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基于2018年肯尼亚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数据,设定交通优势度指数及交通网络连接度指数和交通对外通达度指数2个分指数,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以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为主要交通节点的铁路沿线地区交通优势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②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交通网络连接度呈现出以内罗毕为核心,以铁路沿线为轴带呈圈层状向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而交通对外通达度呈现出北部和西北部较低而南部和东南部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等是形成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分布进行优化调整,积极引导经济空间合理布局,是推动肯尼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变的空间分异机制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程度及其对区域人口和经济社会承载强度的综合反映。本文以东北地区179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应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GWR模型等定量方法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分异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但空间分异显著,各单元间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高低的相互作用及联动效应较为明显,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逐渐趋于非均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冷热点分布格局与全局分异变化及空间异质性态势基本吻合;② 2000年东北地区开发强度格局分异由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到2005-2015年发展演化为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③ 2000-2015年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与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分布态势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甘肃省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及形成机理

以甘肃省各县域作为研究单元,首先利用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对其县域差异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其次采用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最小系数,分析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特征。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东西差距明显,而中部地区除兰州、白银地区城镇化进程突出外,其他地区发展缓慢。(2)各地区内部县域城镇化差异特征不尽相同,陇中地区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和基础设施建设差异较大;河西地区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差异大,南部地区城镇化率普遍偏低,内部差异不大。(3)各地区城镇化进程差异实质机理并不相同,除陇东地区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最为突出外,其他地区都显示为受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最大。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中国陆港型物流枢纽时空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从多维度解析陆港型物流枢纽的发展机理,运用2001―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中国陆港型物流枢纽的综合发展实力,并采用空间分析、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枢纽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探究中国陆港型物流枢纽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枢纽实力在胡焕庸线两侧呈现明显的分异特征,东南部地区枢纽总体比西北部地区发展更成熟、更稳定;② 枢纽发展的空间差异较为明显,且差异程度在不断增加;③ 基础设施和物流运营对枢纽的基尼系数贡献较大,但信息技术的影响提升更加明显;④ 人口规模、金融发展和外部环境因素促进枢纽发展,经济实力、教育水平和政府投资对不同等级枢纽的影响不尽相同。     

中国城镇化与非农化的空间分异、相互关系和形成机制

区域就业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是相互关联且进程相对一致的过程,但由于发展背景和影响机制的不同,二者的关系有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基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就业非农化水平和进程的空间格局、相互关系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和非农化水平的分布和演变都具有明显的行政指向特征和地带分异特征,差异化的空间集散态势下,在不同地区二者形成了多样化的相互关系,但总体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城镇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非农化适当超前或同步于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导驱动因素不一致是城镇化和非农化空间差异和相互关系形成的基础,要素投入引致的经济增长直接促进就业非农化进程,但人口城镇化则更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政府政策实施力度的不同也导致这一机制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城镇化及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

以城镇化及房地产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为研究基础,首先基于变形Kaya恒等式和LMDI分解方法对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因素分解,重点考察了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并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两方面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5年中国碳排放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房地产投资碳排放系数是最主要碳排放促减因素,城镇房地产投资强度、城镇化水平和地区总人口变化对碳排放具有促增作用,且效果逐年增大。② 各省碳排放量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碳排放量较少的省区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增强,地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③ 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城镇房地产投资强度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影响具有促增效应,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两者的交互作用具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区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政府投资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产业结构对本地区的碳排放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对外开放程度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减作用,但是对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碳排放水平分别呈现出显著的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地形对山地森林景观格局多尺度效应

以TM影像和野外调查为数据源,3S技术为研究手段,分析了泰山的森林景观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以及景观格局高程的分异。选择相对高差较大的区域设计了8个地形方位,采用3种由连续样方组成的辐射状样带,在遥感影像上进行信息采集,研究地形对森林景观格局的多尺度效应。分析了10个地形因子对森林景观分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景观尺度上,地形方位、海拔、山地类型是影响森林景观镶嵌格局的控制因素,坡向、坡度是重要因素,坡形、坡位是不明显因素;2.以TM影像为信息源,从森林景观分异和梯度分析上,首先要考虑海拔坡向指数、坡形坡位指数和海拔,并立足于地形方位;3.地形主要因子间存在着稳定的显著正相关,明显地对森林分异多尺度格局具有较强的综合解释能力,不论尺度大小对森林景观分异贡献率可稳定地达到70%左右,其解释量随尺度增大而增加,但可解释性减弱。     

中部崛起背景下安徽省城镇化效率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以安徽省为例,综合利用DEA模型、Malmquist指数、GIS趋势面分析及空间统计模型等方法对2000—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结果表明:(1)2000年后安徽省城镇化效率总体上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技术进步变化是推进城镇化效率增长的主动力,3个时间断面均呈现出效率东西方向递增、南北方向倒"U"型分布形态。(2)城镇化效率在全局空间均表现出较显著的集聚分布,即城镇化效率高(低)的地域空间相毗邻;城镇化效率局部热点区形成"合肥—芜湖"核心区,且不断向周边马鞍山、滁州等地演化,而城镇化效率冷点区主要集聚在皖北地区,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3)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及区域政策是影响2000年后安徽省城镇化效率时空分异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新疆塔河流域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方面对新疆塔里木河流域2000年和2008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聚类法和空间自相关法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分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格局保持稳定,区域城镇化综合水平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巴州和阿克苏...     

基于城镇化的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论文选择中国1897个县级城市作为研究单元,基于CHRED-online碳排放公开数据库以及县、县级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人口、经济、土地多维度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量非均衡性较高,碳排放总量高值地区数量少,但数值较大。② 碳排放总量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东高西低格局,高值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中部大城市周边和内蒙古中部、北部地区,呈“簇状”分布结构。人均碳排放强度和经济碳排放强度则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主要聚集于内蒙古中部、北部和新疆青海交界地区。③ 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对县级城市碳排放总量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明显。经济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各指标之间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影响最为剧烈,并呈现非线性增强作用。④ 在分地区差异性比较中,城镇化水平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影响作用最为剧烈。在同一指标的解释力和关键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方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结合高碳排放区域和城镇化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差异化控碳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1)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2)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3)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中国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

描绘了1996-2006年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及其占用耕地的时空特征,探讨了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头占地”,这是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主要根源;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扩张都以占用耕地为主,对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贡献超过一半;而城市和镇的扩张速度更慢、土地来源更为多元。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差异性对城乡建设及其耕地占用的时空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有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省级开发区则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政策应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乡同时占地的问题,发挥城镇化的节地效应,并强化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和针对性。     

中国城市韧性综合评估及其时空分异特征

城市韧性对城市健康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等4个系统构建城市韧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对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韧性进行定量评估,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并对典型样带区进行影响因素探讨。结果表明：城市韧性子系统间逐步趋于均衡,但经济、生态、基础设施、社会子系统发展趋势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子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子系统位序转换加剧;城市韧性水平集聚趋势减弱,各子系统空间发展格局多样化;城市韧性发展空间异质性显著,中低、低韧性水平城市居于主导地位,东部地区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韧性“集群化”空间分异特征显现,城市群地区的韧性高于其他地区;东部沿海样带受城市活力影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变化相对缓慢,长江沿岸样带在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而胡焕庸线沿线样带无明显差异、但其整体受城市扩张因素影响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