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差异特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地理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研究辨析了综合贫困(Multiple Deprivation)与贫困概念、总结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评述国外地理学对综合贫困空间的研究内容.再利用广州市最低保障数据和五普数据构建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总结贫困主因子,并求得各街道综合贫困得分.发现广州市内城区和外围局部地区存在综合贫困累积型分布的状况,呈现"圈层 局部放射"的综合贫困空间总体形态,内外城贫困特征有一定差异,是历史、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对拓展中国转型期贫困地理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裨益.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研究——基于南京10843份拆迁安置数据

采用南京内城区2001-2011 年期间10843 户贫困家庭的拆迁安置数据,探讨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格局及其重构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与空间聚类等研究方法,对城市拆迁发生前内城区22 个街道的贫困家庭分布格局分析发现:① 样本贫困群体在街道尺度上社会经济属性相对均质,主要贫困属性因子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强;②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格局具有良好的历史延续性,总体上呈分散布局并遵循着自然渐进式的空间演化模式;③ 拆迁安置导致内城区贫困空间发生由中心至边缘、由分散到集中的重构,而且这种贫困空间边缘化过程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④ 贫困家庭的物质居住条件通过拆迁安置得以改善,代价是因搬离内城而远离商业区、重点中小学、三甲医院和地铁站点等城市优质公共资源。内城区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过程中,城市优势区位的丧失有可能导致贫困家庭的交通、就业与生活成本增加,向上流动机会减少。     

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的空间差异与形成机制

运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社会剥夺指数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系统研究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地域特征、空间模式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县域社会剥夺指数平均值由0.351降至0.254。2)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地域差异显著。榆林市县域社会剥夺水平差距最大,高于研究区县域平均水平,延安市县域社会剥夺水平差距相对较小,榆林南六县和延安南五县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状态。3)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空间模式由"双核对称式"演变为"双核组团式",县域社会剥夺热点区由区域中部转移至北部地区,总体呈现能源经济县域社会剥夺强度加大而农业经济县域社会剥夺强度减弱的变化模式。4)县域社会剥夺空间格局是经济发展、政策设计、区域开发和路径依赖等因素长期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统筹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新时期实现能源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空间贫困研究及其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空间贫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制订地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延伸和拓宽了世界贫困地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阐述空间贫困概念、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空间贫困影响因素与特征、空间贫困地图与绘图、空间贫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重点从空间贫困地理资本、空间贫困陷阱机理和空间贫困地图研制等3个方面加强我国贫困地理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丰富我国贫困地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意义,对于我国可持续性减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决策借鉴和实践推广意义。     

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国外综合贫困研究及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新城市贫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逐步多元化,综合贫困指标体系和以地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促进了贫困地理研究。本文首先辨析贫困和综合贫困的概念,综合贫困研究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再评述国外综合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在分析我国城市贫困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在指标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空间层次等几个方面拓展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地理的研究视角。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动力及其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1990年代,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机制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出现的“城中村”、大学城、“华南板块”等若干“新社会空间”类型,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市场力量的强大与投机成为该时期城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抽象模式。     

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机理

通过构建我国农村水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水贫困指数模型(WPI)及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对我国2004～2009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农村地区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结果基本显示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水贫困程度的分布格局。其中高水贫困地区为宁夏、海南、天津、甘肃、山西、吉林、重庆、新疆、贵州、内蒙古;中水贫困地区为陕西、青海、上海、辽宁、福建、黑龙江、安徽、北京、江西、湖北、河北;低水贫困地区为广西、云南、河南、浙江、湖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西藏。同时对我国农村水贫困空间格局机理进行研究,并就此提出治理农村水贫困问题的相关对策建议,力图为我国最终实现"三农"问题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及政策性启示。     

国家级贫困县脱贫力空间格局及分异机制

以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实现脱贫的154个贫困县为样本,构建脱贫力指标以衡量全国脱贫县相对脱贫效果,系统分析贫困县脱贫力的空间格局特征;利用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自然环境特征、区位交通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5个维度共19个驱动因子对脱贫力的作用程度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贫困县脱贫力可划分为高度脱贫力、次高脱贫力、中高脱贫力和基本脱贫力4个等级,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态势,且脱贫率与脱贫力不同步;坡度、到主要干道距离、到最近地级市距离、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人均财政收入等5个因子与贫困县脱贫效果显著相关,共同作用于脱贫力的空间分异,且对4个等级脱贫力影响程度差异显著。     

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3~2013年城市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趋势面分析、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能力高的城市高度集聚在沿海三大区域及内地的区域中心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推动了创新的区域扩散和空间溢出。② 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空间集聚程度依次提高,空间相关性依次提高。③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该市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工业基础、高等教育资源、创新投入、经济外向度显著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且政府支持和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出现增强趋势。     

中国天然气进口的空间格局分析

文章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出发,指出天然气是一种理想的高效清洁能源,是发展低碳能源的首选。通过分析中国天然气供不应求、世界天然气供过于求的市场现状,以及世界天然气资源的分布,提出中国从其周边国家进口天然气符合经济高效原则。中国从国外进口天然气主要有四条路线,即中亚输入通道;缅甸输入通道;俄罗斯输入通道;海上输入通道（重点分析了澳大利亚输入通道）。文章对此四条路线格局及其地缘优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天然气进口的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这将对我国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和保护环境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解析北京城市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基本内容之一。利用其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根据1949-2004年企业登记就业数据在邮政区尺度上对北京市1949年以来城市空间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基于空间邻近矩阵和不同距离矩阵的Global Moran'sI和Local Moran'sI都表明解放后市区并没有明显的经济集聚,50多年来空间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都是以市区为核心集聚式发展;尽管郊区一些重要乡镇呈现出发展势头,但几乎没有和周边地区形成互动关系,而是和市中心或其它地区保持较强的联系。分析还表明,北京地区经济的空间相互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大体在60km以内,市场经济时代(1983-2002年)提高到75km。北京经济空间模式经历了以下6个阶段:①1957-1982年,中心集中发展;②1983-1987年,沿京津廊道空间组织;③1988-1992年,北部为主的城市中心发展;④1993-1997年,城市中心集中扩张模式;⑤1998-2002年,城市中心填充发展;⑥2002-2004年,出现了城市空心化结构态势,空间经济组织面临新一轮重组。     

城市体检：空间治理机制、方法、技术的新响应

城市体检评估是促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重要政策工具,有助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意志、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有效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结北京已开展的体检评估实践经验,提出城市体检评估从机制、方法、技术3个维度对空间治理优化提供了新响应。机制维度,注重建章立制,形成了"监测-诊断-预警-维护"的城市体检闭环工作体系、"自评估+第三方评估+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综合多源数据的常态化数据获取渠道,面向不同关注重点,强化体检评估结论严肃性权威性。方法维度,围绕指标体检、任务体检、领域体检3个方面建立成果体系,与总体规划统筹实施机制流程上下衔接。技术维度,积极运用多维度多层次、全要素多主体、重思辨可验证的诊断思路,不断深化城市体检评估多维诊断分析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