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城市类单位社区生活圈的建构路径与特征差异——以深圳为例

有关单位制度与生活圈的讨论多数集中在具有较长计划经济历史与较强国有经济色彩的城市,但是实际上一些新兴城市也存在单位制度实践或类似制度实践.以深圳为例,论文在分析了深圳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单位制度力量后,选取7个具有单位社区特征的社区,对比商品房社区与城中村社区,从空间行为和社会关系等维度描绘了这些社区居民生活圈的特征...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

基于长春市790个居住小区、178所小学、301家社区医院、1681个公交站点等空间数据,引用核密度估计、Riley's K函数、同位区位商等分析方法,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形态格局、集聚特性、“临近性”关系等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分布的形态格局差异显著,同时也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核心—外围”网点数量的分布特征趋同性与分异性并存;其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但集聚的规模与强度差异明显,二者空间分布的协调性程度仍需提高;第三,从分布的空间关系来看,居住小区具有较为明显的“临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倾向,但反之不明显,整体呈现出空间格局的“非对称性”特征。     

ANY PLACE BUT HERE! MENTAL HEALTH FACILITIES AS NOXIOUS NEIGHBORS

This paper describ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that attempts to uncover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community residents find mental health facilities undesirable as potential neighbors.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evaluate a variety of public facilities by indicating how similar they are in terms of “noxiousness.'’They were also asked how close they would prefer to live to each of the different facility type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is possible to suggest some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siting new mental health facilities, such as co-locating them with other human-service agencies or locating them within larger facilities.     

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分异分析——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居民城市公共安全感知与社区环境——基于北京大规模调查问卷的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民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在防疫减灾中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北京2019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个体属性及社区环境指标对公共安全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安全感知的差异主要来自个体属性的不同,老年人及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群体,以及低收入、低学历、待业人群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安全感的社区差异显著,人口稠密、公交线路密集的社区居民安全感较低,道路交叉口较多的社区安全感较高;社区离Ⅰ型应急避难设施和医院的距离越近,居民安全感越高,但中小型设施影响不显著;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对居民安全感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影响,但租户很难从物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中获益。据此本文提出了建设安全韧性社区的若干建议。     

基于居民时空行为的社区日常活动空间测度及活力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沙洲、南苑街道为例

新时期人本导向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转型关注居民的日常活动对社区空间的利用情况,从而反映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需求.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差异化时空行为特征,不能有效应对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论文结合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基于居民出行活动的频率和密度测度其核心活动空间和弹性活动空间,分析不同类...     

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15 分钟生活圈”视角下住宅小区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评价——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加大“15分钟生活圈”公共服务建设力度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基于国家“15分钟生活圈”建设要求使用高德地图POI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栅格分析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覆盖特征进行判断,对住宅小区与各类设施的空间匹配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有所差异,既与住宅小区的集聚分布有一定关联,又体现了不同设施的属性特点。(2)不同类型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在住宅小区“15分钟生活圈”的覆盖率有一定的差异,以公交站点为代表的公共交通出行的覆盖率最高,便民商业设施中超市、果蔬店、理发店等日常服务设施的覆盖率相对高于银行、电讯营业厅等设施,教育设施中幼儿园覆盖率最高,其次为小学,中学的覆盖率相对较低。医疗设施服务覆盖率在各类型中差别不显著,卫生服务中心、药店、诊所基本都能实现95%的覆盖率。(3)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与住宅空间配置达标率存在较明显区域差异。在人口分布越密集的区域,便民商业、教育、医疗、交通4类公共服务设施均达标的住宅小区比例越高,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外围区域和新建城区医疗和便民商业设施的达标率偏低。(4)乌鲁木齐市建设“15分钟活动圈”应注重加强新建城区的公共服务配套,尤其是便民商业和基层医疗设施,老城区应加强改造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更新配套。     

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特征及社会分异——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事关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公共服务消费特征探讨,有助于从需求角度审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效性及公平性。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转型期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及社会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广州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设施配置对城市居民购房选择的影响弱于公园绿地、教育和商业设施;费用支出、服务态度及技术设备条件决定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选择,空间距离作用较小;医疗服务消费出行时间集中在35 min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公交为主;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以自费为主,消费评价总体不高。在社会分异上,高收入群体更重视医疗服务口碑和技术设备条件,对费用支出关注程度较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选择偏好区级及以上高等级医疗服务,对公立医疗设施评价最高;而中低收入群体以"自己处理"及选择低等级医疗设施为主;公立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相对均衡,民营医疗设施则与中低收入群体更为接近,这与西方城市公共资源分布格局中的"服务反比例法则"不一致。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对新建住房价格的影响——以北京中心城为例

