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路径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重要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重要的国际活动参与者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地理学框架中深入探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角色,可以更加系统地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元地缘关系。论文依据地理学尺度思想梳理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分类,并归纳其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途径,以期在理论上完善对地缘政治主体的研究,搭建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认识框架,实践上指导中国“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的开展。主要结论包括：① 非国家行为体没有动摇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地位,但在世界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作为国家力量的拓展,二是对传统的国家边界、主权有空间上的突破;② 在国际事务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互动及相关行为对国际安全、制度、认知和权力空间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一定损害和威胁;③ 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参与和维护全球治理,塑造地缘政治想象与认同,以及调节和重塑地缘政治空间边界三种方式实现地缘政治影响。因此,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通过与之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合理管理、警惕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以及培育鼓励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等多种方式应对其潜在影响。     

Groundwater governmentality: hegemony and technologies of resistance in Rajasthan's (India) groundwater governance

Globally, decentralisation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paradig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nkages between green governmentality approaches to subjectivity and Gramscian notions of hegemony to examine recent efforts in Rajasthan, India to decentralise groundwater governance through targeted formal regulations and outreach activities, such as water awareness campaigns ( Jal Abhiyaan ). The latter seeks to alter th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farmers by institutionalising their support for state groundwater conservation efforts, including privatisation. The paper draws on household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farmers and government agent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otivations for and practices of state subject-making and differential resistance to these efforts based on farmers' 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 Findings suggest, first, that the state is motivated through its monetary and advisory relationship with donor agencie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Through both outreach activities and coercion, it attempts to gain 'consent' for its proposals, which devolve state control rather than truly decentralising decision-making, to make self-conducting and willing subjects of specifically neoliberal groundwater conservation. But, second, these attempts are being resisted by some farmers through protests, informal discussions, non-participation, and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access to groundwater and irrigation through irrigation partnerships. Third, resistance to these efforts, or support for them, is different between farmers based on their multiple subjectivities (caste, class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The paper advances bot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subject-making and of the d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y integrating the lessons from governmentality and Gramscian approaches to social power and subjectivity.     

海洋本体论及其视角下的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研究

长期以来海洋位于社会边缘,海洋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陆地中心主义。本文在批判海洋国土治理背后的陆地本体及其领土化逻辑的基础上,将海洋重新概念化为体积空间与动态时间邂逅的四维时空,指出海洋具有多维性、流动性、非线性和非客体的特点,并以此构建了以体积国土、流动国土、能动国土为特征的海洋国土分析框架,进而将其运用于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的理论和政策认知,重构了长期桎梏于陆地规范的“时间、空间和运动”观念,回应了文化和政治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取向。研究认为：① 在南海的体积管控上,岛礁扩建是有效的策略。岛礁扩建使体积海洋折叠为二维领土,以偏平化控制三维空间,改变了南海的地理和空间性质;② 在南海的流动性管控上,因海洋的流体、尺度和深度特征,以及法律边界模糊性,加剧了维护南海海上安全的复杂性,需要考虑与之匹配的管控非法流动性的监管策略;③ 在南海的能动管控上,需要关注渔民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海洋保护需要考虑不同本体间的对话和信息转译,使保护行为更加紧密地融入到本土社会文化情境中。本文为海洋国土治理提供了来自政治地理学的批判性视角,同时对人文地理学的人海关系研究亦是积极的推动。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回归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尺度重组：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规划过程为例

全球化时代城市问题越来越多的以尺度问题的形式出现,尺度理论为分析城市发展背后的各种动力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回归后,特区政府如何与位于不同尺度上的地域组织相互作用,进行尺度重组,是探究香港城市发展与管治的关键问题。本文考察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从项目构想、方案设计,到咨询及申请拨款的全过程,识别这个过程所涉及的不同尺度的作用者,分析他们的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研究表明,回归后,特区政府主动向上尺度重组以拓展香港发展的腹地,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是其尺度重组的重要方式。同时,香港逐渐成长的市民社会是参与城市发展尺度重组的重要力量,地方行动者运用尺度政治从多个尺度建构话语和采取行动,对特区政府的方案进行抗议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讨论。对香港的案例分析可加深对体制转型背景下地域组织尺度重组的认识,丰富尺度重组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国家客观地了解香港,为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内地市民社会逐步萌芽成长,案例中特区政府与香港市民社会互动的经验与教训可为内地政府提供借鉴。     

