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雍乾垦殖政策看中国清前期垦荒发展趋势

垦荒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清代,这种关系尤为密切。因而详尽分析与合理把握有清一代垦殖政策的内涵与取向,是深入了解清代垦荒态势及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康雍乾三朝垦殖政策及措施的比较分析,阐述了我国清前期土地垦辟的历史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认为:康熙朝是以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雍正朝是处于从恢复农业生产向解决“人多地少”矛盾方向转化的过渡期,而乾隆朝则是以解决“穷民资生”问题为目的;它们反映在垦荒上,即表现为:康熙朝以恢复性垦殖为特征,雍正朝以恢复性垦殖向拓展性垦殖过渡为特征,乾隆朝则是以拓展性垦殖为特征。同时,它们在地域空间及垦殖强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

本文以现代耕地分布格局为基础, 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和人口密度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的关系, 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6 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耕地数据。结果表明:①就整体而言, 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垦殖范围的扩张, 1661-1911 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约24%, 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二是垦殖强度的提高, 1661-1911 年垦殖率大于30%的网格占比提高了10.3%, 最为显著的是四川盆地和云南中东部地区。②就清代西南地区耕地数量增减来看, 整个时段可划分为3 个阶段:前期(1661-1724 年) “复原性”垦殖, 60 多年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11.4%;中期(1724-1820 年)缓慢“拓展性”垦殖, 全区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下降约7%, 在30%以上的网格占比提高约7%;后期(1820-1911 年)局部抛荒与再垦, 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从75.0%降至72.2%, 在30%以上的网格占比从9.1%提高至10.9%。相关分析表明, 本文网格化重建的清代西南地区的耕地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

研究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可以反映出该地区300多年以来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禁垦时期、限垦时期到放垦时期陕蒙交界区土地开垦的发展过程。结果表明：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清代陕蒙交界地区“南田北草”格局的分界线存在一个由“二边”—“大边”—康熙线—乾隆线—光绪线逐步北移的过程,但仍是“相对稳定”、“相对清晰”的。清代陕蒙交界地区“南田北草”格局分布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始终存在一个“理性垦殖”选择的过程,这是由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并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过去2000年中国农耕区拓展与垦殖率变化基本特征

通过梳理和集成近年研究成果,综述了过去2000年中国主要农耕区拓展的阶段性及其间全国耕地面积和其中近千年垦殖率变化的主要特征。主要结论有：① 中国主要农耕区第一次大规模拓展出现在西汉,从黄河中下游拓至整个长江以北地区;第二次在唐宋时期,主要是长江以南农耕区域从平原低地拓垦至丘陵山地;第三次在清中叶以后,主要是对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的拓垦和山地的深度开发。② 过去2000年中国耕地面积呈波动增加趋势,公元初突破5亿亩（1亩≈ 667 m²）,8世纪前期突破6亿亩,11世纪后半叶达近8亿亩,16世纪后期突破10亿亩,19世纪前期突破12亿亩,1953年逾16亿亩,1980年逾20亿亩。③ 中国耕地空间分布的主体格局至11世纪前后就已基本奠定。1080年前后,黄淮海、关中平原等的垦殖率达30%以上,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平原、两湖平原和四川盆地等达30%左右。1850年前后,华北平原、汾渭盆地和陇东地区、四川盆地、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及长三角地区等的垦殖率均超过30%。2000年前后,东北平原、黄淮海地区、汾渭盆地和陇东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农业区中有2/3以上垦殖率超过50%,辽西丘陵、坝上高原、黄土高原及南方各省的丘陵山地也多达15%以上;西北绿洲农业带及青藏高原河谷农业带的局部地区也达50%以上。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的变迁

根据清代对蒙政策及其对蒙施土地垦殖的影响，结合当时科尔沁建置的时空特征，恢复了清代科尔沁土地垦殖典型时期的农耕北界，发现：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具有两次显著的北跃，其中，农垦的第一次扩展是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请旨招垦”时期，导致农耕北界从清代初期的“柳条边墙”北上至今长春-四平-昌图以及敖汉、翁牛特旗南部，哲里木盟东南部、卓索图盟大部以及昭乌达盟南部变成农牧并以逐为主的交错区，农耕的第二次发展是在清末时期，农垦推到洮儿河下游及西辽河两岸地区，此时的农耕北界北起黑龙江大庆县，经白城西、通辽北、开鲁县到林西县，今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北部以及西辽河沿岸地带发展成为以农为主的农牧交错区，事实证明：清朝对蒙政策及其变化是导致科尔沁农耕北界跃变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是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形成的重要人文条件。     

