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创新能力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集,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NICH指数分析等方法,结合GIS空间分析软件和SPSS数据分析软件,探究中国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00-2014年中国创新能力逐年提升,从2000年的0.199提升至2014年的1.775。其中知识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速度较快,而政府支撑和服务能力以及创新基础环境提升较缓慢。②创新能力区域差异由“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转变,高水平和增长较快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和西北各省(市、区)创新能力较弱且增长较慢。③区域物质资本集聚、区域智力资本集聚、区域创新环境、全球化知识溢出等是影响中国创新能力时空格局特征的主要因素。     

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扩散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共享住宿在我国城市迅速发展,是推动城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该文以北京市为例,利用爱彼迎等开源平台共享住宿相关数据,应用ArcGIS技术、地理探测器方法与空间扩散理论,分析2018-2020年北京市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北京市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分布范围、集聚程度逐渐扩大,向心力增强,东北—西南分布方向性明显;2)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依次为餐饮、居民小区、科教文化、交通运输、体育休闲和景点,餐饮是主要影响因素;3)共享住宿业的空间扩散以等级扩散为主、传染扩散为辅,在次级城市功能区和景区扩散明显.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共享住宿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导.     

中国航空货运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中国本土快餐业空间扩散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快餐直营店的空间扩散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中国本土快餐企业老乡鸡直营店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总结了老乡鸡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扩散模式与集聚特征,进而分析了老乡鸡空间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年创立品牌至今,老乡鸡由合肥市的快餐企业发展为中国本土快餐业榜首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采取了深耕式、传染式、等级式及复合式等不同的空间扩散模式,空间扩散模式与路径转变的次序性内生于企业规模的演化;（2）老乡鸡门店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伴随着不同阶段扩散模式的多样化而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一般控制在200 km范围内,已由初期仅在合肥市内的单中心集聚向在安徽省内集聚转变,在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扩散布局的态势十分明显;（3）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原有门店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老乡鸡的空间扩散。在进入复合式扩散后,空间距离在老乡鸡空间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78 以来,全国与“四大板块”先后经历了倒“U”型增长→波动增长→平稳增长3 个阶段的演替;②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演化特征;③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增长的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即增长热点先后历经了“两核集聚”→“一核极化”→“中心辐射递减”的时空演变;④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空差异主要受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5 个因子影响,并且各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⑤ 面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新形势与新挑战,地理学界在理论成果及应对措施方面应该作出更多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空间格局也由北南差异转变为东中西差异,同时,中国省级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影响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因素方面,传统的农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的影响正逐渐减弱,乡镇企业及外商直接投资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市域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泰尔指数、σ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2012—2017年中国大陆346个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排名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均随时间呈现增大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稳步增强。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增强,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房地产投资水平、城市规模是影响中国市域住房支付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而房地产投资水平和城市规模为负向影响;2012—2017年我国东北和东中西部则不同程度上受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死亡率是人口转型关键因素之一,而人口转型又关系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以2000—2015年粗死亡率数据为基础,通过变异系数、趋势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格局差异及演变态势,并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定量分析人口死亡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人口死亡率大致呈西北、东北和东南低,中部及西南高态势,且各时段人口死亡率降低省份高于增长省份;（2）中国各省死亡率变异系数差异悬殊,且在空间趋势中东西方向呈现两端低中间高、南北方向由两端低中间高向北低南高转变;（3）人口死亡率全局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减弱,区域差异缩小,且局部空间上以高-高和低-低聚集为主;（4）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死亡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因子,其次分别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突发环境事件次数和气候条件等。人均生产总值对人口死亡率起主要抑制作用,其次分别为每千人口床位数、每十万人口大学平均在校生数、人均用水量和空气质量。农作物受灾面积合计对人口死亡率在不同年份作用力不一致。     

中国城市群地区PM2.5时空演变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空气污染的核心区域。本文选取2000-2015年NASA大气遥感影像反演PM_2.5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了中国城市群PM_2.5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主控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0-2015年中国城市群PM_2.5浓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出现拐点,低浓度城市减少,高浓度城市增多。② 城市群PM_2.5浓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城市群间空间差异性显著且不断扩大,东部、东北地区浓度提升更快。③ 城市群PM_2.5年均浓度空间集聚性显著,以胡焕庸线为界,热点区域集中东部,范围持续增加,冷点集中在西部,范围持续缩小。④ 城市群内各城市间PM_2.5浓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城市群影响要素差异显著,工业化和能源消耗对PM_2.5污染有正向影响;外商投资在东南沿海和边境城市群对PM_2.5污染具有负向影响;人口密度对本地区PM_2.5污染主要具有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则相反;城市化水平在国家级城市群对PM_2.5污染有负向影响,在区域性和地方性城市群则相反;产业结构高级度对本地区PM_2.5污染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则相反;技术扶持度对PM_2.5污染的影响显著,但存在滞后性和回弹效应。     

