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天空开阔度矢量/栅格估算方法对比

城市天空开阔度（Sky View Factor,SVF）是重要的城市形态学参数,为了找出高效可靠的方法定量分析城市天空开阔度,对比了矢量与栅格两种估算方法在城市天空开阔度估算与制图中的表现。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选取了软件计算法中的矢量计算法和栅格计算法对天空开阔度进行估算,并在结果的宏观分布规律、不同方法结果数值差异、不同分辨率结果一致性几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与栅格估算法相比,矢量估算方法估算结果与城市建筑结构相符合,估算结果数据分布规律更合理,不同分辨率结果一致性更高,在较高的分辨率下更适应城市天空开阔度定量分析与制图的需要;但在低分辨率情况下,两种方法直接计算结果的代表性都极低。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北京城市老年贫困人口识别与空间分布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地区的老年贫困问题日渐突出。由于缺乏明确的界定和统一的标准,老年贫困人口识别的准确性不足,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教育、健康、家庭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与老年贫困的关联被忽视、贫困线的设定较为主观等问题,对厘定城市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和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扰。本文通过北京市典型居住社区的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基于老年人属性变量的因子分析构建了城市老年贫困的综合判别指标;然后通过贫困线的优化分析,估计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老年贫困比例;再以市域范围内的街道和中心城区周边的地区办事处为空间单元,对北京市城市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为:① 资源、健康、独立性和性别是老年人属性差异的决定因子,其中资源因子得分综合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贫困程度。② 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城市老年贫困比例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居住社区的分布,测得北京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比例为9.55%。③ 城市内部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分析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比例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到外围城区顺次增加;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密度则以外围城区与首都功能核心区最高,城市功能拓展区居中,城乡结合部地区最低。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制定不同地区的老年贫困对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融合出租车轨迹与街景图像的城市街道空间分类方法

城市街道空间是一种复杂的公共活动场所,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现有研究通常只聚焦于街道空间的交通功能,忽略街道空间所承担的其他功能类型,给街道的设计以及品质优化带来阻碍。为此,文章提出了一种融合出租车轨迹与街景图像的街道空间城市功能分类方法,该方法基于出租车轨迹数据构建城市居民在街道空间上的动态出行特征,基于街景图像构建街道空间的物理环境特征,并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对街道空间进行聚类。并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识别出商业、交通和居住3种类型的街道空间,识别结果可为街道空间设计与品质优化提供参考。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2005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检查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并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及贫困的决定因素。1370个调查案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农民工家庭。研究采用主观感知和客观测度两种方法分析不同城市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分析集中于其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权利、住房条件、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研究发现,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有着相似的贫困发生率,后者更遭受多重不利。在贫困决定因素方面,城市家庭的贫困主要取决于不利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歧视相联系,农民工不仅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中国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棚户区改造与反贫困研究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贫困居民、贫困棚户区与贫困城市问题揭示的是中国当前日益突出的城市贫困现象,相关研究有助于提高地理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能力。通过总结资源型城市沉陷安置区社区建设、居民就业、社会保障、接续产业发展等诸多问题,讨论了在棚户区的改造方式与安置位置选择、政府的贫困救助能力以及城市经济转型中,存在的不利于城市反贫困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应通过采用灵活适用的改造模式、改善安置住房的区位条件、扩大救助贫困居民的地区援助、支持资源型城市自生能力增强等措施,促进棚户区长效改造、克服城市贫困。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多重流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组织模式

城市关系网络化是城市体系结构发展的重要趋势,不同要素流空间网络下的城市体系在空间组织上不尽相同,依托单一要素对网络进行表征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本文基于企业联系、科研合作、人口迁徙和引力模拟四类要素网络,从城市节点、路径联系、社区特征等角度剖析多重流空间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外部空间特征与差异,并探究城市间联系的内在模式规律。结果表明：(1)多维数据源视角下构建的多重城市网络在空间组织上表现出相似稳定性和多元差异性的统一。(2)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基础设施运转的人流、物流等网络受到地理距离的约束较大,相邻地区的小团体特征明显,社区结构较强;而资金流、信息流等实体性较弱的要素则突破了这种地理限制,发生联系的重点在于目标城市对于要素流的吸引力,社区结构较弱。(3)目前全国城市联系形态上具有层级性和扁平化的双重特征,据此本文基于“管道-蜂鸣”模型提出“社区蜂鸣-守门员-区域管道”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对于阐述中国的城市联系特征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在全国识别出10个核心守门员城市和8个类型区。     

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Measuring Concentrated Poverty in a Global Metropolis: Lessons from Los Angeles∗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concentrated poverty—40 percent of a census tract population living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threshold—is problematic in light of burgeoning working poor populations, increasing inner-suburban poverty, and problems with the federal poverty threshold itself.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meaning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s traditionally defined and measur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ocial and built environments in selected Los Angeles area communities that meet the 40 percent threshold. Such neighborhoods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yet do not conform to stereotypes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reas. Findings indicate the need for measures that recognize the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forms and landscapes of poverty in globalizing urban regions.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和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基于街景数据的建成环境与街道活力时空分析——以深圳福田区为例

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是国内外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然而,对于建成环境要素的测度与评估多偏重于二维建成环境指标,尚未充分挖掘三维建成环境指标。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采用街景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及移动互联网位置服务数据,建立周末分时段模型,探讨商业街道和生活街道活力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商业街道上居民全天活动的峰值时段为18:00~20:00,生活街道上居民全天活动的峰值时段为11:00~13:00。② 深圳市福田区街道活力总体呈现多中心结构,随时间变化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不同的建成环境指标对街道活力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提高功能混合度有利于提升商业街道凌晨、上午和夜间的活力及生活街道午后和傍晚的活力;过宽的相对步行宽度对生活街道活力提升有抑制作用,更安全的步行环境对商业和生活街道夜间活力提升有促进作用;界面连续程度高的商业街道午后及夜间的活力更强,界面多样性丰富的生活街道白天活力更强。     

成都市主城区空间形态与街区活力的关联性分析

运用开放数据平台提供的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和居民日常出行活动的位置签到数据,借助GIS技术建立城市街区空间形态测度体系,引入空间回归模型,揭示成都市主城区658个街区的空间形态与街区活力之间的关联关系,辅助城市街区空间设计和优化,指导精细化的城市规划实践。结果表明:街区空间形态与空间活力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城市空间形态指标和社会经济属性因素可以较大程度地解释街区活力的空间变异特征。其中,功能多样性对街区活力的营造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最强,而建筑密度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容积率。     

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影响作用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首先,作者论述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引导作用;接着,应用GIS和RS技术分析论证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利用开发的刺激作用;第三,应用GIS技术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后阐明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广州各类用地布局的影响。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差异特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转型期广州大都市区户籍贫困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广州市户籍贫困人口总量增加,贫困阶层种类由单一走向多元,新增种类中的下岗失业无业、在业低收入者成为救助对象主体.救助对象从基本没有收入的个体为主拓展到有少量收入的家庭为主,贫困深度降低.受到历史继承、单位制和工业企业改革、住房市场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户籍贫困人口区际空间分布和集聚的相对差异增加,贫困人口在内城外围区集聚程度明显增加,并在大都市区形成绝对改善区、相对缓解区、变化微小区、相对加重区和绝对加深区5种地域类型.对少数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