本文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 采用最短距离指标定量分析了商品 住房对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商业、绿地公园等6 大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 以下简称 “可达性”) , 并通过Hedonic 特征价格模型定量分析可达性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 1) 按照“最短距离”可达性比较, 商品住房对绿地公园、医院和健身场所可达性最好, 而对大型 商场、文化设施、体育场馆的可达性较差; 2) 按照商品住房的区位和价格比较, 城市四环以内和高 价商品住房组别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明显优于其它组别; 3) 特征价格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 重点高中、球类场馆、文化设施和绿地公园这4 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越好, 则商品住房价格 越高, 即目前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化入商品住房价格。     

社区分异视角下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以合肥市为例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基于大数据的生活圈范围与服务设施空间匹配研究——以北京为例

生活圈建设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内容之一,生活圈内服务设施配置是做好生活圈规划的首要基础,居民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关系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在城市社区尺度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匹配关系已有研究,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该类数据存在样本量少、地域覆盖范围小等不足.论文将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格局与机制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是城市功能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集聚与扩散可以更直接地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中心地的演变特征。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利用城市用地现状图、地形图等数据资源,借助GIS软件,采用核密度、斑块聚合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长春市2003-201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增速低于城市建成区的增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的圈层差异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结构从“单一化核心+多次级中心”到“多样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空间格局从“大分散、小集中”到“大集中、小分散”;城市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机制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整体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耦合、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     

Re-constructing the urban landscape through community mapping: an attractive prospect for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mapping is a relatively new tool with considerable potential in giving practical effect at the local leve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hetoric. As a repository of socially constructed knowledge, it has considerable value in democratizing information both in terms of what is recorded and public access to it, in a manner that facilitates more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of non-experts in planning and advocacy processes. Focusing on a community mapping project in Galway, Ireland, this research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ity's municipal authority is employing community mapping not just to record and promote the city's soci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sets but also as a practical tool to bolste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 and to improve local communities' trust in the municipal authority, thereby shaping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through enhanced governance.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分析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不仅是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中区,也是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窗口区。已有城市多中心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人口多中心,却较少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特征。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结合不同类型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质量特征,采用加权核密度与等值线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的空间模式有所差异,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一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综合判定,研究区范围共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其集聚强度与距市中心距离呈现出U型变化规律,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响强度超过“市中心距离”区位变量;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作用。研究认为应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均衡化建设,适度增加城市边缘郊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能级,有助于引导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转移。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uzhou Industry Park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are planned as self-contained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locally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jobs and homes. Yet the plans are often defied by the market, leading to jobs-housing imbalance as an undesired consequence.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case of Suzhou Industry Park (SIP) to explore 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 within a Chinese development zone. Our study reveals the de facto qualitative jobs-housing imbalance within SIP notwithstanding the de jure quantitative balance as envisaged in the local land-use plan. This finding explains why most workers within SIP have to search for homes far away from their workplaces. The qualitative imbalance is attributable to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a) the oversupply of industrial land vis-à-vis the undersupply of land for public facilities and residential amenities, (b) the unaffordable house price for local workers, and (c) the increased use of automobiles by commuters. On top of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also reflects on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as a broader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to study urban China’s mobility, housing and social issues.     

社区生活圈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与布局优化研究

使用基于Rhino平台的UNA工具包,从住宅楼层面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幼儿园、小学和初中3类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布局优化措施及新增选址方案。主要结论如下：① 各类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存在重复与缺失并存的现象;设施与住宅楼空间分布“错位”现象严重。② 各类基础教育设施均存在服务范围内住宅楼数量较少的问题,学区内的学生上下学需要耗费较长的路程与时间,若设施仅服务于规定服务范围内的居民,则部分设施会存在利用不足的情况。③ 在规定服务范围内,初中的可达比重最大,其次是小学和幼儿园。在规定服务范围外,幼儿园可达性为差及以下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初中和小学。④ 设施布局主要存在2个问题：设施供应不足和设施利用不足,对此提出相应的优化思路。并在考虑可达性和供需的情况下,提出2个新增设施参考选址方案,以改善设施可达性。其中方案一增加140所,方案二增加107所。     

基于生活圈理论的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研究

基于生活圈理论,构建了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评价标准,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行政区及街道等不同空间层面对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配置合理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合肥市城市养老供给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要类型,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数量和体量在4个行政区间存有较大差异;2）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配置合理性均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呈圈层式递减,城市新区是养老服务供给的薄弱地段;3）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在街道层面差异更显著,覆盖率相似街道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