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职能与亚洲地区总部的区位研究

跨国公司建立地区总部制度是跨国公司应对经营“全球化”和“本地化”的要求而进行的一项组织变革。由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承担着制定区域性经营战略和协调区域内众多子公司生产、销售、物流、研究与开发、资金筹供、人力资源培养等经营活动的职能，它的区位对东道国及其所在城市经济带来广泛影响。本文从跨国公司和地区总部职能特点入手，分析了该职能的区位因素，并探讨了跨国公司亚洲地区总部的区位特点，最后对中国大陆的国际商务职能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

基于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数据,研究了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随着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不断拓展,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已非常明显;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而生产功能则对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城市具有更强的偏好。条件逻辑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经济和制度约束是影响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在开发区的投资模式及区域影响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发区的投资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与地方生产体系链接的过程与方式。文中将其概括为滚动式、结盟式、跟随式等三种模式。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开发区的投资强化了其全球生产网络,但与地方生产体系的联系有待于强化。这要求地方在推动开发区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自己富有活力的生产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跨国公司网络的对接。     

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演变

跨国公司倾向于布局在交易成本和转形(生产)成本较小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减小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的梳理,分析了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的时空演变,发现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空间布局一直呈扩散趋势,具有和区域政策变迁同步的3 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布局与区域政策关联较弱,集中在区域中心上海;② 集聚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的沪宁沿线城市集聚;③ 网络化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早期集聚的区域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并向长三角的边缘区扩散.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布局机制存在差异,降低交易成本的区域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著,区域的集聚效应、科技水平历来受到重视,而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交通等传统要素成本对跨国公司布局的影响逐渐减弱.     

演化视角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分析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既得益于本土创新主体的驱动,也离不开区域外部创新资源的参与。在跨国公司大规模海外研发投资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互动关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基于研发全球化的背景,首先从演化视角出发,探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演化,分析不同演化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其次根据二者的互动意图和要素,研究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互动的形成机制;最后以微软为典型案例,剖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我国本土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     

评《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

近10年来,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重点正由传统的制造、销售向研究、开发等知识型领域延伸。同时,跨国公司一改以往以母国为R&D中心的传统布局,根据不同东道国在人才、科技实力以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重组科研资源,以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从而促使R&D活动日益朝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国际投资领域     

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区位行为及其空间影响

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现象之一。通过对跨国公司在上海的产业、行业分布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区位行为是由市场因素、成本因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战略共同决定的;（跨国公司的区位行为对上海城市形态及其空间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地区）R＆D投资的空间格局研究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尤其是R＆D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研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发展历程、空间演变和空间特征。研究验证了企业的资源观在解释跨国公司R＆D全球化中的适用性，并提出中国应抓住跨国公司调整R＆D投资空间布局的有利时机，尽快制定政策吸引和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     

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内城市滨水空间研究进展

城市滨水空间作为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空间领域，是当前城市发展和研究的重点。目前国内对城市滨水空间研究多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在收集和整理近10年来国内众多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开发利用、规划设计、实体景观设计、开发规划管理及与滨水城市的关系等方面对城市滨水空间研究作以系统总结，并从滨水空间研究的系统性、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应用、加强开发规划管理可行性等方面展望研究趋势。     

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空间结构及其区域影响研究

文章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区域影响进行了研究,总结出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苏州区域的影响和作用。     

国有勘探企业蜂拥海外探矿存巨大风险

就在其他企业对海外矿山投资"望而却步"之时,国有勘探企业却显露了积极姿态。《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获悉,据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统计,中国企业目前已在67个国家拥有资源勘查开发项目,而在从事海外矿业投资的企业中地勘单位占76家,占统计企业总数的58%。从多年前包袱沉重的"找矿队"到"矿业跨国公司",对国内诸多勘探企业而言无疑是一次华丽转身。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与溢出地技术区位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得海外资金和转移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不同尺度上,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溢出地技术溢出的影响因子、途径与效应存在着不同。在宏观尺度上,主导影响因子为溢出地的技术势能与宏观技术扩散通道（即宏观技术区位）,主要通过东道国从跨国公司母国进口高技术设备等硬件技术来实现,技术扩散的强度高．但对提高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明显：而在微观尺度上,主导影响因子则为溢出地的微观技术扩散环境（即微观技术区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与供货商、销售商发生前、后向联系,并通过培训员工、与溢出地的大学合作交流等方式进行软技术渗透,技术扩散的强度较低,但对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的作用显著。本文阐述了不同尺度技术区位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影响,并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分析研究后发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微观尺度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海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方式获取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势能最为有效的途径。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扩张的时空演化与双重嵌入特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解析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过程有助于认识外资在东道国本地化扩展的策略和行为。在刻画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初次投资进入路径和再投资网络扩张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嵌入和动态演化视角，构建来源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在华（再）投资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过程。研究表明，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中国制度等距离较大的北美、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从跳板城市进入中国，而日韩公司更倾向于直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呈现双重嵌入特征：一方面，来源国与中国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经济等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再投资行为也受制于在华初次投资区位及中国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此外，再投资过程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投资城市认知和投资行业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拓展再投资的空间选择范围。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评介

位于我国西北、西南、中南地区交界地带的秦岭大巴山地区,在明清时期我国普遍兴起的山地开发中具有典型意义.武汉大学张建民教授的<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以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野、条分缕析的缜密分析,对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我国重要经济区与生态区的秦岭大巴山地区山地经济与地理环境变迁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历史上山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的空白.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述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简称"非遗旅游")研究对调和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冲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和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借助文献信息分析法,从时间脉络、重点领域和主要内容三方面对国内非遗旅游研究进行归纳和述评.结果显示:国内现有非遗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旅游保护与开发辩证关系""非遗旅游发展中的遗产传承""非遗旅游开发机制""非遗旅游利益关系"和"非遗旅游保障体系"五大模块.非遗旅游研究主要聚焦非遗保护、开发与传承,存在研究时间脉络连续、偏重实用主义、与产业实践结合紧密的特点,同时也突显出理论研究不足、跨学科合作不充分、研究方法规范性相对欠缺的局限.基于此,寻求前瞻性理论突破、推进非遗传承保护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应成为未来非遗旅游研究的重点方向.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研究——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

在公司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是地理学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研究的有益尝试。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为了相对科学直观地构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空间等级体系,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84个样本进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综合实力、研发环境、市场规模是其中最重要的区位因子。根据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将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分为五个层次,即核心区域、高密区域、中密区域、低密区域和弱势区域。发达国家明显占据全球研发空间体系的主导地位,掌控着科技发展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但个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已进入较高层次。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情况．按照在全球位势强弱和要素空间流向的不同,把全球国家（地区）分为全面发展型、环境优势型和市场潜力型三种类型。其中,中国位列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高密区域,但仍属市场潜力型国家,处于接受扩散的境地。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以及内外向流动的不均衡,阻碍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空间体系节点区域的创建。     

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以上海为例,基于连续的跨国公司企业总部数据,探讨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国家级开发区。上海初步形成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多中心不同等级的集聚区。(2)基于Tobit模型分析跨国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制度和集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选择。(3)分国别和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受制于到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综述

旅游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旅游地开发过程中，文化事项如何转化为旅游产品，即旅游文化开发是一个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目前，国内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并且缺少成熟的研究方法，具体到实践中可操作性还比较弱。在查阅了国内近20年中的众多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应用理论、开发实践、方法探索3个方面对国内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