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会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吗？

文化多样性是国家普遍存在的重要属性,且这一属性有可能会对国家的供需市场产生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进出口贸易。采用1998—2017年中国对156个贸易伙伴的货物出口贸易与文化多样性数据,探究贸易伙伴内生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②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变换关键解释变量、不同时间窗口的分样本检验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存在;③在机制检验中发现,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贸易伙伴政治制度效率的中介作用进行响应,具体而言,贸易伙伴宗教信仰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以及语言多样性通过政治制度效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2.14%、11.03%以及19.11%。据此,中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中要重视文化的力量,加快推进与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要加强贸易双边的制度合作,并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风险意识。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南美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的拓展方向区,对于提升中国地缘经济地位和拓宽中国地缘经济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贸易、投资、旅游、交通和政治,本文建立多维度的地缘经济联系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析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6—2015年中国与南美洲国家的地缘经济要素流整体呈增长趋势。②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要素联系发展不平衡,交通联系强度高于政治、旅游、投资和贸易。③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偏低,且差异显著。④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提升缓慢,空间格局年际变化不大。⑤ 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合作戈登斯坦因子是重要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影响因子。市场是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最重要的驱动力,资源禀赋对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作用有限,地缘政治对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作用显著。     

全球背景下台商投资大陆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选取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测度指标作为外生变量,使用1991-2014年16个样本国家/地区台商投资流入与流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大陆不同源地FDI（外商直接投资）与台湾OFDI（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目的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框架,对台商投资大陆（TDI）对两岸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全方面对比与国际比较。研究表明：① TDI对大陆经济增长存在短期负向,长期正向作用,对台湾经济增长则保持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幅度较大。② TDI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TDI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位居第5,即小于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的FDI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作用;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台湾本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即大于美国和东盟位居第1。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与空间机理——基于商品贸易规模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6年全球各国商品贸易规模的面板数据,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构建空间误差混合回归模型进一步解释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机理,得出如下结论：①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空间正相关,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模式,表现为板块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②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受到生产要素流动与国际分工的传导与驱动,国家规模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基础因素,生产要素禀赋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创新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引擎,政治脆弱性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壁垒,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在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影响下趋于弱化;③ 中国需在空间上遵循“邻近国家-欧亚区域-全球范围”的三环递进原则,有层次地布局地缘经济资源,在内容上发挥规模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有差异地制定地缘经济政策,在策略上激发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渗透效应,最大化地缘经济杠杆作用。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化与态势评估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区域地缘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南海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南海周边已成为全球重要战略区域和亚洲最重要的国际地缘问题区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修正引力模型等方法,从贸易、投资、旅游等视角切入探究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态势。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合作的非均衡化现象较为突出,域内出口贸易网络呈现以中国为核心,老挝、文莱和柬埔寨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网络结构特征。② 域外国家对南海周边区域的投资规模显著提升但投资规模的两极化差异态势较为明显,投资区位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扩散转变态势。③ 域外国家入境旅游流持续增长,旅游网络由中国为单一核心演变为中国和泰国为双核心的网络结构,旅游目的地日趋多元化。④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有所降低,但与东盟9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升;虽然以美日为代表的域外国家逐渐减弱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但地缘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仍然呈现以中国为核心,以泰国和新加坡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中国—东盟科研合作网络与主题演化特征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2010—2020年中国与东盟科研合作产出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探究中国—东盟科研合作网络特征,并借助知识图谱法探究中国—东盟科研合作主题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来看,中国—东盟科研合作网络的规模不断扩大,科研产出增长较快,网络结构呈现低密度和小世界网络特征,国家间合作关系的紧密性有待加强。(2)从国家节点特征来看,东盟各国所处网络位置差异明显,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中心性排名最高,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此外,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是中国—东盟科研合作网络的重要参与者。(3)从合作主题演化特征来看,中国—东盟科研合作的主题不断延伸。在材料科学交叉学科等领域,中国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具有明显的主题共线特征,且中国—东盟科研合作的部分主题随时间变化表现出较强的突现特征。     

高铁网络对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影响

基于2009—2017年湖南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分析高铁网络演化特征,结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湖南省高铁网络发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高铁时代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升高,协同发展水平稳步上升;② 湖南省高铁网络的逐渐优化对本地协同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对其他地区却存在负向的间接溢出效应;③ 高铁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市场、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产生双重影响,形成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刃剑”特征,即高铁网络对本地的市场、产业、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既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溢出的马太效应,在促进网络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的边缘城市发展。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能源安全问题及对策

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依然与经济贸易飞速发展的现状不相匹配,不利于起到持续性保障作用。本研究在综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源安全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能源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阐述,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但却面临着多元矛盾突出的极大考验,并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南海资源联合开发合作机制,解决影响南海油气资源联合开发合作机制的问题,提高我国与东盟国家在能源合作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构建顶层推动的区域性海洋能源保障法律体系,保障区域性海洋能源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建立双边"能源环卫"公信体制,保障能源安全与公共环境卫生安全相结合,协调发展;利用合作圈重叠,构建综合性能源安全管理系统,以保证能源合作的主流意识发挥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层面更深层次的发展等新见解。以期突破现有的能源体制机制格局,实现双边能源安全合作迈入更高台阶。     

