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

运用ArcGIS 9.2软件,结合ESDA方法对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在地域分布上呈以酒店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而且等级愈高的酒店可达性愈差。其中二、三星级酒店的空间可达性较好且较相似,而四、五星级酒店可达性也较相似但较差;基于乡镇街道为统计单元的二、三星级酒店可达性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低,而四、五星级酒店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高;可达性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而冷点区分布在南京市域边缘区域;最后将星级酒店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酒店分布、行政单元大小、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经济条件等,其中前3个为直接原因,后2个是间接原因。     

广交会与2010年亚运会对广州酒店空间格局的影响

2010年亚运会落户广州,有关这一重大事件对城市酒店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已提上日程.对广州来说,已具有50余年历史的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这个城市常年举办的一项大型活动.在广州酒店形成5个主要集群区的过程中.广交会作为主要的社会经济推动力量之一,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结合对多年统计数据的整理以及对亚运会实际需求的分析预测,指出广交会作为一种周期性事件(periodic event),对于广州酒店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广交会对星级酒店房价影响的时空分异研究——以第117和118届广交会为例

基于艺龙网酒店房价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以及反距离权重插值法,研究第117和118届广交会举办前后广州市主城区699家星级酒店客房价格变动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广交会举办一、二、三期形成3个谷峰,休会期形成谷底,总体呈现“三升三降”态势,展会期间酒店星级越高,房价的涨幅越大。② 广交会举办期间不同星级酒店房价热点区不同;酒店房价空间分布呈圈层式结构,以琶洲馆为中心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③ 酒店房价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与会者需求、酒店类型、城市交通与展馆距离、商圈及生态环境、区域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等。④ 酒店房价可以作为测度大型展会对城市影响的重要指标。     

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特征——以广州为例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     

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以星巴克为例

在地理学“文化和空间转向”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关注渐渐成为城市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文中选择以茶楼为代表的传统茶文化消费和以星巴克为代表的新兴咖啡文化消费空间的冲突与变化为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外来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文化行为与心态层面归纳总结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星巴克咖啡消费空间的兴起,在广州培育了以中产阶级和学生为主的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对传统茶文化空间产生一定的冲击,伴随的是消费者“符号化”消费心理的膨胀及追求生活第     

城市空间增长与格局变化的预测

该文综述城市空间增长和空间格局变化的理论，并评述现今利用ＧＩＳ进行城市空间增长和格局变化的现状，分析促进城市空间增长及空间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提出用ＧＩＳ进行城市空间增长及格局变化预测     

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重构的批判视角研究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与区域空间就已经在具有自我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发生了重大变革,目前研究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在介绍国际自由主义城市研究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和内地两种城市与区域地带内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纳入中国新自由主义之城市批判研究:①城市场所内管制环境和权力结构;②阶层结构重构的原因、过程、特征;③未来区域发展导向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地理分异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研究假设和相关方法论上的尝试,期盼给予国内新自由主义城市研究一些启示。     

建成环境对星级酒店内被盗的影响——以ZG市中心城区为例

盗窃是中西方酒店内财产犯罪中最为高发的一种,但鲜有研究关注建成环境对酒店被盗的影响。论文以2012—2014年ZG市中心城区发生过被盗的星级酒店作为研究样本,在综合分析酒店被盗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选取酒店周围500 m范围内的建成环境指标,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分时段各类型的星级酒店被盗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建模分析。结果表明：被盗星级酒店的时空分布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特征。不同时段空间“主热点”分布相对稳定,“次热点”有所不同。整体来看,提高服务水平对降低星级酒店被盗的作用最为稳定,周围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量会显著增加星级酒店被盗的机会,道路交叉口则对星级酒店被盗起显著监管作用。分模型结果显示,服务水平对三星级和五星级酒店被盗的抑制作用显著,道路交叉口则对以商务客人为主的四星级酒店被盗的抑制作用更强,而POI数量对等级较低的三星、四星酒店被盗作用更为明显;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能显著增加旅游旺季及周末时段的酒店被盗的数量,道路交叉口数量则对旅游淡季、工作日2个时段的星级酒店被盗风险的监控作用显著。研究表明建成环境在影响ZG市星级酒店被盗的机会和成本方面作用显著。结果验证了日常活动理论在中国大城市星级酒店被盗方面研究的适用性,拓展了犯罪地理学在星级酒店被盗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酒店盗窃预防有指导意义。     

