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研究——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与制造业外资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不同,服务业外资则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消费者外资服务业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城市扩张,以蔓延式扩散方式在都市圈内扩张。本文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研究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空间扩张。截止到2009年,沃尔玛超市已经渗透到许多中等城市,主要以等级式扩散方式进行空间扩张。家乐福超市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在各都市圈内部蔓延式扩张。二项式逻辑模型分析表明,家乐福更重视本地化零售业市场规模与潜力,偏好零售业开放时间较长的城市,同时也关注竞争对手沃尔玛新开门店的城市选择。沃尔玛则重视利用零售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家乐福门店城市选择策略,但不在意本地零售业市场规模及其开放政策制度的影响。综合其空间扩散模式、物流配送以及区位选择行为,本文认为两个企业在中国采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战略,从而得以在中国实现快速扩张。     

大城市内部连锁超市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区位选择——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

连锁超市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内部零售商业的主要业态。针对目前研究中对城市内部尺度连锁超市空间布局问题关注不足,本文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分布状况、不同类型超市的区位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包括点模式分析、空间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结果发现: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总体分布呈中心到外围递减的倒"U"型集聚特征;不同类型苏果超市的分布特征不同,华润卖场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社区店、便利店的分布相对集聚;空间分布热点呈蔓延扩散与等级扩散混合模式。运用Binary Logistic二分逻辑回归对影响超市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情况、消费者规模、交通通达性、居民购买力、城乡差别、公司战略等多种因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服务业中重要一支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推动我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本文在对产业集聚和服务业区位等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梳理。总体来看,围绕着区域和大都市内两个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同时尚存在一些不足:①偏重于空间集聚的格局研究,对其演变过程研究相对薄弱;②空间集聚的机理研究稍显不足,缺乏规律的总结;③研究方法上大多将制造业集聚的测度模型移植到生产性服务业,其适用性和针对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今后应围绕"测度辨识—格局过程—作用机理",运用定性、定量与空间分析综合集成的方法,继续深化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地理学研究。     

大城市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文章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服务业的类型和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以及服务业布局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布局的特征和空间演变趋势。最后就大城市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研究。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内部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与实证

21 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故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业已引起经济学、地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形式,建设监理企业的城市内部区位研究尚未展开。论文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理论分析观点进行验证。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Geoda 软件平台上检验了2000 年至2011 年该市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解析其特定区位格局的形成是受制于何种预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 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追逐制度政策优惠等三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③ 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的需要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与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布局特征——以首都机场为例

空港经济对推动城市产业空间调整和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首都机场为例,运用Ripley’s K函数及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布局均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其中,物流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向心性最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强度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强度明显高于制造业企业集聚强度,不同行业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距离阈值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集聚模式不同。制造业呈"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物流业呈"小分散、大集聚"模式;金融业呈"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城市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及成熟的产业园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一致性。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研究进展及其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开始从空间角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议题.其中从空间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主要分析其区位选择与空间分布,形成了中心地理论、竟租理论、空间选择性扩散理论和集聚理论等理论,研究议题则涉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与模式、空间分布、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     

上海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研究

基于上海市2006-2016年间游戏企业时空数据,借助ArcGIS10.2和Crimestat3.3,探讨上海市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特征,以揭示影响其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海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现由“双核心集聚”到“单核心集聚”的演变;游戏企业存在集聚与扩散的双重态势,企业在向嘉定等城市外围地区扩散的同时,浦东、徐汇的集聚也在进一步加强;主要集聚区之间的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成正相关;影响上海市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企业的空间位置需求是企业选址的基础因素。政府的政策与规划是吸引和改变企业空间格局重要的引导性因素,而产业基地与园区的人才与资本优势成为游戏企业集聚另一重要原因。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城市旅游到城市群旅游的系统研究

城市群正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地域单元, 城市群旅游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总结了城市旅游和城市群旅游的主要研究内容, 分析了城市旅游向城市群旅游转向的推动因素和路径, 最后讨论了城市群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趋势。研究认为, 旅游主要在城市商业区塑造和城市滨水空间开发、经济与就业增长、对城市规划的补充、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引导或加速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6 个方面促进城市发展。旅游与城市融合发展具有互利性、动态性。城市群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带动了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交通条件提升、空间结构优化、旅游合作4 个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趋势是城市群旅游形成的重要动力, 城镇体系是空间建构的物质基础, 旅游产品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及差异化是推力, 以快速交通为代表的交流手段是科技支撑, 政府对城市群旅游发展起到主要协调作用, 这5 个因素推动着城市旅游向城市群旅游的转变。城市群旅游强调政府和市场调控下多系统、多要素下的动态相互作用, 城市群研究是城市旅游研究的深入。对城市旅游、城市群旅游内容进行系统归纳可为今后城市群旅游研究奠定基础, 拓展旅游地理学研究范围。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创新人才集聚的理论探索——全球人才流动的城市选择视角

人文?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视地理事物的区位规律研究,经典区位论已从产业区位转向城市区位,直至人类社会进步核心动力的创新活动区位。人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人才区位研究是地理学、区域科学与经济学研究热点与难点之一。为此,系统梳理创新人才的多尺度区位选择及其空间集聚文献,辨析创新人才流动、区位选择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关联逻辑,构建城市群创新人才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分析框架,尝试解析创新人才区位选择及其空间集聚机理,进而提出分工深化与人才异质性背景下城市群创新人才集聚的研究展望。     

新制度经济学下城市群形成与演进机理分析框架研究

基于传统各学科分析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子,依据因子作用的方式和属性分成3类、阐释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制度因子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子综合分析模型;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制度视角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作用机理,提出其实质就是现有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人的行为又如何影响城市群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活动（实体因子）,进而明晰制度及其演变对城市群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机理,并据此从宏观制度变迁视角、中观机制设计视角、微观交易成本视角构建了城市群形成与演进机理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框架和具体主要研究内容的设计。     

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研究——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

基于空间句法、核密度估计和皮尔森相关分析等方法,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结合空间句法轴线模型与百度POI（Points of Interest）数据,探讨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规律。结果表明：①北京城市中心区的交通网络总体呈现“东优西劣、北优南劣、西南最劣”的空间格局,高层级网络则呈现“中心环状集聚—外围多极分布”的分布模式。②与高穿行度交通网络相比,高整合度交通网络的区位指向性更强,在不同尺度均更易诱发服务业的集聚。③总体而言,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性明显,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指向程度依据研究尺度的不同具有显著差异,并据此将25类主要服务业划分为街区指向型、街道指向型、双重指向型和无指向型四类。本文对探索服务业集聚发展规律、提高服务业和交通网络规划的科学性具有参考意义,并可为北京城市中心区服务业存量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