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冠疫情下的中断与非流动性改变新流动性范式的叙事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流动性受到挑战与质疑,而正确认识非流动性事关新流动范式的未来转向与变革。为此,本研究对新流动范式下的非流动性研究进行综述,思考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辩证关系,为新流动范式的转型提供新的路径。本研究发现,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领域具有四个重要转向:从批判解构到辩证关系的认识;从本体不可能到有可能的思考;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解释的叙述;从方法二元到方法平衡的转变。同时,非流动性研究中存在四大重要议题:地方性非流动人口;支撑性的停泊空间;非表征的静默身体;跨时空的节点主体。最后,本研究为非流动性的未来研究提出相关展望:关注非流动性的人口异质性;关注多样化的非流动性空间;认识后人类技术与非流动性身体;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     

政策流动性的理论进路与研究展望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

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城市的垂直流动：广州再领域化中的人地关系重构

流动性重塑了人地关系,地的再领域化过程可以视为一种跨阶层的垂直流动。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原有的城市行政结构体系。撤县设区是典型的城市的垂直流动过程。在这过程中,县城本地居民的身份政治,以及他们与县城、新城之间的关系亦随之改变。以广州为例,通过研究撤县设区中本地居民与领域空间的关系重构,进而探讨流动性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化。研究发现: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其身份政治在再领域化的过程中,从旧领域的多数群体转变为新领域的少数群体。这种转变导致本地居民排他策略的形成,并由此形成了新领域中的一个抵抗空间,重构了本地居民、旧领域和新领域之间的人地关系。研究城市的再领域化过程是对地理学探讨流动性的有效补充,有利于从地的视角更深入理解流动性的影响及意义。     

西方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进展、启示与展望

随着现代社会空间和个人流动性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流动模式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科学与空间科学领域对流动性的关注也持续升温。“流动转向”以来,西方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研究经历了激烈的碰撞,逐步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对话,推进了双方的互动发展和研究创新。而现有国内交通地理学对流动性的研究相对滞后,且跨学科的互利对话尚未有效开展。因而论文重点关注西方新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交流与研究进展,通过梳理二者在流动性实践和意义、流动性不平等、信息通信技术与流动性3个共同议题下的探索,总结对国内交通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启示,并结合中国地理学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社会发展与技术革新带来的流动性加剧状况,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中国流动性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流动性的多元内涵,丰富研究主体和尺度,辩证思考流动性价值,嵌入社会技术情境,并探索多元研究方法创新。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中介、身体与情感:川藏公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

新流动性范式下,与交通行为相伴的流动不再只是旅游者到达目的地的方式,转而成为深刻嵌入于旅游通道空间中的独特体验。通过在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的过程中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川藏公路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的多元体验及体验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流动性体验构成了道路旅行者旅游体验的核心,并涉及中介、身体与情感的融合与互动。物质性中介塑造了道路旅行者的中介体验,在构建“连结”和制造“分离”中影响旅行者在人地互动中的身体体验。同时,流动过程塑造了旅行者从视觉到多感官的具身性体验,包含正面与负面体验的交替与综合,且时常涉及危险与疼痛的极致体验。最后,中介与身体体验形成向情感的投射,道路空间环境与流动状态的转换塑造情感体验的多变性。     

交互作用视角下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的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位于不同人口流动程度社区环境中的不同住房对入室盗窃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利用入室盗窃警情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运用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性高的社区入室盗窃率较高;自建住房比例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公有住房比例和商品房比例则呈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变量的结果发现,人口流动性与不同类型住房变量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人口流动性与自建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有住房的交互变量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商品房的交互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探讨不同类型住房与入室盗窃的关系时,应重视其所在社区的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跨国/跨地方逐渐成为超高速流动的社会现实,移民与流入流出地的多元互动模糊了国与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目的地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和空间,在物质和符号维度赋予了地方不同的意义。族裔社区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空间上的互动,也将对多元化族裔空间的关注转移到社区、空间、领土政治甚至流动地缘想象,同时也将族裔社区空间纳入一个关系性的视角下。而传统上地缘政治视角对移民和族裔空间的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本专栏主要讨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具体而言,专栏首先回顾了地缘政治研究及其对流动性的关注和移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面向,其次通过8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尺度下多元的跨境移民及族裔社区营造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希冀从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也尝试通过探索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服务。     