从《清实录》看清代1644－1795 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的农业开发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当前很多生态问题与历史农业开发过程是有联系的。从清代顺治朝（1644-1661年）到乾隆朝（1736-1795 年）末,该区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农业垦殖扩张,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利用《清实录》中顺康雍乾四朝（1644-1795 年）清政府对该区进行土地管理与利用的信息,分析该地区农垦区扩张的历史,得出以下结论：（1）四朝以来该区的开垦强度在增大,开垦速度不断加快。乾隆朝新垦速率最快;（2）农耕区的发展呈现新垦区北扩和已垦区内填充式开垦两种形式。从顺治朝到乾隆朝,农耕区界线逐渐北扩,从长城一线以南扩展到太仆寺-多伦-赤峰-围场-敖汉一线境内。开垦界线在雍正朝达到最北,到达科尔沁、阿鲁科尔沁境内,但未达到现代农牧交错带东段北界,这与清初清政府对东蒙地区土地开垦的封禁政策相关;（3）各朝垦殖政策有发展变化,总体来说为厉禁。但在人民生计困难的压力下,面对出关口逃生的流民,政府不得不放松关口的封禁,默许流民进入口外开垦。     

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及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垦田和户口史料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北宋册载垦田数据的订正方法以及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和分配模型,重建了北宋4个时点的路域耕地面积。结果表明：①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1078年）的耕地总量分别为468.27×10⁶今亩、495.53×10⁶今亩、697.65×10⁶今亩和731.94×10⁶今亩,百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约2.64亿今亩;垦殖率从开宝九年（976年）的10.8%,增加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16.9%,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5.7今亩降至8.4今亩。② 从空间变化特征看,东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快的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约12.0%,北宋中期长江中下游平原局部地区垦殖率高达40%;其次是北方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5.2%,北宋中期黄淮海平原的土地垦殖率也超过了20%;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土地垦殖率仅增加1.2%,除成都府路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6%。③ 从评估结果看,本文所构建的路域耕地分配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误差绝对值小于20%的路域占总路数的84.2%,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北宋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清代中期苏皖地区耕地数据网格化处理及精度对比

格点化区域历史土地利用数据是进行历史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环境效应模拟的基础。本文基于苏皖地区耕地垦殖倾向,分别采用清代中期苏皖地区省域及县域耕地数据进行网格化降尺度处理,分配至10 km×10 km的网格中,并将两种分配结果进行对比评估来定量探讨数据的空间范围大小对格点化数据的精度影响。得到以下结果:①用苏皖省域耕地数据和县域耕地数据模拟的网格化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平均差异率为16.61%。相对差异率较小(-10%~10%)的网格有24.55%,较大(>70%或<-70%)的网格有13.3%,主要存在于洪泽湖流域及苏北北部沿江平原(黄河改道前入海口处)。②苏皖地区清代中期耕地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耕地垦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苏南平原地区的太仓市和昆山市北部,苏皖西北部的砀山县、丰县和沛县,垦殖率均在80%以上;而苏北北部旧黄河入海口、洪泽湖流域、太湖流域及安徽南部山区丘陵地区垦殖率较低,多在10%左右。③1735 年耕地主要分布于海拔高度≤100 m,坡度≤2°的地区。到1980s 时,不同坡度下的垦殖率有较大增加。     

清代西南地区森林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简

基于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全球潜在植被数据,确定了中国西南地区土地垦殖前森林植被可能的分布范围,并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和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与农林地分布间的关系,构建了土地宜垦性评估模型和历史森林面积网格化分配模型,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5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森林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本文设计的森林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其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森林变迁历史过程的基本特征;②西南地区森林覆被率从雍正二年（1724年）的54.7%下降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7.8%,其减少地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云南中南部以及贵州大部;③从网格占比的变化趋势看,1724-1911年,西南地区森林覆被率小于10%的网格占比上升了约31个百分点,而覆被率大于80%的网格占比则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清代西南地区森林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

基于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全球潜在植被数据,确定了中国西南地区土地垦殖前森林植被可能的分布范围,并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和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与农林地分布间的关系,构建了土地宜垦性评估模型和历史森林面积网格化分配模型,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5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森林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本文设计的森林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其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森林变迁历史过程的基本特征;②西南地区森林覆被率从雍正二年（1724年）的54.7%下降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7.8%,其减少地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云南中南部以及贵州大部;③从网格占比的变化趋势看,1724-1911年,西南地区森林覆被率小于10%的网格占比上升了约31个百分点,而覆被率大于80%的网格占比则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六百年来汾河上游人口压力增长与环境状态演变之关系

应用文献学方法、野外勘查和实测数据,研究六百年来汾河上游行政区划变迁、人口、耕地和土壤侵蚀的发展,得到以下结论:(1)本区耕地增长远不及人口增长,故人均耕地减少1/3,而粮食单产并无明显提高;(2)通过对晚清阳曲县府推行土地清丈的成果分析,指出当时官方公布的耕地数不及实际数的一半;(3)清乾隆至光绪间,因坡地开垦而使侵蚀量有所增加,但在总侵蚀量中比重极小;(4)清光绪朝至今,由于较多开垦陡、急坡地,人为因素有所增长,但耕地上的侵蚀仍远少于自然力导致的沟蚀,只居次要地位。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Farming–Grazing Transitional Zone of Northeast China: 1644–1930

