载垦田数据的订正方法以及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和分配模型,重建了北宋4个时点的路域耕地面积。结果表明：①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1078年）的耕地总量分别为468.27×10⁶今亩、495.53×10⁶今亩、697.65×10⁶今亩和731.94×10⁶今亩,百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约2.64亿今亩;垦殖率从开宝九年（976年）的10.8%,增加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16.9%,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5.7今亩降至8.4今亩。② 从空间变化特征看,东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快的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约12.0%,北宋中期长江中下游平原局部地区垦殖率高达40%;其次是北方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5.2%,北宋中期黄淮海平原的土地垦殖率也超过了20%;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土地垦殖率仅增加1.2%,除成都府路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6%。③ 从评估结果看,本文所构建的路域耕地分配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误差绝对值小于20%的路域占总路数的84.2%,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北宋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福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人文驱动力研析

在分析1996～2004年福州市城市化发展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探求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选取代表性指标对建设用地和耕地数量与各自的驱动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构建了驱动模型。结果表明：（1）1996-2004年，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较大；（2）地均GDP的提高、GDP总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建设用地拓展的主要驱动力；（3）耕地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则是建设用地占用、粮食播种面积和耕地保护政策强度。     

大理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大理市1995年和2000年两期TM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在GIS分析工具支持下,对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5年到2000年这5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呈现出林地和草地减少、耕地和建筑用地增加的趋势,水域面积变化不明显;（2）土地利用年变化率为0．5％,其中以建设用地面积的年变化率最大为5．84％,耕地和林地的年变化率分别为1．85％和-1．41％,而草地和水域年变化率较小,分别为-0．7％和0．01％;（3）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主要呈现出林地和草地转化为耕地,耕地和草地转化为建筑用地,林地和草地相互转化的特点;（4）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不明显,总体上表现出林地占优势,耕地、草地、水域相当的结构特征;（5）自然条件对土地利用结构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而人口增长,政府行为决策和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     

1999-2013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时空演变格局

耕地复种是中国普遍的农业种植制度,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十分必要。本文基于1999-2013年1 km×1 km旬SPOT-NDVI数据和3期耕地数据,利用S-G （Savitzky-Golay）滤波方法,重建了农作物生长NDVI曲线;基于二次差分算法及相关阈值限定,提取了各时相复种指数;分析了1999-2013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时空变化过程。结果表明：① 中国耕地复种指数从北到南逐渐增加,其中种植制度上43.48%的耕地实行一年一熟,56.39%的耕地实行一年两熟,仅有0.13%的耕地实行一年三熟。② 1999-2013年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整体上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年均增加约为1.29%（P < 0.001）;但空间差异明显,复种指数显著降低（P < 0.1）的耕地仅占全国耕地的2.12%,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交界地区,安徽中部,四川的成都平原,江西的鄱阳湖平原,湖南的北部和南部以及广西的中部;16.40%的耕地复种指数显著上升（P < 0.1）,主要分布在甘肃的东部,陕西的渭河平原,山西的西部,河北、山东和天津交界处,山东的山东半岛和湖北的江汉平原。③ 耕地复种指数年际变化率与地形起伏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起伏度增强,复种指数上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复种指数降低。     

长春市耕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1988~2007年统计数据和土地详查与变更调查资料,分析了长春市19a间耕地总量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长春市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1988~2007年长春市耕地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②经济发展是长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③主成分分析中各因子的因子载荷除林牧渔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0.575外,其他均大于0.9;④耕地产出率与林牧渔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因子载荷相对较高。影响长春市耕地总量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可归纳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科技进步三大因素。     

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思考

一、长三角区域旅游的现状与优势 统计苏浙沪三地旅游市场，可见长三角区域旅游的以下特征： （1）规模大。据2004年统计，苏浙沪三地接待入境游客968万，占全国22％，国际旅游收入61．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23，7％。按全国排名，沪浙苏分别是第3、4、5位和第2、4、5位。2004年三地接待国内旅游3．38亿，占全国总量的30．7％，国内旅游收入3408．6亿人民币，占全国总量的72．4％，此外，苏浙沪三地每年还有超过1亿人次的居民出游量。因此，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接待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旅游客源输出地，在我国旅游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区域贸易视角下中国省域隐含土地流动研究

