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价值链构建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

承接产业转移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重大发展机遇。在分析全球价值链(GVC)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经济梯度,提出了构建国内价值链(NVC)的基本思路。根据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区位等不同要素,明确了国内价值链主要划分为生产者驱动价值链、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原材料驱动价值链和混合驱动价值链4种形式,重点分析了在不同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重点和方向,提出了不同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模式和内在机理。     

战略耦合及区位机会窗口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区位重构——以富士康为例

关系经济地理学（REG）与演化经济地理学（EEG）不断走向融合是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REG战略耦合理论与EEG区位机会窗口理论相结合,构建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全球生产网络（GPNs）领先企业苹果（Apple）公司最大的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为典型案例,研究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对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的发生依赖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匹配程度的动态变化;(2)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转出地区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的解耦合,为产业转移的发生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3)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潜在承接地区域资产之间匹配程度的差异,是其最终选择承接地的核心因素,遍在化的通用区域资产影响较小、特定区域资产起到关键作用。在承接地形成再耦合,意味着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4)转出地及承接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对战略耦合的状态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5)作为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的区位重构受到领先企业苹果...     

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竞合模式与转移路径研究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探讨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合作与转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发展水平、优势领域、目标差异、存在问题和空间布局5方面对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其次,构建了科研支撑基础上、政府主导与引导下的企业主体和行业协会协调的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竞合模式;最后,从环首都经济圈内的"同城"转移、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与承接路径。研究表明: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在现有优势领域和未来发展目标方面存在显著梯度差,且三方都已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合作意愿,从而使合作成为可能;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具有共性,因此近期产业布局仍将以本地为主,竞争大于合作;河北承接京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不均衡,近期主要以北京为主,天津幅度较小。     

产业集群化转移：世界性规律与中国的趋势

随着产业的模块化发展以及产业链分工的细化,在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下,国际第四波次产业转移浪潮开始呈现出产业集群化转移的规律与趋势。阐述了产业集群化转移的内涵及原因,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的特征及集群化转移的规律性;在对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历程及特征的分析基础上,认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发生与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产业支撑和制度环境,而产业集群化转移将成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模式的未来趋势。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将中西部地区划分为东北、中部、西北、西南4个区域,采用1995—2013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各区域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选取的影响因素包括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和路径效应。结果发现:4个区域的路径效应、资本存量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源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东北、西北地区不显著;劳动力成本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对东北地区不显著;除中部地区外,经济规模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中西部区域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在促进产业转移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根据不同影响要素制定宏观政策与微观引资策略。     

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与中国角色演变

产品内分工已成为支配当代企业分工与产品生产的重要模式。研究智能手机生产网络价值分配格局,对辨析中国大陆企业在移动通讯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12—2017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以其零部件价值含量与技术要求为测度标准,分析了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特征以及中国大陆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变化。发现：高价值环节的供应商主要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而中低价值环节则以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供应商为主,且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中间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供应商分支数量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缩减明显,日本、韩国较为稳定,中国台湾增加明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供应商分支趋向中国大陆集中。印度、巴西以及越南等地成为新的中低端价值环节转移承接地。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苹果手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得到了提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地区等地逐渐形成了苹果供应商分支的集聚区域,呈现出零部件生产的区域分工特征。长三角(上海-苏州为核心)与珠三角(深圳-东莞为核心),承接了价值链多个生产环节,是中国大陆嵌入苹果手机生产网络的主要阵地。成渝地区既承接了芯片类企业布局,也承接了价值链低端的组装代工和包装服务环节,呈现出在价值链两端双向承接的特征。环渤海、福建及湖南等地主要承接苹果手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而中原地区主要以苹果手机组装与包装服务为主,承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最后,论文从创新驱动、政府作用与外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大陆地位提升的因素。     

略论粤湘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

以区域产业转移理论为支撑,结合实际重建现阶段推动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体系,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第一产业差异性、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梯度性5方面论述粤湘间发生产业转移的客观基础条件,分析了湖南承接广东外迁产业的3个必然条件,指出两省在产业转移与承接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承接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和效应研究进展

产业转移研究逐渐从转出地视角转向承接地视角,研究的两个主要进路是承接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和效应。前者关注的转移产业已经从FDI为主转向国外和国内产业转移并重,关注的影响因素也从经济因素转向经济、制度、政策、文化等多种因素,关注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也从概括的综合能力转向明确的单一能力并不断推向深入。后者具体包括经济增长和就业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和阻碍效应、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以及环境效应。近年最受关注的环境效应研究也从静态视角转向动态视角。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效应研究最近还出现了综合化、交叉化趋势。最后,指出了未来相关研究方向。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构与空间考量

针对目前对中西部地区意义重大的产业转移承接问题,以河南省为例进行了探讨。指出产业转移承接过程对不同规模区域单元的影响不同,较小的单元受承接产业的影响较大,而较大的单元受到的影响较小且对承接产业的影响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讨论产业转移内涵特征以及河南省产业转移承接条件的基础上,对河南省产业转移承接的结构优化和空间布局进行分析,提出产业转移承接要受到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约束,承接的产业应采取相对集中的空间格局,微观上集中在集聚区园区等各类产业发展平台,宏观上的重点则是主体功能上属于重点开发的中原城市群地区。     

