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研究——江苏和安徽对比研究

产业地理集聚既取决于产业特征,也依赖于区域特性。采用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企业数据对比江苏和安徽两个差异显著的省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总体而言,制造业在安徽省较江苏省更为集聚,两省最为集聚的产业是一些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为分散的产业是需要接近资源或地方化市场或地方保护较强。一些资源加工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在江苏省和安徽省集聚态势差异明显。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可能源于产业在不同省区的技术水平、规模强度以及功能的差异,但区域性因素仍然是主导。两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的差异是安徽省大多数产业较江苏省更为集聚的一般解释,资源区位及其可得性、地理位置、产业传统以及制度性差异等进一步造成了一些产业在两省地理集聚程度的差异。     

中国省区间产业内贸易与产业结构同构分析

基于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从产业内贸易角度重新审视产业结构同构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存在着一定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但空间上不均衡。华东沿海地区存在着大类层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中小分类的产业间贸易,使得江浙沪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产业关联,因此不能仅以产业结构同构程度来判断产业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基于大类产业层次的产业结构同构分析可能会高估产业结构同构程度,在中小类产业层次判断区域间产业结构同构会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结论。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中国省区间贸易联系的重要形式。各省区制造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工不同、相似的需求偏好和产品差异化竞争是促进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在产业结构相似的省份之间发生,也存在于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的省份之间。如果区域之间存在着活跃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同构不一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宁夏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系统研究

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升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能力。以1978-200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系统研究了宁夏产业结构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宁夏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依然低下;(2)宁夏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3)宁夏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产业结构偏离为正,竞争力偏离份额为负型、产业结构偏离为正,竞争力偏离份额为正型和产业结构偏离为负,竞争力偏离份额为正型三种类型;(4)产业结构变迁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研究指出,在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以及在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建立产业协调与分工合作机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布局开发,形成区域性“群落型”经济优势,成为新时期宁夏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基于泰尔指数和GIS地图技术分析了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表明:全国省域层面金融发展差异显著小于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而金融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差异主要由四大板块间差异形成,而金融发展差异主要由东部10个省份间差异形成;金融发展格局显著不同于经济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地带性差异,区域金融发展没有表现出地带性差异,西部省份金融比率提升显著,中部6个省份经济增长提速明显,但金融发展显著滞后。这意味着在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只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金融空间组织、金融机构的信用区域分配等都会影响区域金融发展。     

技术进步率差异下的中国制造业集聚——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引入地区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得出新的产业流动均衡方程;运用数值模拟,研究在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市场规模和贸易自由度如何影响产业份额并促进集聚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四大经济区域17个省份,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些结论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技术进步率、规模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范围更广;本地市场效应仅在个别行业内存在;当贸易成本较低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倾向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我国西部地区市域经济的时空差异研究

以市域为基本研究单元,以2000—2012年人均GDP为特征量,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进行时空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实力逐年增强,产业结构逐步向高层次结构迈进;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少数市域人均GDP处于极端高水平,而65%左右的市域处于西部平均水平以下;整体市域经济格局呈现"弱者不进,强者进缓,中间颠倒"的发展状况;市域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在增大的同时,相对差异先增大后波动减小;人均GDP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地区经济空间差异明显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在空间上出现集聚分布。最后,从自然环境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政策效应以及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分布的地理变迁与驱动因素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分布格局呈现出新的动向。以2004-2005年为转折点,以食品轻纺行业为主的部分制造业部门开始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产业份额明显下降,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产业份额趋于增加。在地市尺度上,制造业分布变化呈现出"西进北上"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产业份额从沿海发达城市转向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市、以及中西部省份内部产业基础较好且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市。中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已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要素成本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市场邻近和供给邻近逐步得到改善。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要素成本差异的扩大和贸易成本差异的缩小,使得贸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均衡关系发生逆转性变化,这是驱动中国产业分布地理变迁的核心因素。     

兰州—西宁区域经济一体化试验区建设研究

我国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1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为推进西部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适应国家经济重心战略调整与大城市区域化发展趋势,基于西北河湟谷地城市密集区完整的经济地理区域,提出了建立兰州—西宁区域经济一体化试验区的构想,并从区域空间与产业双重整合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实验区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推进西部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从而推动整个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② 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③ 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④ 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⑤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中国西部开发战略创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

在分析了对中国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西部开发的重大问题，就国家－地方－个人利益的协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等进行经济地理学理论层面的思考，论证了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了“富民”优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建设特色经济、非均衡开发、东西合作等西部开发战略创新的基本思路。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西北五省区经济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与主导产业变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和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事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官方发布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该区域经济开发区2006年和2017年空间格局演变及主导产业变迁过程,得到以下结论：（1） 2006年和2017年西北五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集聚强度增大,并呈现差异化的集聚扩散模式。（2） 五省区开发区在特定范围内的空间分析尺度上显著集聚,2006—2017年间集聚程度和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 五省区开发区整体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主导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开发区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不同类型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变迁差异：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在“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强化集聚,另一方面,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的集聚中心逐步从兰州转移到了西安地区;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新疆“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和西安市与兰州市之间的“通道状”集聚区强化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开发区在西安市和乌鲁木齐市集聚。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