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雪山雨崩村生态旅游商品开发研究

梅里雪山是云南省自然景观最为壮美,生物多样性和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2000年以来,位于梅里雪山腹心地的雨崩村民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了基于社区的乡村旅游业,并从中致富。近年来,随着雨崩观光旅游者的快速增长,雨崩村乡村旅游业开始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旅游商品开发严重滞后。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虽然现存交通、电力等外部因素受限制,但是如果充分挖掘和利用村民现在可利用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就能够依靠村民自身条件开发出质优价廉的生态旅游商品,满足旅游者日益扩大的旅游体验需求。     

风景名胜区旅游垃圾实证研究——以梅里雪山雨崩村为例

旅游垃圾是人类旅游活动的伴生物、旅游业的副产品,也是旅游业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梅里雪山风景区生态脆弱,远离城市,位置偏僻,其环境的脆弱性使旅游垃圾影响更加显著,梅里雪山的垃圾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环境问题,影响到当地藏族村民的正常生活,从微观层面研究在生态脆弱地区、在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社区背景下的旅游垃圾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     

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以常州春秋淹城为例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选取常州春秋淹城作为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典型个案,构建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结构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春秋淹城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属性包含4 个维度,游客对其感知存在"休闲娱乐属性→春秋文化属性→景观遗址属性→人文关怀属性"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旅游地4 维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休闲娱乐属性和春秋文化属性的正向驱动力显著,景观遗址属性和人文关怀属性的驱动力较弱;总体而言,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呈现"旅游地属性的价值功能凸显→旅游者感知体验‘优势区’→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显著"和"旅游地属性的价值功能滞后→旅游者感知体验‘弱势区’→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弱化"的分异规律,旅游地整体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基于休闲分类法的生态旅游者行为研究——以观鸟旅游者为例

目前国际上对生态旅游和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很多,生态旅游者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又因为其复杂性,对其分类研究也是研究的难点。观鸟旅游是生态旅游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不同类型观鸟旅游者行为特点进行研究是亟待开展的课题。本文运用休闲分类学方法,通过调查到访过董寨的观鸟旅游者的旅游行为、观鸟水平和忠诚度,分析观鸟旅游者行为特征,按照不同类型观鸟生态旅游者分析其行为特征和目的地偏好属性,目的是:(1)应用生态旅游者分类方法研究不同类型观鸟旅游者行为特征;(2)为生态旅游者行为研究提供范例。观鸟旅游者可以被分为3类,即偶尔型、积极型和熟练型;(3)提出观鸟生态旅游的发展策略,加强生态旅游者行为研究;培育生态旅游市场;为经营者提供目标市场的细分和特征。     

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分析——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人地关系安全、旅游生态伦理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提出广义与狭义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建立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与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为例,探讨旅游消费对旅游地区内与区际生态安全影响的特性。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总值为163514.0248hm²,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5190274hm²,居民的人均本底生态足迹为0.994925 hm²,同2002年比较,旅游生态足迹总值增加115.10%,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增加72.44%,居民人均本底生态足迹增加3.47%。(2)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5678hm²,约占旅游生态足迹总值的42.35%,其中旅游业的CO₂排放量高达309455.66t,占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的99.84%,加强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十分紧要。(3)2004年九寨沟的生态安全系数处于1.093158~1.159388之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对自身生态安全的影响小于对区际(全球)的生态安全影响。(4)未来游客量的增加、旅行市场半径的拓展、受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依赖程度的加强态势,是影响九寨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旅游地景观生态分类方法探讨——以福州市青云山风景区为例

综合分析了影响旅游地景观的主要因子,以人为干扰为基础,以地貌为基本线索,以植被为标志,以土壤为参照,结合实地考察和景观生态制图技术,建立研究区的三级景观生态分类体系.结论认为:旅游地景观类型的划分应强调整体的综合,而不是对个别组分进行分类;多要素综合的分级分类体系,既能反映控制景观形成过程的主要因子,又可体现景观的综合性,能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旅游地景观生态类型的划分,应根据景观异质性、图形比例尺和图斑的需要,明确分类单元的等级,确定分类的基础单元.     