中国工业资源环境效率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工业资源和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并基于空间效应构建工业资源和环境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分析了2006年和2015年中国工业资源和环境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剖析了工业资源和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中国工业资源效率总体较低且多年来有所下降,空间分异由“均衡分布”向“西高东低”转化,资源效率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且空间相关性有所提升。② 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偏低且多年来略有下降,空间分异总体呈“H”型格局,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③ 工业化水平和环境规制与资源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与资源效率呈显著正相关,但作用逐渐变得不显著;劳动生产水平与资源效率显著正相关。④ 对外开放与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但作用逐渐变得不显著;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提升呈显著负相关,但这种负向作用逐渐不显著;劳动生产水平与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工业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数量的增多与环境效率显著负相关。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     

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为集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散点状与组团状"分布特征,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且主要沿公路、铁路等交通干道及城市周边分布;其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表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出"面状"分布特征,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荆门、孝感等鄂中地区和武汉,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鄂西地区和鄂东北地区。相关分析得出,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中国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生态地租是衡量资源稀缺的社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测算2002 年和2007 年中国各省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和生态地租总量的基础上, 运用ArcGIS 和GeoDA软件分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规律;并进一步采用传统回归分析以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等方法, 辨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具有西南、东北低, 冀豫高的稳定分布特征, 中西部地区呈增长趋势, 东部地区则呈减少趋势, 总体分布比较分散;② 生态地租总量空间分异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东中西部分异特征, 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区, 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是生态地租总量高度集中区域, 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③ 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受到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密度、人均消费水平及人均GDP与生态地租总量在空间关联性上显著正相关,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农业比重与生态地租总量之间显著负相关, 存在空间上的分散性。     

中国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而生态效率概念和评价体系构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本研究基于超Slacks-BasedMeasure模型,评价了2005–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性,并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6年各省份生态效率在研究时段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伴有波峰变化,但各地区生态效率水平及其变化幅度的差异较为显著。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2)通过变异系数测算表明各省份生态效率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空间分布仍不均衡。从区域内差异看,西部省份区域内差异均值最高,其次为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区域差异最小。(3)通过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工业结构、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能源消费、交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不同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呈现不同作用力。据此,提出各地区提升生态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为缩小绿色发展差距及加快促进区域绿色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证参考。     

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60—2005年西北地区135个台站的沙尘日数、月降水和气温资料,以及500 hPa高度场和太平洋海表温度资料,通过常规统计和诊断方法,分析了沙尘天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除北疆北部外,西北地区大部分地方年平均沙尘日数在5 d以上,沙尘日数25 d以上的地方主要在南疆、青海西部、甘肃河西及中部地区以及宁夏、内蒙古中西部和陕北一带,而50 d以上沙尘高频区主要集中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以及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一带。沙尘天气在春季发生最频繁,而很少发生在秋季。近46 a年沙尘日数总体上呈显著下降趋势,在沙尘天气高发区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沙尘天气发生频数由较多期跃变为一个相对较少期。当北太平洋地区位势高度偏低,青藏高原至新疆500 hPa高压脊异常偏强,亚洲大陆中高纬高度场较常年偏高时,西北地区沙尘日数偏少,反之亦然。当春季太平洋海温表现为厄尔尼诺(拉尼娜)典型态时,同期沙尘日数偏少（多）。     

中国省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超越对数函数对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算,分析要素市场扭曲的空间格局和演化进程,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因素。研究表明:①中国要素市场存在扭曲现象且总体呈现缓解趋势。从区域分布看,高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地区集中在西部地区,中等要素市场扭曲在中部地区,而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分布在东部地区及东北地区。②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Moran指数呈现波动减小趋势,要素市场扭曲邻近地区的集聚效果有所减弱。③对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要素市场扭曲;国有经济占比加剧要素市场扭曲。     

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各省域（不含港澳台）工业废气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效应;总体呈现东部、西部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东部多为高-高集聚区、西部则多为低-低集聚区,并且高值集聚现象的显著性逐渐增强,显著区域呈持续扩张趋势。在此基础上,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域工业废气排放存在空间依赖作用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工业废气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对工业废气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口增长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城市私人汽车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取中国235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研究了1990-2009 年中国城市私人汽车拥有量演变的时空特征,并选取了9 个解释变量,使用1995-2009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分析各因素对城市私人汽车拥有量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私人汽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及区域分异特征;② 中国城市私人汽车发展的空间差异呈先增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动轨迹;2000 年后,中国城市私人汽车发展的空间差异出现了地带间趋异而地带内趋同的现象;③ 经济因素是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决定性因素,私人汽车拥有量随人均收入的发展呈现出“S”形增长,城市化水平对私人汽车拥有量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对特大及巨大城市却产生了不显著的负效应;④ 城市空间扩张带来的城市规模增加会导致城市私人交通工具使用需求增大,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以上后,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能抑制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⑤ 城市公共交通及出租车的服务能力对私人汽车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私人汽车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城市地价水平及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地价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地价水平和地价变化趋势受到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论文从城市土地供需和宏观政策角度选取房地产投资额、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耕地占用税等10 项影响因素,采用2008-2010 年全国105 个土地市场较发育城市分季度地价数据,建立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定量分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各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价格和地价增长率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显示,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且主导因素差异显著：在市级地价影响因素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是地价上升的直接动力,而地价增长率则主要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的影响较;省级耕地保护政策对平抑地价、控制地价涨速作用显著,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是省级层次影响最显著的两项政策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