基于流量数据的中美两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关系研究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在各类地缘关系中地缘经济关系成为最活跃也是研究最多的一类。本文从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地缘经济研究现状入手,基于流量数据建立地缘流势模型来探寻地缘经济复杂关系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分析其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0—2016年中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贸易联系明显强于投资联系,但投资联系在2012年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②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流势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贸易流势起主导作用,中美地缘经济流势表现最强、增速最快,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地缘经济流势强度不断显现,中俄、中蒙、中朝三股地缘经济流势虽然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对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影响有限。③ 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流势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国家关系分布上较为一致;两国在地缘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驱动因素不同,中国以贸易关系为主而美国主要依赖投资驱动;二是空间分布差异开始显现,美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越来越集中于中、日、韩三国,而中国与俄、蒙、朝三国联系开始不断加强。     

基于库仑引力模型的中美日地缘经济关系测算

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不同形成了竞争型或合作型的地缘经济关系,在经济冲突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美日三国2007-2016年为例,借鉴库仑引力的思想,引入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概念和测度方法,探讨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规律,在考虑距离因素的基础上,分产品、进口和出口,准确地刻画了国家间经济合作或竞争的强弱程度。测算结果表明：① 中美日三国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三国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且日本与其他两国的竞争相比于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② 从贸易产品类型来看,三国间的矿物燃料、车辆、电机及设备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产品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产品类型,是决定三国间地缘经济关系的主要产品类型;③ 三国间石油类产品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是所有产品中最小的,对海外石油资源的争夺是中美日三国地缘经济竞争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3)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     

地缘经济视角下中日资源贸易关系测度与分析

大国是全球政经版图的主导力量,其关系性质对区域、全球发展和经济合作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结构性变动、资源和市场高度对外依赖性引发了大国博弈新态势。在资源争夺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资源竞合关系是当今政治地理学的时代命题。以中日两国2000—2017年资源贸易为例,以库仑引力模型构建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指标,探讨中日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规律。研究表明：①中日两国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2008年后两国地缘经济关系进入矛盾与对抗新阶段;②按照竞合关系可将中日资源贸易货物分为强竞争型、波动竞合型以及合作潜力型,其中化石能源、稀有金属和农产品是影响中日两国地缘经济竞合关系的关键资源;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化是中日资源贸易关系变动的重要外因,对发展权的争夺构成两国在世界市场资源博弈的内在根源,稀有金属为中国捭阖两国关系提供了地缘政治杠杆。     

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作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缅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自军政府统治以来,由于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成为缅甸的最大的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等资源相关领域,投资主体为大型的央企、国企等。地处地缘破碎地带,物产资源丰富,缅甸历来为战略要地。民主化改革后,众多大国势力进入对缅甸的投资和贸易,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对缅直接投资形成了竞争激励,又有主观上的挤压乃至遏制;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排华事件,也恶化了对缅的投资环境。未来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融入多元的投资形式,着重对缅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地缘经济视角下中日韩对东盟出口竞争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地缘经济理论广泛应用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政策和战略之中。以中国、日本、韩国为研究对象,东盟十国为研究区域,在Lall出口产品技术分类的基础上,以产品出口贸易市场的竞争为切入点,运用区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市场相似性指数,对中日韩在东盟十国市场中的竞争领域和竞争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日韩两国在多种类型的出口产品中存在共同的比较优势,根据出口产品的市场分布可以看出,地缘经济博弈的核心区分布于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其中以中韩两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竞争性更为明显。     

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与影响研究

湄公河流域国家是中国周边重要的合作伙伴,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开展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对于中国在该流域国家开展投资和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运用层次分析(AHP)方法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标和数学模型,基于多源数据对2011-2019年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进行定量评估。研究表明：1)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空间差异明显,由西向东呈递减趋势,其中缅甸为高风险等级,泰国、老挝、柬埔寨为中风险等级,越南为低风险等级;2)2011-2019年湄公河流域国家整体地缘政治风险基本呈下降趋势,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边境安全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均有影响,且不同类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不同。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东南亚地缘关系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国家间地缘关系需将其置于宏观地缘格局中。安全等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地缘系统视角下地缘关系分析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全）关系的整体与结构特征,测度系统内各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权力特征以及依赖关系,并初步探索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对东南亚10国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高国家的转移路径是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对东南亚10国地缘政治（安全）权力总和最高的国家始终是美国,2005年以后中国跃居至第二位,但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在地缘经济领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最高;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其盟友英、法、德等国的依赖较高,中俄也不可忽视;“东南亚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地缘政治论述可见一斑。② 国家实力差异是产生安全依赖关系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理距离可以调节安全依赖的具体方向;国家的政治地理属性差异是形成安全依赖和影响安全依赖程度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