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能源开发区农村转型发展轨迹及效应解析

运用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农业多样化指数、多部门经济分析模型、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等方法,对1978~2011年榆林市农村转型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① 1978~1991 年,榆林市三次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为 0.123,产业结构缓慢转换;1992~1997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产业结构逐步优化;1998~2003年榆林市产业转换速度达最大值0.276;2004年后,以能源经济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换速度有所回落。1991~2011年,榆林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平均为3.94%,GDP增长的29%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② 1991~2011年榆林市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维持在1.8左右,能源资源开发44.44%的价值外溢。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均说明了榆林市农业生产效益较低,以能源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③ 1990~2011年,榆林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3.07%下降到36.70%,传统食物消费模式逐渐转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加快能源资源区农村转型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互促发展成为榆林市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及制度环境与企业出口相关多样化

产品相关多样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学研究认为企业内部因素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多样化策略,而一些地理学研究则发现企业外部的地方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发展.为了弥补当前研究中关于企业微观发展战略外部影响因素的空白,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数据研究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地...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②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③ 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1978-2006年甘肃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以1978-2006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甘肃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定量分析,对其与同期全国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甘肃与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甘肃第二产业比重明显偏低,第三产业比重偏高;甘肃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均衡度明显高于全国,近年有扩大趋势;甘肃的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缓慢,且主要依赖第三产业的推动,转换方向不尽合理;甘肃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在减弱,增长结构中夕阳产业比重高,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有所提高。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Beicun

The reform of global production mode and social system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factors accelerate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gam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Beicun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Beicu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dive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to rural community has been realized.(2) Accompanying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e land use type and structure of Beicun has diversifi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types of land use was complicated and gave rise to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land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e,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se, gradually forming a circular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model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modern residential areas, commercial area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reas.(3)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was mainly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The endogenous land transferring mechanism and exogenous urban capital join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market power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4)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romoted the functional replacemen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by village organizations. It change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 with the blood clan and geography oriented, and produced the occup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low-income groups.(5) The multi-differentiation of suburban rural space followed the game logic of capital and land interests. The rural community played a key mediation in the competition for space and the game of interests among local villagers, farmers, economic cooperation, industrial operators, and service owners.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的相关分析及省际差异

在探讨了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非农化演变的相互关系基础上,揭示了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之间的偏差呈逐步缩小的基本规律;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进行了省域类型划分;重点围绕省域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就业弹性变化,解剖了两者偏差形成的原因及其相关关系的内在机理。     

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模式与地方产品结构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产品多元化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当前关于企业产品多元化的研究忽视了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论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探讨了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地方产品结构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多元化模式。所处地方的产品不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产品不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所处地方的产品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产品相关多元化程度也会越高。② 由于产品知识来源的差异,生产不同产品企业的产品多元化模式受地方产品结构的影响不同。例如,比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企业,鞋帽制造企业的产品(不)相关多元化受地方出口产品的(不)相关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更强。③ 内、外资企业的产品多元化模式受地方产品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内、外资企业联系程度不同,所以地方出口产品(不)相关多元化对内资企业产品(不)相关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比对外资企业的作用更强。     

北京市行业和职业结构变动及其关系的研究

基于北京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根据行业人员与职业人员分类数据,利用比重和相对熵综合分析北京市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特征,并运用对应分析法、归因矩阵模型研究北京市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二者变动的推动力。结果表明:北京市行业结构趋于多样化、高级化,职业结构逐渐趋于专业化、高级化;北京市行业-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不仅通过直接雇佣关系相联,而且通过行业之间供需链的间接循环相联系;北京市职业分布与行业特性紧密相联,并且关系更加密切,但在行业-职业结构变动中,大部分行业部门与职业群体遵循了相反模式。     

1952-2008年新疆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

以1952-2008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新疆解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其与同期全国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52年以来,新疆与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新疆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二产居于主导地位;新疆产业...     