Using land reclamation information from gazetteers and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records as further evidence, we extracted information about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clamation (at the “beginning date”) and during the climax period (the maximum extent). We analyzed land reclamation processes in the farming–grazing transitional zone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Among thirty-seven counties for which the beginning date of land reclamation was recorded, 32 percent began reclamation early, primarily between the Shunzhi (1644–1661) and the Kangxi reigns (1662–1722), 19 percent were exploited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1723–1735), and 19 percent were exploited during the Guangxu reign (1875–1908). Among forty-six counties for which the maximum extent of land reclamation was recorded, the counties of Fengning, Longhua, and Longjiang were extensively exploited before 1800. From 1800 to 1860, four counties were extensively exploited, including Changtu County, Horqin Left Wing and Behind Banner, Horqin Left Wing and Middle Banner, and Shangyi County. Most counties were extensively exploited after 1860. Land reclamation was usually carried out by Han farmers, who were either recruited by Mongol landowners or were fleeing famine. Extensive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majority of counties was conducted during the Guangxu reign (1875–1908)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Han migration to strengthen its hold on the frontier by distributing land.     

秦末以来秦都咸阳地貌演变

秦都咸阳地貌演变研究是秦咸阳考古和关中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秦末以来，秦都咸阳地貌演变包括渭河河道北移和咸阳原边坡地貌变化两个方面。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恢复了秦末、唐、明、清各代渭河的河道位置，秦末以来秦都咸阳段渭河河道北移4100m，平均北移速度1．8764m／a，明代以前北移较慢，以后北移速度显著加快，清顺治至现代北移速度达到5．9701m／a。咸阳原南侧边坡上的中小切沟主要是秦以后形成的。原坡上的村庄平台是历史上人为斩齐原坡，挖掘窑洞，引起原边逐步后退的结果，是咸阳原边坡人为地貌演变的体现。     

清代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林草地覆盖变化

河湟谷地是青藏高原东北缘典型的农牧交错区,清代以来耕地的扩张导致林草地覆盖发生明显变化。本文在现代植被图的基础上,选取土壤、地形因素,并依据历史文献数据,重建河湟谷地潜在林地草地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清代耕地变化的重建结果,推算出清代河湟谷地林草地覆盖的变化状况。结果显示：①清代耕地扩张之前,其林、草地分布与现今各类植被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林地分布范围比现代略大,灌木林地在空间上连续性更强,草地分布区域更广;②估算出河湟谷地潜在林地、灌木林地、草地面积分别约为0.28×10⁴、0.93×10⁴、2.1618×10⁴ km²,由于耕地开垦,至清代末期,河湟谷地草地、灌木林地、林地面积分别累计减少5180.41、1330.35、441.31 km²,其中草地被垦殖占用的面积最大,程度最深,减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湟水谷地中游的乐都盆地、西宁盆地以及黄河谷地的尖扎盆地、化隆盆地等;③清代河湟谷地中人类垦殖原始覆盖类型的差异性不仅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同样受到社会政策因素的影响。     

近百年来西辽河流域土地开垦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西辽河流域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研究流域的土地开发过程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是探讨区域土地退化根源、寻求合理的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必由之路。本文考察了1902～1990年间西辽河流域土地开垦的时空过程,并指出正是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西辽河流域的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造成了植被的破坏、野生动物濒临绝迹、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的加剧。     

The urban land area Change in China from 1820 to 1999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city perimeter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s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of the Qing Dynasty, a set of methods is developed to conver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to the area of urban land use, by which a set of preliminary estimated urban land use data of the 18 provinces during the Emperor Jiaqing (1820AD) in the Qing Dynasty, is achieved. Based on the above achievement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 land use are analyzed, and the comparison in urban land use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present (1999) is made.     

The urban land area change in China from 1820 to 1999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city perimeter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s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of the Qing Dynasty, a set of methods is developed to conver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to the area of urban land use, by which a set of preliminary estimated urban land use data of the 18 provinces during the Emperor Jiaqing (1820AD) in the Qing Dynasty, is achieved. Based on the above achievement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 land use are analyzed, and the comparison in urban land use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present (1999) is made.     

历史时期承德、围场一带的农业开发与植被变迁

承德是清朝热河行宫的所在地,木兰围场是清皇室的狩猎区。这一地区农业开发较迟,清朝中叶承德一带始大规模农垦,而围场直至清末才放垦,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农业开垦,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沙化等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本文对这一地区的原始植被进行了复原,并探讨其农业开发与植被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