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变与优化——以"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城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历史传统和人文等因素的影响,西藏高原城镇化的动力与其他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在对"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化现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分阶段对该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实施的援助西藏的特殊政策对城镇化的作用,认为援藏政策是西藏城镇化的核心动力,但同时也强化了西藏"非典型的二元结构",城镇缺乏自然发育和自觉成长的过程,缺乏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活力,经济职能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城镇外来人口的机械增长,本土非农化进程缓慢,城镇化在改善当地农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推进本土农牧民城镇化进程的角度出发,并充分考虑援藏政策对西藏城镇化的作用,提出今后"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化动力系统优化的思路,为其他具有高原环境特征和特殊社会背景地区的城镇化的研究提供借鉴.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以省区为基本单元,借鉴欧向军等人提出的四维分析视角,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结合面板数据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加以考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市场力、行政力以及内源力作用较强,而外向力作用较弱,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内生性特点。时序分析发现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动力机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趋势性,虽然金融危机会对动力组成结构产生一定的扰动,但是在长时间尺度上,内源力作用逐渐上升而行政力作用逐渐下降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而空间分析显示,市场力与内源力具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优势地区将继续保持领先,落后地区继续维持落后状态。随着市场力的不断稳固和内源力的持续增长,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加剧。增加行政力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城镇化动力的多元化是缓解这一不平衡的重要策略。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以吉林省各县域(市辖区)为基本单元,借助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讨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国有动力、非国有动力、农业动力及外向动力等因素的空间相关关系,并以此解释人口城镇化分县域(市辖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有动力对吉林省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影响强度由中北部向西南、东南两个方向递减;农业动力和非国有动力分居二、三位,但差别不明显。其中农业动力的影响强度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减,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强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外向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力较弱,影响强度各地区差别较大。吉林省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应重视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和农村现代化的作用;关注人口城镇化动力多元化,考虑实现错位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路径机制再认识——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沿海地区,四川省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农民进城的目标以生活与教育为主,而非进城务工。进城人群的主体是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剩下的留守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在产业支撑城镇化能力较弱的同时,形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模式。在特殊的人口进城机制影响下,人口流出地区往往呈现特殊的城镇化表现,如人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县城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繁荣发展,县域城镇人口增速远超过地级市等。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对城镇化机制相关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就此类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潜在问题进行了展望。     

县域城镇化水平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构成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构建县域城镇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市场城镇化、人口和基础设施城镇化.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发现2001-2012年县域城镇化水平处在上升状态,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改变,但城镇化发展并未提供较多的城镇就业岗位和促进工业企业营利能力的提升.从多年平均看,人口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对县域城镇化水平贡献份额最大,市场子系统贡献份额最小,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时段特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动力因素,显示推动力呈现多元化特点,各种动力共同助推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动力大小有差异,依次表现为政府动力、市场动力、社会动力.     

区域服务业时空演化的动力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区域服务业时空演化动力机制研究是对服务业演化规律的一种探索,也是服务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对服务业演化动力机制研究多从某个或几个因素阐释其对服务业演化的影响。本文以服务产品和空间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出贯穿市场供需、空间集散和政府调控等基本因素的区域服务业时空演化动力机制理论框架,并运用该框...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与对策思路——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文章首先分析了金华实施城乡一体化的背景，然后运用增长极理论阐述了该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最后从工业园区化，农村城市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制约此进程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与思路。     

环境变迁、经济开发与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以上海浦东地区为例

该文以上海浦东地区为典型地域的研究表明，政区演变具有内在与外在两种动力机制，它们对政区不同要素的作用有所侧重，而环境变迁、经济开发等背景因素对政区设置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青藏高原东北缘全新世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以青海湖江西沟2号遗迹为例