A crack in the facade? Situating Singapore in global flows of electronic waste

Singapore is alleged to be a key node in global flows of e‐waste prohibited under the Basel Convention. We combine a close reading of the Convention and related documents with findings from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f and interviews with Singapore‐based traders of discarded electronics. The case offers both importa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indings for future studies of territory in market‐making activity. Conceptually,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may be analytically useful in such studies to conceptualize territory without presupposing that it is generated as a result of separate domains or logics such as ‘the political’ or ‘the economic’. Empirically, we find that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the Conven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ion of traders based in Singapore, generates a 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city‐state such that it operates as a crack in the regulatory edifice of the Convention, even as Singapore lawfully fulfils its obligations to it. Moreover, allegations premised on the role of Singapore as a facilitator of global e‐waste dumping misrepresent its crucial role as a conduit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for the significant reuse markets elsewhe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The case indicates that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Singapore hinge on the city‐state being territorialized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京津冀协同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京津冀区域治理是伴随三地协作发展的进程,从政府层面的管制转向各利益主体协调治理,从自上而下的竞争合作转向上下结合的协同合作的一系列有效应对举措。经过30多年的努力,学界和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京津冀区域治理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自1984年以来相关区域的研究,尝试从时空维度厘清京津冀区域治理的研究脉络及其变化,剖析目前京津冀区域治理所涉及的治理模式、协调体系、以及形成的发展策略,为改进和提高京津冀区域治理效果提供参考。京津冀协同治理过程是学术界与政府的互动融合过程,其中政府的作用居主导地位。未来将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评价和文化、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方面得到深化和细化。     

地域重构视角下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从资本、权力与社会的地域重构视角系统探索了中国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分析珠三角典型的“飞地经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地域重构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区域空间生产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动员,另一方面企业主体的空间偏好决定了区域空间生产的结果。其次,区域治理对区域空间生产的多尺度修复是动态调整的,以资本的空间需求为导向。最后,区域空间生产与区域治理协同演进并相互促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区域的形成是“规划中心,市场为器”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区域尺度的具体表现。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对地方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需要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与制度设计。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与编制体系的再思考

国土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为应对发展环境变化而对国土空间进行的优化调整。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全球经济短链化和区域化、生产制造智能化和数字化、社会发展低碳化和绿色化、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等趋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产生了系统性的深刻影响。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及时应对：一方面,需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增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发挥专项规划的专业性,提高详细规划的人本性,编制实施跨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不断完善国土空间治理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tate in a Globalizing City‐Reg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PRD) city‐region has taken place alongside complicate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of time‐space envelopes (TSEs) is adopted for a study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at i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nsion‐ free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never existed due to a complex governance network. The shift from “cross‐border protectionism” to “cross‐border free trade zone” in Hong Kong's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since 2001 is a result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 cutting through the ge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TSEs.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

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的关系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尚未有决议的前沿问题。本文从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4个维度建立社会升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揭示了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社会升级的不同维度受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不同影响。就业维度主要受政府管制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主要受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正向影响,基本权利维度主要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和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社会对话维度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外资的正向影响。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对这个促进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该中介作用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正向调节影响。这表明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下可以得到增强。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为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领土VS主权：政治地理学领土陷阱理论研究进展

领土/领域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领土陷阱是政治地理学的经典理论之一。论文系统整理了关于领土陷阱的成果文献,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领土陷阱理论的源起、发展及其研究议题进展,并对其借鉴意义进行了评述。John Agnew提出的领土陷阱理论基于3个地理假设：领土—国家—主权的“三位一体”、国内—国外的“二分法”、国家是社会的容器。领土陷阱驳斥了既有的国家中心主义领土观,强调重视领土主权之外的多种实效主权形式,如域外治权、分级主权、社会主权等。领土陷阱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跨境移民、跨境资源保护、跨境水政治等多方面的议题,并随着时代发展展示出其强大的解释力。论文认为,领土陷阱相关研究的主张,如领土是主权的工具、要从领土主权和实效主权的复杂互动中理解领土问题、从中心和边缘的双向视角理解领土问题、从理性和历史情感中审视领土问题等,对于中国当下有效解决领土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空间规划政策在中国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演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