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贸易强度指数、HM指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大国;(3)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联系强度较低,但贸易关系正向紧密方向发展;(4)中国在加勒比国家主要进口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5)加勒比国家商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中国商品出口对加勒比国家的依赖程度,呈现出非对称性结构;(6)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创新水平成为影响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的重要因素,双因子交互探测解释力高于单因子探测,包括“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类型,其中“双因子增强”占主导。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留学生流动视角下中国跨境人才培养的时空演化研究

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流动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基于来华留学生及中国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跨境人才培养依赖关系判定模型,对留学生流动视角下中国跨境人才培养的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1)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在快速放缓,中国留学生全球流动的空间集聚态势在不断强化,高度集聚在北美、西欧、东亚和澳大利亚四大区域;(2)来华留学生增长率呈逐渐放缓的趋势,来源地格局具有地理邻近的特点,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同时撒哈拉以南的东非和西非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呈逐渐增多态势,来华留学生来源地在空间范围上得到明显拓展;(3)中国与各国跨境人才培养关系从以对称依赖为主的局面转变为以负向依赖为主的局面,其中正向依赖区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数量不断减少,负向依赖区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快速扩展至中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量不断增多且增长较快。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中国ICT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近年来,我国ICT产业频频出现了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现象,由此有必要对我国ICT产品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和演变进行研究。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8年的ICT产品贸易数据,从ICT总产品和分产品的进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中国ICT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格局看,我国ICT的进出口贸易均为快速发展,但出口贸易发展快于进口;进口结构中以电子元件为主,出口结构中逐渐以通信设备为主。②从空间格局看,中国ICT贸易伙伴逐年增加,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且近20年变化不大,ICT进口来源国（地区）更为集中,我国与20个贸易伙伴交往较为密切;与进口相比,我国ICT出口国（地区）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30个国家或地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ICT贸易以及数字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演变特点及格局,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2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3中国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存在一些敏感性行业,出口方面涉及服装鞋帽、矿物制品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进口主要涉及能源、矿砂及一些资源初级加工品;4由于国内各省发展差距明显,中国出口商品的空间连续性较差。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以越窑“秘色瓷”出口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主要贸易商品是陶瓷。产于浙江中北部地区的越窑"秘色瓷"是这个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主体,从各国出土中国陶瓷来看,越窑生产的"秘色瓷"遍及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坦桑尼亚、埃及等沿海国家,出口时间自唐至宋持续300余年。贸易"秘色瓷"以碗、罐、壶等日常用具为主,出口港口在古明州(今宁波)港。"秘色瓷"外贸航线由近到远先后分成三条:东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亚;东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南亚;西南航线,贸易方向是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唐代中国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陆上中国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其二,贸易"秘色瓷"具有质重、量大、易破碎的特点,不宜陆上运输;其三,唐人已掌握海船制造和远洋航海技术;其四,唐朝有支持海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中国大规模出口"秘色瓷",可提升进口国家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以越窑“秘色瓷”出口为例

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主要贸易商品是陶瓷。产于浙江中北部地区的越窑"秘色瓷"是这个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主体,从各国出土中国陶瓷来看,越窑生产的"秘色瓷"遍及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坦桑尼亚、埃及等沿海国家,出口时间自唐至宋持续300余年。贸易"秘色瓷"以碗、罐、壶等日常用具为主,出口港口在古明州(今宁波)港。"秘色瓷"外贸航线由近到远先后分成三条:东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亚;东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南亚;西南航线,贸易方向是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唐代中国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陆上中国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其二,贸易"秘色瓷"具有质重、量大、易破碎的特点,不宜陆上运输;其三,唐人已掌握海船制造和远洋航海技术;其四,唐朝有支持海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中国大规模出口"秘色瓷",可提升进口国家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

本研究利用2019年与2020年全球86个国家的产品贸易数据,对疫情后全球商品贸易格局进行刻画,并应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贸易变化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论如下：1)尽管疫情前后世界贸易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程度得到显著提升。2)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品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重工业产品贸易数量和比重明显下降,而宝石和贵金属商品贸易量和比重却大幅增加。3)疫情爆发后,西班牙、澳大利亚、中国以及瑞士分别在运输设备、采石和采矿、电气和机械商品以及宝石和贵金属商品上展示出了显性比较优势。4)全球贸易变化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工业化水平对于维持国家贸易量以及维护国际贸易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国际贸易依赖程度的增加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该国的贸易韧性。研究结果可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全球贸易格局的评估,以及国家贸易产业配置合理化提供一定参考。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重要节点地区的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外高加索国家为例

