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实施与执行

以1959年《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为缔约国确立了非军事化、南极环境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宽泛的国际法义务。随着南极条约体系的不断发展,南极人类活动的形式也从早期单一的政府组织的科学考察活动,朝着南极旅游、南极渔业以及南极生物资源勘探等多元化的商业活动方向发展。南极条约体系主要通过国际法层面的视察机制,以及敦促缔约国采取必要的国内立法或其他适当措施的形式具体实施和执行其所确立的原则与规则。不过因视察机制缺乏必要的救济措施、属人管辖限制而造成的对非缔约国执法真空,以及因地理位置遥远、气候环境严酷而导致的法律执行不能等问题依然困扰整个南极机制。面对挑战,南极条约体系应通过强化国际执法合作、完善南极视察机制以及加强公民极地教育等综合执法手段加以积极应对。     

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执法模式初探

湿地执法管理是湿地保护的重要手段,探讨了九段沙湿地执法管理的3种模式:单一执法、联合执法、综合执法。根据九段沙湿地现状,认为综合执法是九段沙湿地保护和管理的最佳模式,它将为上海市的国际化生态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风险地形建模的毒品犯罪风险评估和警务预测

犯罪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研究犯罪问题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以及产生犯罪的社会、地理、生态、环境等因素。风险地形建模是美国学者研发的空间风险评估和警务预测技术,已在全球六大洲45个国家和美国35个州得到了独立测试和验证,被广泛应用于警务预测、国土安全、交通事故、公共医疗、儿童虐待、环境污染、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在毒品、纵火、爆炸、强奸、抢劫、盗窃等犯罪研究领域更是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运用犯罪热点分析和风险地形建模,以长三角地区N市毒品犯罪为研究对象,对该市2015年毒品犯罪的危险因子、空间盲区、风险地形进行分析,探索毒品犯罪的生成机理和演化规律,并对2016年毒品犯罪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N市毒品犯罪呈现明显的犯罪热点和冷点;出租屋、酒店、车站、ATM机、停车场、娱乐场所、城市快速路、网吧是N市毒品犯罪的风险性因素。风险地形建模能较好地预测毒品犯罪。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应据此进行严密管控,逐步限制、消除犯罪产生地、犯罪吸引地、犯罪促进地的生存土壤和条件。     

大陆架在国家可管辖海域划界问题研究

大陆架是地质地理学研究的内容,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大陆架已成为国家在海洋权益维护方面重要的内容。该文阐述了大陆架制度的形成以及在可管辖海域划界中的作用,并对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以及大陆架在我国可管辖海域划界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与海洋邻国间海域划界问题的研究

根据我国的领海制度,中国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内容,研究划分我国与海洋邻国之间的海域管辖范围,从而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河北省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数量控制和类型模式

市辖区是由市管辖的一级行政区域单位，是指城市中以管辖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城区。它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整个城市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政地位一般相当于县。长期以来，我国市辖区设置和调整工作的随意性较大，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与标准，导致日前的市辖区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各个区本身及整个城市的优化、协调发展。调整市辖区，是加快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是理顺城市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是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重大举措。     

“雷霆扫毒”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及后续时空分布变化——以ZG市主城区为例

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随机森林和时空核密度方法的不同周期犯罪热点预测对比

犯罪预测对于制定警务策略、实施犯罪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机器学习和核密度是2类主流犯罪热点预测方法,然而目前还鲜有研究对这2类方法在不同时间周期下的犯罪预测效果进行系统比较,本文试图对此进行补充。本文以2013-2016年5月的公共盗窃犯罪历史数据作为输入,分别对比了在接下来2周、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不同时间周期随机森林方法与基于时空邻近性的核密度方法的犯罪热点预测效果,结果发现：在各时间周期上,随机森林分类热点预测方法的面积和案件量命中率均比时空核密度方法准确性高;并且2种方法均能有效地识别犯罪热点中的高发区域,其中在较小范围较短时间内随机森林识别热点中的高发区效率更高,而在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周期上时空核密度方法识别高发区更优。     