随着区域间的连通性不断增强,土地资源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间接使用在土地资源利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有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成果十分匮乏。本文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区域贸易的视角核算了中国2012年30个省份和8大区域的隐含土地的使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隐含土地流动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间贸易所占据的隐含土地量占全国土地总量的21.39%,各省平均38.54%的土地需求是通过其他省份土地满足的,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80%以上的土地资源消耗来自外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河北分别是最大的耕地、林地和牧业用地、渔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净流出省份（流出量占全省相应土地类型面积的42.26%、27.53%、38.66%和35.28%）,而广东、山东和浙江是主要的土地净流入省份。农业土地（耕地、林地、牧业用地及渔业用地）的流动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的趋势,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农业用地流失规模最大,其主要流入华东和华南区域;此外,中国8.43%的耕地、7.47%的林地、6.41%的牧业用地、6.88%的渔业用地和18.35%的建设用地都通过国际贸易供给国外使用。本文的分析为解决中国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及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2000-2015年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对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中国近15 a来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陆地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的影响是关系到碳循环和全球变化效应的重要问题。首先,本文基于VPM（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Model）模型得到NPP数据,基于中国土地利用数据集（National Land Use Datasets of China（NLUD-China））获取2000-2015年城市和工矿用地数据,然后通过邻域替代法模拟2000-2015年间因中国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损失的陆地NPP。结果表明：2015年城市和工矿用地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2%,在2000-2015年间面积增加了70×10³ km²。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导致陆地NPP损失1.24 TgC·a^-1到3.14 TgC·a^-1,在2005-2010年损失NPP最多（3.14 TgC·a^-1）。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是造成中国陆地NPP损失的重要原因,在2010-2015年共有13×10³ km²的耕地被城市和工矿用地占用,因此损失的NPP达1.51 TgC·a^-1,占中国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损失NPP总量的82%。从时空分布特征来看,21世纪初剧烈的城市扩张造成沿海和中部地区NPP损失严重（2000-2005年沿海地区主要因城市扩张损失NPP高达0.82 TgC·a^-1）,而2010-2015年主要因工矿用地扩张使西部地区NPP损失升高（在2010-2015年因工矿用地扩张损失NPP 0.46 TgC·a^-1,占中国NPP损失总量的30.81%）,NPP损失量呈现出从东高西低逐渐过渡到东西平衡的时空格局。从影响上分析,城市和工矿用地不透水地表比例（0.59±0.19）高于自然植被的不透水地表比例（0.29±0.14）,并且城市内部透水地表的平均标准化NPP（0.9）低于自然植被的平均标准化NPP（1.1）,是造成城市和工矿用地损失NPP的主要原因。     

我国耕地数量灰色预测分析与耕地保护

集成曲线估计模型和灰色数列模型方法,预测2011-2020年的耕地总量.研究表明:2015年耕地面积为11 996.62万hm2,2015-2020年的耕地预测值与耕地红线的差值介于-3.38万～-219.62万hm2;2015-2020年的耕地总量低于耕地红线,政府行为在耕地保护中起关键作用.提出耕地保护措施:国家设立耕地农业发展权和农业发展权转让金制度、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同时赋予农户耕地使用权、发展权和保护权,地方土管部门严把建设占用耕地关、依法管理耕地和用好规划工具等.     

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

利用1996 年、2000 年和2005 年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数据,基于GIS 技术和模型方法,分析了县域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力变化态势及其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县域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变化均呈先增后减态势。1996-2000 年,耕地总量、劳动力数量分别增长2.70%和1.40%;2000-2005 年,耕地总量、劳动力数量分别减少1.51%和8.18%。②“胡焕庸线”是刻画中国耕地和劳动力变化格局的重要分界线。沿此线带状区域内因退耕还林造成耕地快速减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西北部区域耕地快速增加,农业劳动力也在增长;其东南部区域耕地明显减少,而农业劳动力减少速度更快,二者呈现协调态势。③ 耕地非农化进程中县域劳动力转移效率呈下降趋势。1996-2000 年和2000-2005 年,全国分别有447 个和505 个县域的耕地减少和劳动力转移呈良性变化,90%的县域劳耕弹性系数(LFEC) 的中位数分别为4.58 和2.97。④ 基于SOM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方法,可将1996-2005 年中国县域耕地与劳动力变化的耦合特征划分为9大类型区。多情景模拟分析表明,2005-2015年的LFEC趋势值为2.55。     

山区耕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集约度影响——以贵州省亚鱼村为例

为探索耕地细碎化与土地利用集约度之间的关系,论文以贵州省亚鱼村为例,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和农户调查数据,在对比不同通勤距离情景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准确性的基础上,计算农户耕地细碎化指数,并定量分析不同农户耕地细碎化水平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比分析6种通勤距离情景耕地细碎化测度结果,发现农户耕作地块到其宅基地的道路网络距离情景下测度耕地细碎化水平准确度更高;这一情景下亚鱼村平均农户耕地细碎化指数是187.98,该村农户耕作通勤时间成本高;随着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加剧,农业经营中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作物产值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资本投入中,耕地细碎化对省工性投入的影响最为显著;山区农业人口乡城迁移背景下农村细碎的耕地资源促使农户加快退出农业生产,导致耕地低效利用,甚至撂荒。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村域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分析

弃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明确撂荒耕地驱动因素对于提高农村地区耕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赣州市49个村庄的耕地撂荒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撂荒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是赣州耕地撂荒发生的必要条件,对耕地撂荒具有重要影响。(2)导致耕地撂荒现象的路径不具有唯一性,研究区有5个导致耕地撂荒现象产生的组合。它们分别是组合A1(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无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2(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3(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4(交通便利、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5(交通不便、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高、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3)在耕地撂荒现象的条件组合中,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共同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更深层次地揭示耕地撂荒的机理,为政策制定者正确决策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进而促进耕地的有效利用。     

