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以越窑“秘色瓷”出口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主要贸易商品是陶瓷。产于浙江中北部地区的越窑"秘色瓷"是这个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主体,从各国出土中国陶瓷来看,越窑生产的"秘色瓷"遍及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坦桑尼亚、埃及等沿海国家,出口时间自唐至宋持续300余年。贸易"秘色瓷"以碗、罐、壶等日常用具为主,出口港口在古明州(今宁波)港。"秘色瓷"外贸航线由近到远先后分成三条:东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亚;东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南亚;西南航线,贸易方向是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唐代中国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陆上中国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其二,贸易"秘色瓷"具有质重、量大、易破碎的特点,不宜陆上运输;其三,唐人已掌握海船制造和远洋航海技术;其四,唐朝有支持海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中国大规模出口"秘色瓷",可提升进口国家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以“南海一号”古商船为例

在参阅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线路和内容四个层次阐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借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的成功经验,以"南海一号"古商船为例,提出了构建海上丝路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完善海上丝路文化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萃取海上丝路文化主题,形成城市特色文化品牌;整合海上丝路文化与阳江文化,策划"蔚蓝阳江,千年船说"主题形象工程等开发思路.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廊道构建设想及原理——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遗产廊道的构建进行适宜性和必要性分析,梳理遗产资源要素和遗产节点,提出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廊道的构建原理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廊道的层次分为遗产廊道区域、遗产城镇、历史文化街区、单体遗产4个层次,并指出遗产廊道的构建格局主要由核心区、衍生区、拓展区和纽带构成。希望能促进遗产廊道的本土化发展,为沿线地区的遗产资源提供系统性保护,实现跨区域合作开发利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服务业网络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航运服务业对于巩固与提升中国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构建103家跨国公司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丝之路)"沿线1 054个城市的分布数据库,分析7种航运服务业在"海丝之路"沿线的网络特征。研究表明:①"海丝之路"沿线航运服务业网络的层级分布特征明显,处于第一层级的均为亚洲城市,说明亚洲航运服务业在航运服务业网络中地位重要。②在"海丝之路"这一层面,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和地区构成大的联系三角,在中国层面,上海、香港、北京构成小的联系三角。③高端航运服务业主要分布在欧洲城市,亚洲城市在中端航运服务业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低端航运服务业方面,非洲城市在仓储服务业表现突出,亚洲和欧洲城市则在船舶修造业实力雄厚。④高端航运服务业往往受城市的历史、文化、语言、法律、制度影响较大,对地方的根植性较强,倾向于首都等内陆城市,而中低端航运服务业主要依托于货物运输,受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往往随货物运输转移而转移,倾向于分布在港口城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国际航运网络演化

建设海上航运通道和国际航海运输网络,增强国际联系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之路")的基本条件。基于1995年、2005年、2015年的中国集装箱航运数据,论文运用枢纽度模型、复杂网络方法以及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等分析工具,重点分析了中国与"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的航运网络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国际航运网络特征:1995-2015年中国与"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的联系范围扩大;国际航线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和距离衰减特征;首位联系国家保持稳定,首位联系港口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变动较大;(2)国内航运网络特征:中国通往"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海运输枢纽形成,网络层级结构明显,由一主一副的双中心(香港港、上海港)向四中心(上海港、宁波港、深圳港、香港港)发展,且上海港—宁波港航线重合度较高,竞争激烈,香港港部分航线转移到深圳港,形成错位发展;国内港口和航线分布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航线南退北进,体现在西南沿海地区的港口退出"海丝之路"航运网络、珠三角港口地位的下降、长三角港口地位的上升、环渤海地区逐渐与"海丝之路"沿线国家建立起直接联系;枢纽港口对外联系方向较为集中,但已出现分化,除了新加坡港外,巴生港、丹戎帕拉帕斯港、科伦坡港等港口与中国联系紧密;(3)整体上,"海丝之路"沿线航运网络经历了发育阶段、等级化阶段、网络化阶段的发展演化,受全球化、运输技术变革、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等因素的影响。     

空间视角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广东沿海地区为例

在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建设背景下,以广东沿海地区为案例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区内的文化遗产的数量、级别、类型、密度等进行描述,运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和区位熵模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定量分析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交通、河流等线性景观之间的耦合情况,并以此为着眼点,结合Google Earth和Arc GIS10.1软件对遗产廊道的空间布局进行分析,提出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的设想。希望能对区域内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化保护,实现区域遗产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等多重目标,为广东省进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中东欧“地区化”进程的动因分析——以波兰为例