北京市生态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调查与分析--以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对北京市百花山自然保护区 139位生态旅游者的调查 ,根据回答者每年去基于自然的目的地旅游次数以及他们的NEP得分 ,从而类分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数据分析使用了描述性统计以及一系列独立性T TEST检验和ANOVA分析。研究表明 :(1) 3类生态旅游者在人口统计、动机、环境态度、管理倾向等行为特征方面存在差异 ;(2 ) 3类生态旅游者对自然环境态度都很友好 ,而严格的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NEP分数更高 ;(3)不同的生态旅游者来源有不同 ;(4 )与国外的生态旅游者相比 ,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更年轻 ,男性更多 ,但受过很好教育的游客数量不及国外     

旅游者生态责任价值与培育途径探讨——以云南普者黑景区为例

环境恶化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云南普者黑旅游景区也未幸免,通过数理统计与定性分析,发现景区水质恶化、大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动植物生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保护景区生态迫在眉睫。旅游者是景区生态环境保护不可忽视的群体,其承担生态责任有利于景区生态安全;可以有效提高社区其他公众的生态意识;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因此,通过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完善景区旅游解说系统,加快生态社区建设可以有效培育旅游者的生态责任,从而实现普者黑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大众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旅游动机比较研究——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

生态旅游者与大众旅游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生态旅游者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生态旅游者作为生态旅游活动的主体,其旅游动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大众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对其生态旅游的动机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法萃取出生态旅游动机为7项(休息及回避、活动、归属、挑战、成就与地位、自我实现、追求自然美).通过t检验发现:除"自我实现"因子外,大众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在其他旅游动机因子上均有显著性的差异.     

游客-环境互动视角下旅游者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效应

日常生活环境和旅游目的地环境都可以为个体提供恢复的机会,不同环境的属性特征导致不同程度的恢复。为了探究环境类型与恢复性效应之间的关系及停留时间的调节作用,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游客在不同环境中的恢复性效应,并对这一现象提供心理上的解释。结果表明：1）恢复体验的4个维度（放松体验、心理脱离、掌握体验、控制体验）在旅游目的地环境中的得分均高于日常生活环境。2）掌握和控制体验维度在城市旅游目的地中的变化程度高于乡村旅游目的地,两种类型目的地的放松和心理脱离维度差异较小。3）随着在目的地停留时间的延长,乡村旅游目的地放松体验和心理脱离维度变化程度高于城市旅游目的地,两种类型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效应会相互靠近。因此,游客的环境恢复性效应不仅受到环境和目的地类型的影响,同时还与游客的适应程度有关,且受到其停留时间的调节作用。     

游客涉入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盎格鲁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的比较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维度层次探讨游客涉入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并对盎格鲁入境旅游者(n = 349) 和国内旅游者(n = 292) 两个群体的影响模式进行比较。游客涉入测量使用Gursoy & Gavcar 修订的国际休闲旅游者游客涉入量表,包括娱乐/兴趣、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后果3 个维度;目的地形象测量使用Baloglu 的目的地形象量表,包括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2 个成份。以桂林、阳朔作为案例地,使用多组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比较两个群体的结构模型。研究发现：游客涉入对目的地形象感知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娱乐/兴趣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和情感形象;风险后果显著负向影响认知和情感形象;风险可能性对情感形象无显著影响,国内旅游者风险可能性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形象,但盎格鲁入境旅游者没有发现这种影响;2 个子样本只有娱乐/兴趣→认知形象和风险可能性→认知形象两个路径系数存在差异,其他路径系数均等值。     

旅游目的地标志景区测度模型及广州实证解析

标志景区是旅游目的地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感知和认识目的地的重点对象.通过对标志景区概念及其主要特征的认知与界定,选取市场影响度、价值贡献度、旅游吸引度和其他因素作为一级指标因子和12个测量指标建立标志景区测度逻辑模型,运用AHP方法确定模型中各因子权重,建立标志景区计量模型.以广州作为案例,对候选标志景区测度值进行解析,广州重要标志景区有越秀公园、广州塔、陈家祠、中山纪念堂、白云山风景区、北京路步行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南越王博物馆.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研究 ——以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为例

以武当山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游客问卷与访谈调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定量分析武当山旅游体验对游客认知、思想、行为意愿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当山游客的旅游动机有宗教朝圣、文化体验、娱乐放松及感情交流4类;② 宗教文化旅游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及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态度及践行意愿;③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强弱因动机而不同,自强至弱依次为宗教朝圣、文化体验、感情交流及娱乐放松。     