外高加索国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区位战略意义重大。该文分析了外高加索三国自1991年独立以来中国与其贸易发展历程,借助HM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贸易总体格局和贸易商品特征两个角度分析双向贸易关系,并探究了影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长期保持贸易往来,贸易总额呈波动攀升趋势,阶段性特征明显;贸易差额起伏变化,整体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状态;外高加索三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显著大于中国对其依赖性。2)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互补性显著高于进口互补性,说明与作为中国进口商品来源国相比,外高加索三国作为中国商品的消费市场更具优势;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类型较为相似,结构呈集中与多元并存态势,主要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商品向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商品转变,而中国自外高加索三国进口的商品类型虽有所扩展,但主要类型仍较为单一,高度集中于未加工或半加工类资源型商品。3)地理距离、政局稳定性、产业结构、地缘关系、贸易环境及便利性是影响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Aid,trade and the ‘new realism’: Australia's links with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arly all Australia's Asian neighbours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like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are now industrialising rapidly, while others such as China, Thailand and Indonesia have economies that have shown strong growth. Their significance as trading partners for Australia has expanded accordingly. Six of Australia's 11 most important export markets, and five of the top 13 sources of imports a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creased recognition of this economic relationship has been termed the ‘new realism’ of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s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gram has also given increased emphasis to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ot least because of perceived trade benefits. Yet while the growth of the new realist perspective is to be welcomed, it needs to be recognised that most of the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are still poor, and not likely to catch up to Australian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many decades, if ever. Future relatio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ts north, therefore, will be best served by a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gram that stresses the developmental and humanitarian purposes of aid, and confines trade related concerns to the countries and situations where it is relevant.     

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特征及地缘战略启示

环南海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战略枢轴,其和平稳定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进行分析,探讨域内外军品贸易网络结构与格局特征。结果显示：①环南海地区军品贸易规模演化特征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显著,军品种类的进口与地缘战略和地理结构密切相关;②俄罗斯和美国作为环南海地区最大的两个军品输入国其军品分布与流向体现了遏制与突围的战略态势,军品贸易网络在多国主导下的收缩和去中心化的特点体现了地区局势趋向于缓和与稳定的态势;③中国对俄罗斯、法国和乌克兰等国的军品进口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并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军品出口国;④未来中国宜持续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以战略智慧处理中美关系,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与环南海地区域内外国家的国际合作,积极谋求主动与和平发展,携手各国共同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全球原油贸易网络视角下的亚洲溢价与中日印韩原油潜在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原油贸易关系的复杂化和亚洲原油需求的上升,全球能源市场的“亚洲溢价”现象成为需要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全球石油贸易网络复杂性视角,选取1993—2018年国际原油贸易数据进行样本数据考察,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型和潜在竞争指数,对全球原油贸易网络中的亚洲溢价现象和中日印韩四国潜在竞争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原油贸易集团分化交融,中日印韩呈现出贸易集团化的趋势。从全球原油贸易网络指标来看,中日印韩四国在全球原油贸易网络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球原油消费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潜在竞争指数表明,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的潜在原油竞争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中日表现出“先强后弱”的特点,而中印、中韩表现为整体持续增强的特征。     

中国周边地缘影响力的建模与测算——以南亚为例

当今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实力转移的时代,如何顺应当代国际关系中实力结构变化的趋势,科学合理地测度一国在周边地缘环境中的影响力,成为国家外交政策和周边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权力理论、硬实力和软实力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在突出主导因素和可操作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国家地缘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近10 年来中国在南亚各国和南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结果表明：①2012 年中国与南亚七国的综合实力比较,按照差距从小到大排序,分别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说明国家本身的地缘重量,尤其是硬实力依旧是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②近10 年来,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中国在不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地缘影响力最大,而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小。表明地缘影响力受国家间地理位置的制约,呈距离衰减的空间分布。③国家的实力和地缘影响力并非成正比关系。国家实力强大并不能代表其对外的影响力就强大。④无论在政策制度、国家形象还是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与南亚各国间的软实力差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