基于多源数据的环京津贫困带县域产业承接潜力测度及分区优化

识别区域产业承接潜力及优化承接潜力区格局是实现产业转移承接的重要前提。以环京津贫困带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生态承载力、产业吸引力、产业支撑力、产业发展力与产业选择力5个维度,构建贫困带产业承接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测度产业承接潜力水平,采用标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与空间聚类法实现环京津贫困带产业承接潜力的分区优化。结果表明:1)环京津贫困带县域产业承接潜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高水平单元主要位于“京津”以及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市辖区周边;低水平单元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坝上高原和燕山—太行山脉。2)结合环京津贫困带发展规划及策略,将环京津贫困带划分为产业适度转移区、产业重点转移区和产业优先转移区,依据各类型区特点提出产业承接转移导向,科学定位不同县域产业发展方向。     

省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前半叶,各种空间尺度的城市群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省域城市群必然成为省(区)发展战略的主要牵引板块。一方面,省域城市群的深度整合迫切需要城市群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与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整合理论需要通过城市群建设实践进行提炼与升华,并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通过中原城市群初步整合,以及内聚和外联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实践,探索了省域城市群整合理论的深化及其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具体来说,内聚以营造现代都市区,构建能够带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外联以营造省域现代城镇体系,构建能够承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区域支撑体系"。对中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研究,可为其他省域城市群的发展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     

郑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机制创新研究

郑州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对于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充分发挥郑州引领区域发展的重心作用、强化郑州的龙头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提升郑州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郑州市承接产业转移还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机制创新,加快郑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和迪氏分解模型（LMDI）研究长江经济带2002~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和主要驱动因素。① 时空格局演化方面,时间上工业废水排放先上升后下降,在2005年达到峰值。空间上,排放量自上游向下游增加;高排放城市减少,中排放城市增多;工业废水排放自下游向中上游转移,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② 驱动因素方面,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增多和降低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人口规模效应影响较小。     

成渝经济区门户城市产业空间梯度转移研究-以六大制造业为例

在借助系统聚类法（HCA）重建成渝经济区门户城市空间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空间引力模型和区位熵理论分别分析了成渝双核大都市区对经济区8大门户城市的空间辐射效应和各城市的优势主导产业分布态势。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已经具备双领头雁阵形态,以传统政策区为支撑的产业转移机制应逐步以经济区和城市群所取代;经济区产业承接次序应由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引力辐射程度共同决定,目前已符合大市场条件下的产业空间梯度转移条件。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构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模型以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相对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解析。计算出1983–2012年长江经济带7省2市资源环境成本由4736.55×10^12元攀升至15 359.45×10^12元、占全国同期比重由31.1%降至19.7%,协调发展度由0.295升至1.506,各时段相对协调发展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3、2003年3个时段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环境成本相对较低,研究区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均做出较大贡献;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整体上持续增加,长江经济带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未来,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应积极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细则,抓住机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各个层面实施生态恢复补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失成本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基于花卉产业链价值空间分配的区域创新

产业链中的价值的分配反映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价值集聚区更具创新和竞争力.以鲜切花为特色的云南省的花卉产业有着更多的骄傲,但是,基于产业链的价值分配显示出诸多问题,在鲜切花出口、花卉装饰、种球和花文化的系列新产业链中,云南省都不是价值的富集区,即并非最大受益者.与其它省比较,云南省花卉产业的狭隘思维和组织协调能力,反映在区域花卉产业价值集聚的促进作用不足.     

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空间特征分析

区域经济联系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对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方向、分异特征及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强度以京沪线为轴向东西两侧逐渐降低,核心区产业联系密切,且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四大区域板块产业联系差异显著;南北联系为淮海经济区主要产业联系方向,而东西联系则为产业联系的次要方向;从空间组织看,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由内向外依次为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缘圈层。依据产业联系方向及空间组织模式确定区域开发重点和发展方向,有利于从更高层次推进省际边界区域统筹发展。     

Variegated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Multi-scalar actor networks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 practical way of promoting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by introduc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In this paper,the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TCRIZ),and the China-Indone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KITIC)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volv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ra-jectories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conceptual lenses-policy mobility,actor networks,and partnerships.The actor-network theory provides a lens to analyze how policy mobility and partnerships develop for two industrial zone case studies.The development,which involves a multi-scalar process,is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national states,the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ion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Three types of trans-national actor partnership networks have been identified,namely,hierarchical partnership,spontaneous partnership,and hybrid partnership.A highlight of the study is the role that the partnerships play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obil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s.It is argued that the partnerships are the key to achieving technology transfer on a cross-national basis,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s dependent on partner selection and the roles of the actors in policy mobility.     

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研究

以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为研究对象,利用聚集维数、关联维数及计盒维数的基本模型对该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结构具有分形特征,测算结果表明: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呈现围绕中心城市-沈阳的向心式聚集,城市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好,空间形态较辽宁省城市体系紧凑。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的划分相对合理,但仍需优化。建议充分发挥沈阳作为中心城市的强辐射与带动作用,并通过打造沈抚、沈本、沈铁、沈辽鞍营和沈阜5条城际连接带,推动城镇化、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通过产业整合和产业集群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沈阳经济区形成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