不同尺度下交通对空间流动性的影响

交通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下,从理论上分析了交通对空间流动性的影响,借鉴物理学中动能与势能转化理论,构建了单一城市的流动性测度方法,并基于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方法,使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电子地图数据和统计数据,以全国285个设区市和典型市域——赣州市为研究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交通流是空间流动性最显性的表现,与时间、空间及距离相互作用,形成特殊的空间组织形式—流动空间。② 不同尺度下交通对空间流动性的影响表现不一：宏观尺度下,交通的改变使区际流动空间得以生成,相互依赖程度也随着流动性的增强而增强,微观尺度下,交通的变化改变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③ 全国主要设区市陆路交通网密度呈阶梯状分布,中心城市和交通变化量最大的城市流动性最大,交通的变化对设区市的流动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对市域内人流的迁移与扩散、功能区的范围扩展与方向迁移、精英空间的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引导作用。     

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目前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偏重于宏观层次,对于微观层次社区社会空间特征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以北京大学周边若干居住区为例,探讨了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的社会空间经历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的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的社会阶层分异显著;居民的整体流动性较强,且以水平流动为主,垂直流动相对较少;阶层内社会网络联系较强,阶层间社会网络联系较弱,存在明显的阶层分隔现象;空间结构呈现出在高校和社会双重力量作用下,各种类型居民分布既混合又有序的复杂型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共同构建了一种具有高流动性、松散社会网络等特征的社会空间,它为理解社区流动性、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空间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带来启示。     

南京市居民流动性评价及流空间特征研究

信息时代居民的流动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流空间"特征。通过对城市居民流动性评价,以及居民流动性与地理空间活跃程度的关联分析,研究居民流动性与实体地理空间的耦合关系及所呈现出的"流空间"结构与特征等。基于信息时代南京市居民行为活动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人流、货物流、信息流和活动流4个方面构建居民流动性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居民的流动性进行综合测度,以街道为单元分析居民流动性的空间特征,南京市居民流动性的空间特征总体上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圈层式布局结构;根据居民流动性和空间活跃度的耦合关系将"流空间"划分为4种类型,当前应加强高流动性-弱活跃度、低流动性-强活跃度2类地区的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协调发展。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第二居所旅游研究综述

第二居所产生于后现代城市的多元居住与流动性环境中,在目的地城市中创造了新的居住空间与物质景观。作为现代性演进中更大的流动性生活的代表,它深刻影响着迁移者的行动、地方依恋与身份感知,引导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空间结构发生变革。基于流动性的研究框架,文章综述了第二居所与第二居所旅游的研究概况,从流入地、流出地、旅游通道、宏观环境4 个空间范畴概括了国内外第二居所旅游研究的现有成果与框架模型。第二居所研究存在概念定义模糊、国家专项统计缺失、研究对象可进入性差、国际横向比较困难等问题。在城市化与现代性交错发生、城市空间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对于消费导向的流动性及第二居所旅游的研究需要更深层次的拓展。     

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研究进展与思考

智能技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城市的不同方面,空间要素的流动更快更复杂,城市功能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居民活动的变化,城市空间的智能化发展与运营管理也成为新的挑战。论文从城市空间要素组织、居民活动与空间功能、空间运营管理3个方面梳理当前智能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并展望未来5～10 a的城市空间应具有瞬时异地、空间智能化、复杂流动性以及韧性能力更强的特点,最后从城市空间组织、功能形态、运营管理与规划方法4个方面探讨了未来的城市空间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期为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研究与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阐释——基于大理个案的探究

以大理的生活方式移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诠释学分析，基于移民群体自身探究了“生活方式”的内涵。研究发现：(1)生活方式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概念系统；(2)生活方式移民流动实践中体现的关键动机是“变革”；(3)伴随着空间转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移民的生活方式变革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生活目标的转向、活动秩序的重塑和人际交往规则的变化；(4)变革既包括生活方式移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包括整个移民迁入社区的演化。大理社区因生活方式移民汇入而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事务体系和社群体系。本研究为理解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搭建一个从动机到实践、从个体到群体的阐释框架，展现了移民这一典型流动性群体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基本图景，为迁入地的美好生活家园建设提供新角度。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反思：基于2015—2020年中英文文献分析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