美国“孤立湿地”保护中的“候鸟规则”及对我国湿地保护的启示

在美国,孤立湿地与可通航水域没有水文联系,被认为不属于《清洁水法》中的“水域”,联邦无权管辖。为此,陆军工程兵团制定“候鸟规则”,作为对孤立湿地行使管辖权的依据。美国“孤立湿地”保护中的“候鸟规则”对我国的启示在于:(1)应从水文学角度界定孤立湿地,孤立湿地是指与其它水体缺乏联系、相对孤立的湿地,这更符合我国湿地政策的现状;(2)人工“孤立湿地”受保护,除了需满足一定的水文条件,还须是野生动物事实上的栖息地,不应限于建立“栖息地档案”意义下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或纳入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的栖息地;(3)孤立的人工湿地如果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其管辖权应由中央行使;(4)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外的其他孤立湿地,面积达到35 hm2以上,也应由中央管辖。     

汽车业的发展和世界经济

汽车作为商品以及汽车制造作为一个工业部门大约“诞生”于100年前。它们的第二次诞生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美国,由福特工厂引用流水生产线而成。在这以后很快由于福特汽车的批量生产,一般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已有能力拥有它,到1925年有一半的美国家庭购置了汽车。虽然德国和法国最先发展了汽车制造业,但是长时期以来在欧洲汽车只是奢侈品,汽车公司遵循的仍是旧的生产原则。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欧各国狭窄的市场范围阻碍着汽车的批量生产。汽车工业在经济中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按生产指标它大大落后于冶金、煤炭、纺织等老生产部门。     

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辽宁旅游地质资源区划与开发的几点思考

旅游地质资源区划的目的是揭示旅游地质资源的地域分布规律,确定各个旅游区的范围界限,客观地反映各个旅游区的不同性质和特征,阐明旅游区的内在联系,查明区域的基本优势和区域形成合理的旅游地域分工体系,以利于合理组织不同区域的旅游地质资源。辽宁旅游地质资源丰富,对其进行区域划分可以确定其发展方向和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匈奴民族

匈奴在秦朝建立之初,仍辖战国时期活动范围。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在它的管辖之内。匈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单于庭,于现今阴山地区。公元前214年匈奴败于秦后,北退700公里,放弃了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加河河套地区,主要活动在阴山山脉及其以北地区,以秦长城与中原地区为界。     

日本抢占钓鱼岛的战略意图

1．扩大日本在东海的海洋权益。日本陆地面积狭小，资源贫乏；通过争夺岛屿以扩大海洋领土已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国在自己管辖海域内开发春晓等油气田，日本就硬说中国侵犯了日本经济权益。日本外务省曾表示，只有争得钓鱼岛的主权．日本才可以和中国划分大陆架大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进而夺取东海丰富油气资源的一半。日本现正处心积虑地扩大其海域管辖范围。按目前其要求的海域面积，已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是其陆地领土的10倍；日本还不满足，还企图于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调查数据，把其大陆架范围从200海里扩大到350海里。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社会空间视角下广州居住地犯罪风险的格局与模式

基于社会解组理论,以广州118个街道为基本评价单元,在外来人口、性别与年龄、收入、失业、教育、婚姻、职业、住房等8类社会因子中选取相应指标,构建侵财犯罪风险和暴力犯罪风险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信息熵方法评价各街道的犯罪风险得分;通过GDI指数测度各圈层地域内部犯罪风险的异质性;以此为基础,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索其犯罪风险热点区,总结其空间模式。结果表明:(1)广州居住地犯罪风险的空间分异显著,旧城犯罪风险最高,核心区犯罪风险最低。两种类型的犯罪风险格局各异,且圈层内部的异质性各有不同。(2)广州居住地犯罪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犯罪风险热点区位于旧城区。(3)广州居住地侵财犯罪风险由中心到外围呈"U"型分布规律,暴力犯罪风险由中心到外围呈现高低交错的"波浪式"分布规律,两种类型的犯罪风险都具有"圈层+扇形"的空间分异模式。     

综合物流时代的到来与港口功能的演变

综合物流是现代社会对运输发展的客观要求，它要求实现运输的全球化、信息化、高效化和门对门，综合物流因此也改变了传统的运输组织体系。港口作为综合物流时代连接海向腹地和陆向腹地的重要节点，在整个物流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综合物流也加快了港口功能的演变，现代港口已经成为国际物流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最后论述了如何加快我国物流体系及集装箱港口的建设。     

关于吉林省调整松原市宁江区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行政区划的公告

经国务院同意,现批准吉林省调整松原市宁江区管辖范围,公告如下。一、同意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七家子村所属的哈达山抽水站主干渠以南、国道G302以东区域,咚勒赫村所属的国道G302以东区域;王府站镇一部落村;达里巴乡达里巴村所属的国道G302以东区域划归松原市宁江区管辖。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