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对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在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迁移人口流动中占主要地位,其中百万规模级别以上城市在人口迁移中地位尤为显著;县级市间迁移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县级市平均迁移规模要大于西部和中部;省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大体呈现3个梯状层次;省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总体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均以各省会城市作为省内迁移人口的第一流入地;不论是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都是迁移人口的高度集聚地。     

广交会参展商的空间分异研究——基于第109届参展商的分析

对历届广交会的统计数据以及第109届广交会共2万多家国内参展企业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运用数理统计、地理集中指数( Index of Concentration)、吸引半径指数(Attractiveness Radius)、相关性分析等量化方法,从空间分析角度研究广交会吸引国内各地区、各行业企业参展的吸引力空间分布结构以及分布差异.结果表明:广交会对国内参展商的吸引力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覆盖;相同等级分布区(带)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连续性,不同等级的分布区(带)则呈现较显著的从     

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采用开放数据,并借助K-means聚类等空间计量方法,解析广州租赁住房空间的格局特征,结果发现：1）租赁住房空间与商品住房空间在中心城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离的分布特征,同时租赁住房空间沿交通线分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几处集中分布的地区;2）广州租赁住房空间分为核心租赁地区、核心自住地区、次级租赁地区、外围租赁地区、低容量自住地区和其他地区6种类型;3）投资性购房热潮、城市发展战略导向与轨道交通建设、郊区化与同城化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大型活动对举办地的经济影响——以广交会为例

事件活动的经济影响评估是国外近20 年来的研究热点,然而近年来遭到很多质疑和争论,国内在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对举办城市具有持续的深远影响,是城市大型活动的典范。本研究以104 与105 届广交会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法收集广交会所有参与者的消费支出与结构,并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评估广交会对广州市间接经济影响。结论表明城市定期举办的大型商务活动对举办地的许多产业部门具有很强的拉动效应,对当地经济产生明显的持续性的经济效应;一届广交会对广州市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合计163.24 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应55.26 亿元,间接经济效应为107.98 亿元,直接与间接效应之比为1:1.95;2008 年104 届广交会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总和占广州市全年GDP的1.98%;参与者对广州的经济拉动作用依次为采购商、参展企业、参展个人、承办方、交易团。此外,本文还特别就研究结论存有高估或低估倾向进行了探究。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     

基于遥感监测的广州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

基于1996、2000、2005和2011年4期TM遥感影像,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研究了广州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市建设用地共扩展413.44 km2,属快速扩展时期,且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建设用地斑块个数、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指数和紧凑度越来越大。增城区和从化市等建设用地主要呈零星式和蔓延式扩张,而市辖区、番禺区、南沙区和花都区建设用地主要呈填充式和蔓延式发展;建设用地扩张以东南方向（番禺区、南沙区）和西北方向（花都区）为主,其次为增城区和从化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和交通建设是影响广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因素。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点状数据与GIS的广州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利用2004年数字城市数据,研究了广州大都市区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比较了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种产业的空间格局。将广州大都市区行业分为制造业、批发和运输、零售、生产服务业、房地产业、管理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扶助和娱乐设施等10类。利用1 km2格网画出了各行业点状密度,并通过分区产业百分比及区位商分析了各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中心城区的主导产业是管理服务、房地产、零售及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而在新城区其主导功能是制造业、批发与运输及生产服务业等。利用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广州大都市区各产业企业都呈凝聚分布,在中心城区金融行业分布最集中,其次是房地产、生产服务业、娱乐、管理服务等。利用邻近性指数分析了各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生产服务业和管理服务业、教育和医疗保健与社会扶助、娱乐和零售等邻近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