青海湖江西沟遗迹是青藏高原东北缘一处有连续地层的重要细石器文化遗存,对其人类活动指标(石器、动物碎骨、陶片等) 与环境指标(磁化率、色度、孢粉及集成结果) 对比分析表明：细石器文化与环境变化关系密切,在全新世JXG2 细石器狩猎者一直生活在以蒿为主的草原环境.在9 ka BP以前的早全新世,环境状况不断好转,人类已经在湖区活动,并逐渐增强;9 ka BP后最佳的水热组合,较高的草原覆盖,为细石器狩猎者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推动文化进入鼎盛期;6 ka BP后随着环境干冷化,细石器文化也开始衰弱.孢粉分析发现9~6 ka BP高的禾本科含量及种类丰富的杂草花粉,与人类活动有关;尤其是禾本科含量在6.7~4 ka BP保持较高水平,此时段恰是陶片开始出现并普遍使用的时期,推测与JXG2 先民尝试种植农作物有关.高原东北缘在6 ka BP之前为细石器文化,6 ka BP之后高原史前文化开始发生分化,细石器狩猎者活跃在海拔较高的高原上,农业种植者占据了较低的河谷地带,在二者交接地带,形成了兼具细石器文化与农业种植文化特征土著新石器文化.     

环境变迁、经济开发与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以上海浦东地区为例

该文以上海浦东地区为典型地域的研究表明 ,政区演变具有内在与外在两种动力机制 ,它们对政区不同要素的作用有所侧重 ,而环境变迁、经济开发等背景因素对政区设置产生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发展水平评估及其演变分析

通过夜光发展指数(NLDI)、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位序规模法则3个维度进行分析,评估不同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研究表明:①21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在逐年提升,但是人类发展水平整体上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区域内部人类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东南部夜间灯光强度比较高,人口分布集中;②青藏高原民族多样性...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作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全球尺度的生态安全,其恶劣而敏感脆弱的自然环境也长期制约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故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青藏高原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促进相关研究转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有针对性...     

青藏高原青海湖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性评价(英文)

Qinghai Lake Watershed (QLW) is a hot place of a seri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programs nowadays.However,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ch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 and economic practice in this area.As ecosystem service and natural capital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dex of concordance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CEE) has been proposed to compare the annual variation rate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RESV) with tha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GDP).Using this Index,we have assessed concordance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CEE) for the QLW in the period 1977-2004.The result showed that from 1977 to 2004,th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the QLW descended from 128.81×10 8 yuan to 127.32×10 8 yuan;In contrast,the GDP increased from 0.931×10 8 yuan to 8.856×10 8 yuan.The values of the I CEE were -1.14,-0.22,and -0.14 in the stages of 1977-1987,1987-2000 and 2000-2004,respectively.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first stage 1977-1987,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the QLW was not concordant but at a high conflict;from 1987 to 2004,there was a low conflict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and the CEE appeared to increase slowly.Analysis of the assess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adjustment practi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EE changes.     

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思路与绿色发展路径

青藏高原城镇化肩负着捍卫国家安全屏障与护卫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及“亚洲水塔”的特殊使命,对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确保“地球第三极”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让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生活更幸福、使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更牢固、使国家安全屏障更坚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详细论述了青藏高原新型城镇化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特殊驱动过程、特殊发展道路、特殊发展目标、特殊发展格局、绿色发展模式与路径,认为青藏高原城镇化是一个在高寒缺氧环境下,由单一投资拉动、游客带动、服务驱动、对口支援等特殊驱动形成的低度开发型、文化传承型、守土固边型、护卫水塔型、小聚大散型、社会包容型、生态富民型城镇化过程。未来发展思路是：以守土固边为先导,保障国家安全,快稳有度,确保边境和农村地区有足量人口,到2035年高原常住人口将达到1600万人,城镇化率宜为52.5%左右,将长期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以绿色发展为主导,不断提高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能力及水平,突出特色,彰显民风,弘扬文化,住在镇里,牧在乡里,就近就地镇民化,建设高原美丽城市与城镇;以小聚大散为布局原则,聚散有度,在散聚中形成由“三圈四带多节点”构成“星星点灯”式固边型城镇空间格局,突出“三圈”（西宁都市圈、拉萨城市圈和柴达木城镇圈）、“四带”（青藏铁路沿线城镇带、川藏铁路沿线城镇带、唐蕃古道沿线城镇带、边境地区固边城镇带）和“多节点”（多个重要城市节点和重要固边城镇）的集聚效应;以通道建设为保障,超前建设青藏高铁等基础设施,筑牢国家安全保障线,加快引进“新基建”上高原,建设高原智慧城市;加快边境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建设边境土地改革试验特区,以国土安全为重,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和国土空间规划中优先考虑边境城市。     