欧洲“地区化”进程分别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西欧和中东欧开始。西欧国家“地区化”进程受到全球化和欧盟的推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地区化”进程,除了受全球化推动之外．还受苏联解体后国家内部“民主化”、“现代化”改革需求以及地方政府联合等因素的推动。欧盟通过地区政策的运行对推动中东欧国家“地区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但该作用不能被过分夸大。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空间格局及其复杂性研究

基于全球十大集装箱班轮公司的港口航线数据统计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的164个港口之间的海运联系情况,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借助网络的整体结构和节点中心性评价指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拓扑结构复杂性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整体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特性;度与度分布空间差异性较大;网络中节点中心性呈现出明显的位序-规模递减趋势和分层情况;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三种中心度最大的港口均是新加坡港,新加坡港具有最高的整体中心度,处于绝对核心地位;从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排名前15位的港口基本相同,仅在位序上略有差异;三种中心性排名前列的港口大多分布在海运实力较强,海运辐射范围较大的东亚、西亚和东盟地区。     

中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布局港口的供给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在沿线港口进行投资布局。在贸易保护、地缘环境动荡等背景下,分析已投资港口的供给现状对于提升港口运营效率、节约港口资源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构建港口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多源港航数据、遥感数据,建立包含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等8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的港口供给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已投资港口的整体性、区域性和维度性供给水平。研究发现：(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投资港口的综合供给水平不高,多数港口处于中等和较低水平,供需均衡程度低。(2) 2015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投资建设供给水平较高、较为成熟的欧洲港口,2015年之后转为布局供给水平较低的战略支点港、门户港、战略通道沿线港。(3)企业—合作类型—港口供给水平等级可归纳为3种类型：码头运营商—股权收购—较高供给水平港口;工程承包商—承建—中低供给水平港口;航运公司—股权收购、特许经营权—较高、高供给水平港口。(4)分区域看,西亚、南亚、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供给体系空间结构分别处于低级均衡、孤立双核、原始单核、枢纽极核和多核共同发展阶段...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的海外港口战略布局研究

本文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网络安全的海外港口布局,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航线挂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根据地缘特点,对“海上丝绸之路”所覆盖海域的通道安全进行了风险分析;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网络的风险控制,保障其互联互通,结合地缘风险探讨了近年来我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投资的分布状况。研究表明,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性,应在保障本国港口和周边海域海上通行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治理,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间的友好往来;重点加强在莫桑比克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周围的港口布点;在主动布局各海上通道投资港口的同时,还应不断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升海军的远洋能力,增加我国在重要海上通道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积极推动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区域的和平发展。本文成果对于科学规划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港口布局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国沿海大都市出口加工区生命周期研究——以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为例

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等为基础,对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生命周期演化进行了分析。出口加工区生命周期的分析应结合不同时期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表现特征,根据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演变特征,金桥出口加工区的生命周期历经了加工导向期、制造导向期和创新导向期3个时期。金桥出口加工区生命周期演化的本质是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企业动态的集聚与消亡过程,是两大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成本上升、投资门槛增高等内部投资环境产生的推力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向高科技化和服务化转变、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竞争力增强、本地开发区的产业联动等外部投资环境产生的拉力因素。反映出金桥出口加工区生命周期是投资主导型的演化过程。     

中国嵌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的关键节点识别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的提出,疏通了东西方经由航运往来,实现全要素“流动”的海上通道,拓展了中国连接世界经济的新型贸易之路。本文基于航运往来关系,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外整体航运网络空间结构及核心—边缘构局,结合嵌入广度、嵌入深度和网络中介功能,类比不同地区航运网络嵌入模式差异;综合考量中外港口节点的网络中心地位和现实航运能力,识别航运网络中的功能节点。研究发现：①沿线航运网络呈现以中国—东南亚地区紧密关联为重心的“镐头”状空间格局,上海、深圳、新加坡、巴生港共同架构起沿线港口低耗高效的轴辐式关联网络结构;②过滤得到关联骨干网络和核心网络,并识别出关联广度和强度差异的海外港口特殊节点和核心节点;③港口嵌入航运网络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中国和东南亚港口为代表的(广度、深度、中介功能)层级嵌入模式和以非洲、南西亚—中东、南亚和欧洲地区为代表的均质嵌入模式;④中国港口外向关联强度层级特征明显,识别出潜在复合型枢纽港、外向干线港、内向直挂港、中介支线港和边缘喂给港五种类型的港口节点,并明确分工提出发展建议,以期有效协调港口组织格局和节点功能互补共进,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价值。     