三峡库区规模农地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讨库区农地利用的转型及其机制,可反映中西部结合带、山区、库区的农村变化和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为典型山区的农业多功能转型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依据。选取三峡库区腹地5个区县为研究区,通过定义“规模农地”相关概念,利用ArcGIS 10.2软件并结合SPSS、地理空间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规模农地的变化与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规模农地的转移来源主要由耕地和灌木林地组成,除部分高山反季节蔬菜,规模农地的增长一般发生在低海拔地区,且在坡度30°范围内均有分布;不同类型的规模农地空间变化有所不同,但均与道路和乡镇级行政中心的关系明显。斑块水平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对规模农地的贡献相对较大;乡镇水平上以道路交通、农业人口密度等社会经济与人文因素驱动力为主;区域水平上,各区县的驱动因子影响力较研究区整体尺度更为显著。规模农地的变化与发展受多种因素驱动,但农业政策始终是各驱动因素的主导,不同水平的行为主体会促使规模农地发展趋向不同的方向,但原则上均受国家农业发展现状与政府政策导向影响。     

农田氮流失与农业非点源污染

随着氮肥的过量施用,农田氮流失容易造成农业非点源污染.农业非点源污染是农业环境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变了农业环境的生态结构与功能,造成很大危害.农田氮流失主要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淋溶途径进入水体形成农业非点源污染,降雨状况、土壤特性、施肥状况、农业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和田间管理方式等因素与农田氮流失有密切关系.通过农田管理制度或立法、农田氮流失的源头控制和农田氮流失的扩散途径,可以实现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调控,降低施用化肥的环境风险.     

Determinants of microreg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 Evidence from Czechia

In this paper we aimed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at microregional level.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three major independent variables – farmland fragment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es and farm size structur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fragmentation and micro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Our principal question therefore was if higher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at microregional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internal scale economies resulting from large average farm size (in terms of employment), proximity to large cities as a proxy for urbanization economies and lower levels of land-use fragmentation. We also asked if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large average size of plots is higher than potential losses resulting from land tenure (tenants are generally less productive than farmland owners).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Czechia – a country with extremely fragmented farmland ownership, but the largest average size of plots in the EU and a strong role of farmland rental market – we confirmed our initial expectation that land-use fragmentation affects negatively microreg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Larger average size of plot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microreg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despite potentially negative effects of land tenure. At the same tim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economies and farm size structure were documented.     

陕北榆林市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及其情景分析

选取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陕北榆林市作为典型研究区,利用历年土地利用详查及其变更数据,并结合野外调研资料,对该区近10年来县域耕地资源变化态势,以及土地退化、退耕还林还草、农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结论是:(1)榆林市耕地面积总量呈减少趋势,且在不同时段和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性;(2)土地退化、退耕还林还草、农业结构调整与建设占用是榆林市耕地减少的4个主要原因,其贡献率达98%;(3)草地和未利用地开垦是榆林市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分别占耕地增加总量的48%和39%;(4)未来10年榆林市耕地面积仍以减少为主,但耕地质量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生产效率导向下农地流转空间格局优化——以广州ZX镇为例

以广州ZX镇为例,基于2010—2019年农地流转数据,总结农地流转的空间变化特征,并结合镇级特征数据测度镇域10年农地生产效率,对生产效率及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协调关系进行耦合分析,并提出ZX镇农地流转空间格局优化建议。结果发现：1) ZX镇农地流转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总体格局呈集聚态势且不断增强,阶段性特征明显;聚类空间地域差异性显著,东南部和东北部的流转集聚高值区逐渐形成。2）镇域农地生产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与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耦合协调态势由拮抗失调趋于稳定协调,高水平流转率、流转空间高集聚度状态下生产效率的增幅作用凸显。3）结合生产效率模型的优化方案与流转格局的成因分析,提出了生产效率导向下的农地流转空间格局综合优化策略,即以效率产出为导向,增强高值区流转集聚效应,培育特色农业种植,促进农业高端产业升级;扩张一般区流转密度,整合农地资源,借力发展休闲旅游空间;稳固低值区流转规模,探索新型产销模式,拓展非物质供给功能。     

基于GIS农田土地质量评价与立地分析——以京郊房山区良乡为例

为揭示农田利用可行性 ,提出农田立地概念 ,建立农田评价体系 ,以京郊房山区良乡为例 ,基于GIS技术评价农田质量 ,分析农田立地 ,综合评价农田 ,为划定基本农田提供客观依据 ;根据农田评价评分数值分布 ,通过模糊稀疏度算法模型 ,实现农田自动分等定级 ,减少了界定农田等级指标的主观性。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表现及其机理

耕地利用边际化是当前中国山区土地利用主要变化趋势。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本文首先分析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户的响应,并对比平原和山区农户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响应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发现平原地区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替代减少劳动投入,进而有效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而山区因地形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并与平原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断上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明显,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NDVI指数增强,而且在省级层次上,山区县范围NDVI变化率与耕地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分别具有很强的负相关（r = -0.70）和正相关（r = 0.91）,证实了中国山区耕地当前边际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劳动力快速析出背景下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机理进行了总结。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山区耕地撂荒和森林转型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