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制度与我国西部工业空间集聚机制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区位分析是理解区域工业集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学说的推动下,区位分析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调研和统计资料,分析了建国后各个阶段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表明,区位条件与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紧密关联,但影响工业企业建立的主要区位要素是变化的,且区位要素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与政策要素共同决定了兰州工业发展.区位分析是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区位分析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中,把地方特征、外部联系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结合起来.     

主题公园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基于保继刚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类“元分析”法提取影响主题公园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应用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法对影响因素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发现：1）中国主题公园分布主要受地方经济基础和营商环境的影响;2）中国主题公园区位分布符合市场学派的观点,并逐渐由市场驱动向综合考虑成本因素转变;3）主题公园选址在总体上寻求空间集聚效应,低等级主题公园选址存在或者寻求溢出效应或者避免竞争2种情形;4）目的地感知形象对于高等级/大型主题公园布局的影响开始消减。地方经济基础-政府治理绩效-土地等成本因素对于主题公园选址有重要影响,值得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面向“多样化联系空间”的企业区位选择——基于SGWR模型的城市微区位分析

文章引入“多样化联系空间”视角,使得空间附着了更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内涵,并以此作为城市微区位和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基础。理论上,企业在城市微区位的选址不仅是通过市场机制与经济因素发生,也特定于区位的经济、社会和地理的紧密交织及其交互作用,其理论机制是空间的多样化联系以“成本共担”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引致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并以深圳市的高新电子信息企业为例,应用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城市微区位、多样化联系与企业区位选择的耦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微区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存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城市微区位的多样性、异质性。     

世界大型主题乐园的区位指数研究

一般认为,旅游资源是不可移动的。但主题乐园属于人造景区受资本和市场共同驱动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配置的。因此,主题乐园业区位分析可以从区域经济条件和区域自然条件两大方面来考察,而经济条件又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衡量。需求指向可以从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购买力）和消费规模（购买总量）来测度;而供给指向则是以经济密度、企业经营环境和城市人口数量（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力资源）来评价;对于大型主题乐园而言,在众多自然条件中气候是最主要的因素。由此,我们分别构建了大型主题乐园的经济区位指数和自然区位指数,并通过加权后得出区位吸引指数。从区位吸引指数的数值和结构可以评价各国大型主题乐园布局的区位优势和劣势,发展潜力和潜在威胁,并结合世界各大区大型主题乐园的发展现状和经营业绩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寻找出大型主题乐园区位布局的一般规律。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区位行为及其空间影响

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现象之一。通过对跨国公司在上海的产业、行业分布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区位行为是由市场因素、成本因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战略共同决定的;（跨国公司的区位行为对上海城市形态及其空间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     

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正>企业区位是理解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本课程全面回顾了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归纳总结了企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基本假设以及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议题。最后,从珠三角外资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中寻找微观证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模型,探索企业异质性对于FDI区位的现实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     

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地理学视角的京津冀地区工业企业融资成本分析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是近年来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哪些又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因素呢?基于京津冀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工业企业的大数据挖掘,定量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的相关性,解释了地理因素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看,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越近、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越多,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②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显著性更高。③ 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无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河北省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正相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④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对重工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显著,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性不大。     

中国内陆河西五市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类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

中国多数内陆城市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如何打破原有路径依赖,真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政府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动态二元边际分解和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对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正处于从对外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且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第二,嘉峪关和金昌两市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但依旧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② 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主要受政策主导,并在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驱动下进行演化,这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别。③ 河西地区两类路径的演化机制存在差异。受宏观历史政策的影响,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早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滞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作用下,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开始趋于分化;而嘉峪关和金昌虽然早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优势,路径演化较快,但受企业惯性影响,后期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内陆欠发达城市探寻对外贸易路径突破的有效途径。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河西走廊五市旅游竞争力分析

在对河西走廊五市旅游业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旅游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增长潜力和产业环境等3个方面选取了28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每个指标数据进行加权,然后通过定量分析法比较各城市旅游竞争力.结果 表明:河西五市中,旅游竞争力顺序依次为酒泉、武威、张掖、嘉峪关、金昌.最后对河西走廊各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针...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的关注重点。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区位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选取风电设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5-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整理了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内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由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设立,并位于投资企业所在城市;外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倾向于布局在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风电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扩展即子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等风力资源丰富和风电场重点建设的地区。在实证部分,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探讨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及其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风力资源禀赋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城市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个数较多;②产业基础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母公司区位选择;③地方政府支持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④风力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方政府支持同时作用时,产业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风电设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     

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是理解城镇化内在机制的重要微观视角。应用西方区位因素分析框架,探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区位选择背离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倾向于选择位于或接近大城市的预期,而呈现出以镇村行政区域为主以及“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同时,大多数企业没有过搬迁的经历,或属于近距离搬迁且迁移至开发区或大中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调查结果,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区位因素(运费、技术成本、交易成本、集聚经济、劳动力、土地成本、资本因素、个人因素等),并揭示了导致该地区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微观机制,验证与完善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     

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关于老工业基地淄博市工业区位变化的地理学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飞速进步的影响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老工业基地内部出现了新的工业区位并形成了新的产业集聚区。引起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淄博实地调研为基础,分析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动因。淄博市新工业区域的形成从一个侧面说明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潜力。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大量非公有制的企业繁衍成为淄博工业发展的内动力,引起工业地理格局的变化。自然资源对工业区位的吸引力下降,专业市场区位的重要性上升,在淄博市的工业空间动态中反映也很显著。此外,政府因素和交通区位仍然起重要作用。企业在新工业区位的繁衍和集聚是老工业基地的活力所在,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 表明:...     

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和先导地位,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基于2011—201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区位熵测算了甘肃省文化产业时、空变化特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竞争力测算,按照自然断点法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空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市、州之间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经济强市与文化产出之间匹配性差;竞争力上,兰州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强,而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弱;影响因素上,主要受需求因子、政策因子、资源因子等三大因子控制。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对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对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深刻剖析。基于距离平方倒数权重矩阵,检验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且不断向内陆地区扩展,大城市水平明显高于中小城市;② 中国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且经济发展、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几个变量均为负溢出。③ 估计效果最好的SDM模型显示不仅是本地区解释变量,还包括周边地区的相关变量都会影响各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     

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分析

环境效率是生态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效率对于指导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重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作环境效率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2001~2009年工业环境效率和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业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有大幅提高,但与理想状况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大连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推动,对环境成本的依赖正在减小,丹东、营口和葫芦岛3市的工业增长需要牺牲更多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化、资本密集化和高新技术化不利于工业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所有制结构、生产规模、外商投资和环境管理力度等因素因其作用的两面性,对工业环境效率无有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