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与长江经济带的跨世纪发展问题

浦东开发开放是长江沿江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本文论述了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影响和长江沿江地区的发展，同时指出了沿江经济带跨世纪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绿色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

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指标,借助重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空间收敛方法,分析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东西方向的非均衡性大于南北方向;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呈现东-中-西梯度式递减格局,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中心-外围”空间分布特征;②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总体差异不断减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总体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第一来源;③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④收敛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人力资本和市场规模对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东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收敛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收敛具有抑制作用。     

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格局及演变

通过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评估,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对经济带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质量的格局与态势展开探讨。研究表明：经济带协调发展度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沿江地区高于非沿江地区。高度协调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及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高度失调型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鄂中等地区;江西与四川是协调型转为失调型的集中地区。长三角核心城市经济地位依然凸显,但长三角边缘地区城市经济位序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经济位序上升明显。工业废水排放以重庆、苏州、杭州为最多,工业SO₂排放呈现3大集中地带。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是长三角边缘地区以及中西部沿江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与工业SO₂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吻合。长江干流断面水质上游（川滇渝）与下游（苏沪）较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沿江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对长江水质的影响。最后,从树立发展与保护双重使命,创新经济带开发体制机制;推进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培育中上游新的经济增长极;落实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共建生态文明示范带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高铁开通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例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将高速铁路开通看成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评估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全部样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铁开通对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3)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影响。其中,在高铁开通的第4年(2012年),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九十年代乃至跨世纪区域发展的战略重点．对调整国民经济布局结构,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培育内地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空间错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4-2018年面板数据,借助空间错位、均方差分解、冷热点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探索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空间错位指数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空间错位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空间分布呈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地区间的差异;2)长江经济带冷热点时空演化总体呈"东集西散"的特征,东部地区集聚特征趋于弱化,中部集聚范围趋于扩张,西部较为稳定;3)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市空间错位指数受多系统多因素影响,总体空间错位影响因素为生活垃圾清运量、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年排放量、城镇登记失业率、森林覆盖率,多源于生态环境系统.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消解长江经济带空间错位态势的治理和发展性建议,一方面丰富和拓展了国内旅游空间错位领域的研究范畴和视角,另一方面为降低该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错位程度以及促使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效率,利用LISA双变量探索两者空间相关关系,最后借助面板Tobit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空间区域差异显著;旅游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各省域旅游效率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旅游效率转换高,对整个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带动作用.2)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效率存在总体空间依赖特征,且全局相关系数呈倒"V"形,局部Moran′s I散点集聚主体呈现H-H和L-L空间聚类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与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但不同区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东部促进效果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不同尺度下长江经济带物流联系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借助从货运网站上抓取的2015年水路货运、公路货运、铁路货运、航空货运OD数据55 623条,基于物质流的视角,采用回归分析,对长江经济带物流联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货运网络总体上呈现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格局,阶梯状发展特征显著,上海龙头作用显著,省会城市地位突出。② 从影响因子来看,空间尺度越大,规律性越强。航空货运受地区间物流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差异的深刻影响,而水路货运主要受地区间转运能力差异影响、陆路货运受多种要素综合影响显著。③ 为助推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建议东、中部地区注重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协同作用,着力提升区域运输效率。对地形崎岖的西部地区而言,应合理开发和搭配水运和少数空运中心,改善交通区位。     

长江沿岸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开放开发长江,建设强大的长江经济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给长江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加剧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本文综合分析了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业组织结构分散。重大项目重复建设,区域发展的差异扩大以及生态与环境不断恶化等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分地市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研究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促进产业承接和转移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5个地级市、州和2个直辖市为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揭示了产业承接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产业吸引能力不强,上游地区吸引能力主要受地形影响,货运量是影响产业吸引力的主要因子;中游地区主要受主体功能定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②沿江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的产业支撑能力整体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这主要受“信息和金融”、“结构和投资”因子的影响。③产业发展能力整体不强的地市分布广泛,主要受“创新能力”因子的影响。④产业承接能力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承接能力强的城市沿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承接能力普遍较强。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和迪氏分解模型（LMDI）研究长江经济带2002~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和主要驱动因素。① 时空格局演化方面,时间上工业废水排放先上升后下降,在2005年达到峰值。空间上,排放量自上游向下游增加;高排放城市减少,中排放城市增多;工业废水排放自下游向中上游转移,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② 驱动因素方面,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增多和降低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人口规模效应影响较小。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选取1996—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构建旅游经济产业规模指数、产业素质指数及其综合指数,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ArcGIS地统计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总体上呈逐步收敛态势;(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远强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下游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对省际差异贡献率最大;(3)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产业综合指数呈“U”型拟合曲线,总体上表现出东强西弱,自西向东愈渐增强;北强南弱,自南向北愈渐增强的发展格局,且区域入境旅游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的持久有序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长江经济带“4E”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研究

利用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能源建设和教育质量及其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指数、生态保护指数、能源建设指数与教育质量指数持续上升,其中经济发展指数增长最为明显;4E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4E协调发展模式由中心聚集向均衡化发展转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转型、提高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和提升科技成果的经济转化率的发展建议。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研究

岸线资源是重要而特殊的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在江河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基于遥感解译、部门座谈、实地勘察和采样测试等技术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干支流岸线资源开展了系统的调查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岸线资源条件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岸线资源生态敏感程度较高,开发与保护协调困难,岸线利用对滨岸带水环境和水生态产生影响,局部岸段健康风险突出,滨江湿地呈萎缩、破碎化趋势。从岸线资源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等战略和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构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模型以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相对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解析。计算出1983–2012年长江经济带7省2市资源环境成本由4736.55×10^12元攀升至15 359.45×10^12元、占全国同期比重由31.1%降至19.7%,协调发展度由0.295升至1.506,各时段相对协调发展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3、2003年3个时段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环境成本相对较低,研究区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均做出较大贡献;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整体上持续增加,长江经济带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未来,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应积极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细则,抓住机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各个层面实施生态恢复补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失成本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基于可达性与数据场的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

空间场能是区域发展"龙头"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的抽象表达,可有效刻画区域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借助ArcGIS软件平台,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法、k阶数据场等模型,综合测度了长三角经济区区域可达性与空间场能,并揭示了该区域空间场能的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城市取得了长足发展,且总体倾于均衡发展;②区域可达性条件不断改善,3 h时间圈的平均通达距离由2000年的81km提高到2008年的122 km;③区域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分布结构由单核“Z”字型向“多极”网络状形态转变;④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分布格局可适度划分为高场能区、较高场能区、一般场能区、较低场能区、低场能区等5大类型,并呈现出圈层状特征与"两极分化"特征。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 the Pearl River-Xijiang Economic Zon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s often used to reflect the shortag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cold-hot spo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and dynamic change processes of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 the counties of the Pearl River-Xijiang Economic Zone from 2008 to 2017, and measure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b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 the Pearl River-Xijiang Economic Zone has been in a “high pressure” state,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has been rising continuously from 2008 to 2017.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in the Pearl River-Xijiang Economic Zone and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s fluctuating and ris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 this region are expanding and polarization is obvious. In addition, the area where the municipal district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is located is the core area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also the area with the greatest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cold-hot spots in the Pearl River-Xijiang Economic Zone is obviously heterogeneous, in which the Pearl River Economic Zone is the main hot spot gathering area and the Xijiang Economic Zone is the main cold spot gathering area. Farmers' incom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GDP, population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the changes in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 the Pearl River-Xijiang Economic Zone. Furthermore, farming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and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will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hanges in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