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地理学

地理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之家的地球表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长期以来,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科学。它的任务在于深入揭示其结构功能、物能流通、动态演变、地域分异及优化调控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作为整体的地理学具有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这在传统学科中是独具一格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首次将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与图形数据结合分析，结果表明1990－1998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明显较小，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则出现扩大；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沿海岸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但沿海发达区内存在十分不发达县域，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位于西部地区，与环境较差的山区，寒区，旱区以脑省际边界地区有关；全国县域经济基础和增长可分为基础好增长较快型，基础差增长较快型，基础差缓慢增长型，基础好缓慢增长型。     

90年代的地理科学要走巩固提高开拓创新之路

80年代中国地理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也潜伏了不少问题,如基础理论研究削弱,传统研究领域被兄弟学科取代,重复研究过多,拓展新领域不足,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研究领域开拓深广度不够。所以90年代的地理学,必须走巩固提高、拓展创新的道路。所谓巩固提高,就是巩固传统的研究领域,不断革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工作精度和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质量;所谓拓展创新,就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强化地理科学综。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

投资自由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机制,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以资源优化配置带动的ＦＤＩ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研究开发活动日益全球化,企业的跨国并购加剧,本文运用翔实的资料,对全球ＦＤＩ的新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

利用上海市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运用4种不同的方法划分上海市区,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0年的人口分布变动,模拟了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分布模型。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上海中心城人口大量减少,郊区人口增加,人口郊区化显著,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于均衡;上海人口的郊迁扩散方式,主要与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建设格局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受早已建成的内环线的影响;上海人口郊区化主要表现为近域推进, 1990~2000年的圈层人口密度变动曲线的相交点大约在5 km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主要在16 km之内;对人口分布模型的模拟则表明,上海人口分布虽然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但不是最优模型,上海人口密度分布的最优模型是Cubic函数。     

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知识型服务业开始转移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发达国家大规模地向具有劳动力规模和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通常由蓝领员工承担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生产国际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但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已经走过了产品加工全球化的阶段，     

试论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一个经济体和一个经济单位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非洲的华人经济也不例外。鉴于目前有关华人经济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美国与欧洲，很少有人探讨过非洲华人经济的情况，所以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非洲经济、中非经济关系和华商对非洲的投资，来论述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它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影响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浅谈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地理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成为人们谈论焦点话题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分工交换的国际化、生产和金融贸易的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外部动力，而跨国公司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全球化视角的区域主义与区域一体化理论阐释

区域一体化作为重要的区域发展模式, 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区域一体化相关概念的辨析, 回顾区域主义发展历程, 并概括全球化赋予区域一体化的新内涵, 提出目前区域一体化研究的不足之处, 以期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区域主义与全球化是塑造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两种重要的力量, 自19世纪以来, 区域主义就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产生了4 次思想浪潮的变革;与此同时, 区域一体化的理论趋于系统化, 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理论、自由区贸易理论、大市场理论等以国际贸易为重点, 转而向空间、制度等方面扩展, 引入了新区域主义、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研究视角。随着区域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合作领域的深化、组织机制的复杂化, 形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新的内涵。根据国外的研究进展和国内区域一体化的现实需求, 未来应该对主权国家内部跨界一体化理论、内涵等方面加强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国内经验及其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又有利于尽快构筑一个带动湖南经济迅速成长的核心增长极，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需要制订科学的近、中、远期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需要把技术创新放在重中之重，需要重视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的组建与发展，需要实行外向开放型的一体化战略，需要尽快建立权威性的综合协调机构。     

简论90年代以色列的经济政策

现代以色列经济是外向型经济。90年代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在前进,以色列经济在发展,工党政府和利库德集团政府都把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以色列的中东经济强国地位作为主要目标,为此,制定了推进私有化、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的政策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对以色列经济的现状和将来有着重大影响,也对中东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₂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

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的关系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尚未有决议的前沿问题。本文从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4个维度建立社会升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揭示了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社会升级的不同维度受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不同影响。就业维度主要受政府管制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主要受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正向影响,基本权利维度主要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和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社会对话维度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外资的正向影响。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对这个促进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该中介作用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正向调节影响。这表明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下可以得到增强。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为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Macro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FTA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from a Thai perspective

Cross‐border automobile production and trade is still subject to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in developed as well as developing political economic spaces. Althoug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re within this industrial sector are significantly underpinned by political economies at national scales, macro‐scale regulation increasingly influences how and where lead firms operat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Within this changing contex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recent regulatory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Drawing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Thai industry, and how macroregional automobile production networks are establishe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this free trade policy for component as well as vehicle trade.     

全球重大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响应的比较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范围广、感染人数多,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2003年中国非典型肺炎、2009年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和截至目前的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作为典型案例,比较全球重大疫情的经济影响与各地的响应措施,有助于积极探索更好地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政策响应途径。在历次疫情影响下,中国、墨西哥、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系统都受到了突发疫情的重大影响。2003年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环比降低1.98%,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首当其冲;墨西哥2009年GDP增长率降至-5.286%,旅游、零售餐饮与猪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韩国2015年GDP增速由2014年的3.3%降至2.79%,旅游业与零售业的市场需求受到极大抑制;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实际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是自194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为此,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和应对,多策并举减轻疫情对经济系统的短期冲击：一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增加财政预算,全面支持经济复苏;二是通过为企业提供经营补贴、延缓税收缴纳等举措,减轻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三是通过电商平台、城市宣传、简化签证手续等举措,振兴旅游业和商业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各国应当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积极采取减费降税、减少企业负担、扶持第三产业等响应举措,尽快恢复正常的世界经济秩序。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苏州城市化发展模式

本文简要论述了探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意义,深入分析苏州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济、政策成因,提出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择定原则,并阐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发展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指出苏州应采取分而亲集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以期对东部沿海地区推进城市化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