Enclaves and ethnic ties: The local impacts of Singaporean cross‐border tourism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Cross‐border tourism is often proposed by governments as an incentive for economic growth, but critics have suggested that its impacts are, in fact, overplayed. This paper presents research in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IMS‐GT). It examines the broad economic impacts of Singaporean cross‐border tourism on local host communities in two locations: Kukup, a traditional Malaysian fishing village in Johor, souther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Bintan in Riau Islands Province in western Indonesia. The study found that cross‐border tourism generated income, employment and some local economic linkages. In Kukup clear economic benefits with increased income and employment were unevenly distributed between ethnic groups. The Bintan enclave development had some linkages to the island economy but was reliant on immigrant labour. Cross‐border ethnic ties, particularly Chines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tourism in the IMS‐GT. The paper shows that cross‐border tourism can be a useful addition to more conventiona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within national tourism planning and could lead to significant economic benefits for local communities.     

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

在整理分析官方网站和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1997年以来北京流动人口来源地、教育水平、年龄结构、就业等特征变化与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3个圈层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来源地、不同来京时间、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居住状况、不同未来流动意愿的人口在这三个区域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①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传统格局在发生着变化,来自距离相对较远文化上与北京差异较大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 (7.5%),表明距离成本、文化心理成本在流动人口总转移成本中的重要性下降;② 流动人口趋于在近远郊区的集中分布与这一地带日益成为北京的发展重心密切相关;③ 第三产业在创造流动人口的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其就业结构趋于与全市产业结构一致并接近北京城区常住居民的就业结构,而与乡村居民的就业结构差异较大是这一群体的重要就业特征;⑤他们在第三产业白领部门就业的比重远低于城区常住居民,但这一状况在逐步转变,已由1997年约为城区常住居民的1/8升到2002年的1/5;⑥ 中心区的流动人口在来源地、来京时间、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方面与近远郊区的流动人口有明显差异。     

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联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以芜湖市作为案例地,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入手,探求两者的互动发展,努力寻求促使有效就业的产业发展方向,为解决迅速工业化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作出有益探索。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二次经济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内部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就业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探讨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居住区位就业可达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上海市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呈现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与北京就业可达性单中心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控制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条件下,上海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理区位较差的住房有损于居民收入,可能是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通过提高地区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促进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     

资源型地区产业多元化问题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通过2002—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投入产出延长表综合分析山西省产业发展状况,根据山西省的产业发展特征,将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行业进行了归并,运用投入产出指标对山西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跟踪描述并采用扩散感应系数以及扩散能力系数跟踪经济发展中关键产业的变化规律,采用熵指数测算山西省的产业多元化程度,定量跟踪和评价山西产业多元化发展进程,同时运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构建山西省投入产出关联图,直观地考察山西省的产业关联及产业发展集合。结果显示:山西省2002—2015年产业多元化进程受阻,2015年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产业集合,一个是以煤炭资源业为中心,一个以建筑业为中心。     

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促使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更为频繁,并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格局。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流动“双向化”趋势日趋明显。本文从劳动力回流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的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入手,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回流理论中,主张成功/失败的经济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回流决策不仅受外出者自身经济因素所驱使,而是在社会联系、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回流劳动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乡经济多元化。但由于制度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中国国内劳动力回流的动因与就业行为具有自身特点。最后,从回流理论、回流的空间效应及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回流研究进行了展望。     

福建省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评价与演变趋势

采用Gibbs-Mirtin 多样化指数和区位熵、产值贡献率,对福建省2005―2013 年20 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从产业部门多样化和优势产业专业化2 个角度对福建省制造业产业结构特点及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产业多样化水平逐年提升,全省产业朝多部门均衡发展;各个制造业专业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专业化水平高,行业优势明显;全省20 个制造业总体产业优势不明显,研究时段内区位熵始终≥1 的行业仅占35%,对全省20 个制造业产值贡献达46.7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农副食品加工业等新的优势产业及潜力产业涌现,关联产业优势程度成对上升,产业专业化发展形势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