基于网络文本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以皖南“川藏线”为例

旅游地意象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旅游者具身化意象认知结果对旅游地行为忠诚、满意度及旅游资源开发至关重要。借助蕴含旅游者记忆与叙事信息的网络游记文本及图片位置数据,采用质性与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发现：1）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由线性意象、色彩意象、地方意象、审美意象和情感意象五维类属建构而成。2）皖南“川藏线”旅游者在场体验过程中的情感评价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消极情感占比相对较少,其中高度积极情感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度消极情感。3）旅游者皖南“川藏线”意象要素感知特征呈现动静结合、线性体验与感知兼具两个层级。其中,动静特征通过静态景观与动态体验共同展现,线性体验更多强调旅游者产生的刺激、惊险、震撼的驾驶乐趣及情感升华。4）皖南“川藏线”线性意象热点集中于桃岭公路及六道湾周边,色彩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和红杉林两地,审美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青龙湖、红杉林沿线,地方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桃岭公路和水墨汀溪一带。     

上海与长江流域各省区间的旅游互动

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对1999-2005 年上海及长江干流区域内各省区入境旅游者统计 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在长江流域各省区出、入沪旅游流总量增长中, 结 构性转移分量的贡献影响发挥着主导影响; 份额分量的贡献影响发挥着基础性影响作用; 而 竞争性转移分量的贡献影响虽然有表现, 但其作用绩效明显低于其他分量的影响绩效; 总体 上, 结构性转移分量与份额分量高度集聚于上海毗邻的江浙地区, 表现出长三角地区旅游流 的高度内聚性; 但出、入沪旅游流增量中的各分量贡献影响, 在长江流域各省区间出现显著 的不均衡现象, 上海出沪旅游辐射强度在长江流域自东向西呈现出“U”型格局的空间变化。 其中, 距离尺度虽然是影响旅游流空间差异变化的重要因子, 但省区间的资源禀赋、旅游区 位交通的便捷性、旅游产品特色与供给结构变动、区域间旅游一体化程度等因子所构成的区 域性差异, 则是影响大都市与区域间旅游互动程度和空间格局的深层次原因。促进大都市与 不同尺度规模区域之间的旅游互动, 实现大都市与区域间旅游和谐发展, 全面提升中国旅游 的空间效益, 是中国区域旅游深度发展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战略性命题。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灾害事件对旅游地意象影响的研究——以九寨沟风景区为例

旅游目的地意象一经形成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5.12地震这一重大突发事件对四川九寨沟风景区旅游者感知意象的影响如何?对比分析2008年5月(汶川地震前)和2009年5月的旅游者感知意象,发现认知意象虽略有下降,但由于地震对九寨沟风景区没有造成实质破坏,而且已经经过了一年的恢复,变化不是很明显;但受情感意象的影响,旅游者的忠诚度有明显提升;另外,旅游者对九寨沟风景区旅游安全、社会治安的认知有明显下降。结构方程均值模型的运用解决了传统研究方法不能直接进行潜在结构变量之间比较的问题,开拓了旅游目的地意象感知研究方法的新视角,同时也深化了结构方程模型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

探究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者的角色认同是否影响其参与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角色认同理论,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利用时间日志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获取当地居民时间利用数据,并从时间利用视角出发就居民角色认同对其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质性探讨,以期深度挖掘居民的态度和心理感知。结果表明: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者,其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居民角色认同程度和旅游参与程度作为分类变量加以交互组合,形成4种常见的旅游社区参与类型,即高角色认同-深度参与旅游型居民、高角色认同-浅度(未)参与旅游型居民、低角色认同-浅度(未)参与旅游型居民、低角色认同-深度参与旅游型居民。从而针对不同类型居民,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参与和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建议。     

基于游客视角的乡村旅游资源评价研究——以兰州市为例（英文）

乡村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的发展热点,但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评价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问卷星和实地发放两种形式收回有效问卷574份,从资源价值、环境因素和接待条件3个维度构建包含文化性等25个评价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认知度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展了综合评估。结论如下：一是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更加注重接待条件。游客更加注重接待条件设施,接待条件价值占比更多的集中在8–10分,占比61.4%,高于环境要素的分值占比58.87%和资源本身价值（54.26%）。二是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愉悦性（0.1152）、游线设计（0.1014）、体验性（0.0765）、观赏性（0.0747）等方面。三是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认知度主要集中在自然性（4508）、环境安全（4469）、愉悦性（4387）、食宿条件（4367）、游线设计（4363）等方面。四是乡村旅游资源的认知基本上以6–9分为主,环境因素的10分分值占比最高,但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的科普性和教育性的期望较高,导致获得感较低。通过对乡村旅游所在地环境资源的自然性、接待条件的环境安全和外部交通以及资源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