近40 年来青藏高原典型高寒湿地系统的动态变化

选择青藏高原长江源区、黄河源区以及若尔盖地区等典型高寒湿地分布区域, 利用1969、1986、2000 和2004 年多期航片和卫星遥感数据, 从湿地主要组分分布、空间格局以及水生态功能等方面, 分析了近40 年来典型高寒湿地系统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典型高寒湿地退化具有普遍性, 湿地面积萎缩在10%以上。以长江源区的沼泽湿地退化最为严重, 退缩幅度达到29%, 同时大约有17.5%的长江源区内流小湖泊干涸消失, 黄河源区和若尔盖地区湿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的破碎化和岛屿化程度显著加剧。高寒 湿地系统退化使其水文功能发生变化, 表现在湿地退化较为强烈的长江源区与若尔盖地区枯 水期流量减少、稀遇较大流量径流发生频率增加而常遇流量发生频率减少、水涵养能力下降。湿地系统变化与区域气温显著升高有关, 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区域增温幅度升高到过去40 年平均增温幅度的2.3 倍, 湿地系统退化程度也同步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加剧。在降水量呈现增加以及冰川趋于消融的背景下, 高寒湿地退化是导致其流域径流持续递减的主要因素之一。     

青藏高原农业现代化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农业现代化是当代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本文基于1990—2017年青藏高原统计数据,构建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进而获得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各项指标贡献度,以此评估高原农业现代化发展时空特征和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17年青藏高原农业现代化水平普遍偏低（全区平均农业现代化指数为0.15）,呈增加趋势;② 从空间上看,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分散在高原北部、西南部、南部边缘和一江两河的德格县、湟中县、白朗县、浪卡子县等部分县域;③ 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单位耕地面积用电量、有效灌溉率和土地生产率对高原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最大（对农业现代化指数的贡献度分别为13%、12%和11%）,其中单位耕地面积用电量和土地生产率增加促进了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正向驱动因子;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的增加不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负向驱动因子。     

青藏高原植被覆盖变化的地域分异特征

植被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都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本研究以1981-2006年间的GIMMS/NDVI产品为主要数据源,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分别从植被空间分布、植被波动和植被变化等方面,探讨了青藏高原植被覆盖变化的水平地域分异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981-2006年间,雅鲁藏布江河谷区、错那县和墨脱县的西北部、柴达木盆地南缘、三江源地区的顶端和青海南山北麓等区域地表植被年际波动较大。反映区域植被盖度时间变化趋势的SLOPE值以及植被盖度,具有从南部、东南部向北、西北部"下降—上升—不变"的规律。植被盖度下降显著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和青海湖南部,其次是三江源中南部地区;植被没有明显变化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藏北高原和柴达木盆地。植被指数显著上升的区域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区,植被指数明显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人迹罕至的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等山间盆地区,轻微上升的区域分散在明显改善区的周围。依据SLOPE值的空间分异特征将整个高原划分为4个一级区:帕米尔高原植被指数上升区、藏北高原—阿里高原—柴达木盆地植被指数稳定区、高原中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河谷植被指数上升区和三江源—横断山区植被指数下降区。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Estimation of Critical Rainfall for Flood Disaster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Expedi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balance of solid and liquid water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disturbed, and a large amount of solid water, such as glaciers and perpetual snow, is transformed into liquid water, which aggravates the risk of flood disasters in the Plateau.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lood disaster record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od disasters in the Plateau, and estimated the critical rainfall for the flood disasters combined with precipitation data from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each bas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flood disaster events in the Plateau are caused by precipitation, and the average annual occurrence of flood disasters is more than 30 cases and their frequency is on the rise. The high frequency areas of flood disaster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re mainly in the Hehuang Valley and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rea; the secondary high frequency areas are located in the valley area of South Tibet and the peripheral area of the Hehuang valley.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highest critical rainfall value of flood disaster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the plateau, followed by the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parts of the plateau, and the lowest values are in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rn parts of the Plat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