面向SDGs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评价

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6、14和15,构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4个目标和42个指标。引入“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概念,采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和Combined Compromise Solution (CoCoSo)模型,评价2020年“海丝”沿线国家关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弱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普遍高于“强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指标分数间的不均衡性是导致目标分数存在差异的原因。2）“海丝”沿线国家总体上在目标6.3、6.4、6.5、14.1、14.4、14.5、14.a、15.1和15.6表现不佳。3）葡萄牙、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在任一SDG均名列前茅,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则位列倒数。4）葡萄牙、克罗地亚和希腊的综合排名最高,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吉布提的综合排名最末。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由高到低依次是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有关。5）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在资源利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性投资与合作策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

绿色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延伸绿色产业链、引导绿色投资方向以及优化绿色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有序聚类、中心度、贸易竞合关系等方法与模型,对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地位及时空变化以及中国与域内国家绿色贸易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2000—2019年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有显著改善,区域绿色贸易的“多核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增强,东南亚一直处于“核心”梯队的主体地位。(2)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关系来看,中国长时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竞争优势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但仍然较弱;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绿色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产品结构逐步趋向更加合理。     

“服务业区位分析”教学设计——以“武汉火神山医院区位分析”为例

本文围绕时事热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以“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区位”为例,对城乡规划中“服务业区位分析”一课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切入真实情境,挖掘地理原理,实施问题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等学科核心素养。     

美国中学地理教学设计的有效性分析——以“极端天气”为例

美国"极端天气"的教学设计案例是以学生已有经验为基础,以情境教学为依托,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体,以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为目的。此案例重视多种教学资源的有效开发,从多角度、多样化呈现极端天气事件,重视地理信息获取能力的有效培养,鼓励学生表达、反馈与主题相关的自我感受和注重教学过程性评价。通过反思和借鉴,笔者认为在教学设计中要依据学生思维发展、联系学生生活来展开教学设计,明确学生的有效学习行为和学习任务,才是有效的、实用的地理教学设计。     

“被高铁”现象的理性分析——以京沪高铁为例

近年来,中国高铁步入快速建设期,而高铁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客货分流。高铁客运专线的建设大大地提升了客运能力,从而可以释放既有线路的运输能力于货物运输。但是高铁客运的票价也高于既有线路,同时由于普通列车车次的减少,使得居民出行可能要被迫选择票价更高的高铁,这种现象称作“被高铁”。本文对媒体关注的“被高铁”现象进行了理性分析,以京沪高铁沿线城市为例,根据2015年1月1日列车时刻表数据计算出的时间节省的货币成本与小时工资(时间价值)作比较,并结合高铁车次比重,计算了不同城市的居民“被高铁”的可能性。研究发现：①很多“城市对”之间都存在时间节省的货币成本高于小时工资的情况,“被高铁”现象较为普遍;②“被高铁”的可能性在50%左右;③各城市“被高铁”的程度有较大差异,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的“被高铁程度”整体呈现出“两头低,中段高,长三角相对较低”的特征。研究认为,虽然从目前来看,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的普通列车班次减少不明显,但如果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很多低收入旅客出行时可能会被迫选择高铁,并将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本文的理性分析可为列车班次的调整方案提供参考。     

基于“源”“汇”理念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

在总结传统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的基础上,从总动态度、地类活跃度、用途转换波动度层面构建了土地利用动态分析模型,并以4期遥感数据为研究数据揭示了21年来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总动态变化度、类型转换活跃度以及转入与转出的波动度.提出了地类活跃度、用途转换波动度概念,构建了相应的分析模型,并从“源”“汇”理念对用地类型转入与转出的波动度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弥补了现有分析模型的不足.该系列分析结果可为城市动态模拟的用地需求预测、转换规则建立及其他参数的设置提供参照,也可为完善现有动态模拟模型的用地转换规则、提高模型的适用性起到积极作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缘关系判识研究

基于GDELT事件数据,采用语气指数、事件频率、事件记忆性、语气均衡度、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定量分析2013―2019年东盟关于中国事件的态度,探讨冲突事件空间演化特征,追踪事件并构建事件关系网络。结论:东盟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合作事件为主;东盟冲突事件语气均衡度相对离散,半月周期内合作、冲突事件对同类事件发生有正向影响,季度内冲突事件会得到改善;东盟风险格局由大事件主导、局部事件补充形成,演化趋向简洁化;合作事件以领导人会谈为主,司法交流、基建合作、国际援助等多类型合作并存,冲突事件以南海争端为主,边境安全、境外犯罪、恐怖袭击等亦有重要影响;菲律宾、缅甸是关键国家节点,东盟对中国主要作用途径有:菲、老、印、柬领导人会谈,菲、越、印领土主权问题,缅甸边境风险等。中国应重视长期布局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加强政府间合作框架设计与战略对接,强化次区域合作,推动南海合作新机制发展,针对性防范各国突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