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进展

作为人文地理学重要分支之一的文化地理学,在我国出现晚但发展快。纵观十余年来的发展情况,可大致概括为：（１）文化地理学理论从引进到消化进而有了较大的发展,（２）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３）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断代走向区域,（４）专题性文化地理的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５）综合性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核心扩展到边缘。其总趋势是逐渐走向具体化、区域化、综合化。     

基于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视角的区域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江苏省丰县、昆山为例

在构建文化经济共同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对江苏省丰县、昆山的共同演化类型进行判定,进而从共同演化路径、共同演化亚型、共同演化大类、共同演化亚类、共同演化过程等方面对丰县模式、昆山模式解读和比较,研究发现：（1）区域发展模式是文化经济共同演化的结果,而区域文化是文化经济共同演化和区域发展模式形成创新的能动因素;（2）区域发展...     

两湖文化比较的文化地理分析

湖北文化和湖南文化都源于荆楚文化,两者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传统文化、社会发展模式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如湖北文化比较开放和兼容;湖南文化比较务实和进取;湖北人智慧灵秀,但行为过于谨慎;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为人先;湖北人机会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创新常会变成流星;湖南人容易走极端,有时过分倔强和激进。通过对两湖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比较及其文化地理原因分析,得出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认为湖北文化和湖南文化可以互补发展,以引领中部崛起。     

南洞庭湖湿地景观文化的结构与特征研究

洞庭湖是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三个国际重要湿地组成的湖泊。作为洞庭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南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蕴藏着独特的景观文化资源,在长江文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1999～2005年的调查结果,系统地分析了南洞庭湖湿地景观文化资源的结构特征：①物质文化（稻耕文化、船文化、建筑文化、生产文化、工程文化等）;②精神文化（端午节、民俗艺术、湖乡忌禁、饮食文化、抗洪抢险、植物文化等）;③制度文化（傩文化、楚文化、历史遗迹、湿地文物等）;阐述了湿地文化的起源及地位,重点研究了15种景观文化内容。研究结果表明,南洞庭湖景观文化的本质特征（湿地文化与水文化）具有国际重要湿地背景,典型的湘楚文化特点,突出的湿地特色,独特的世界遗产特点,同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对周原全新世古土壤和关中新石器文化的研究,认为新石器文化对环境变化有积极的响应,但这种响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其中5800~5000a B. P.间的以干旱为特征的环境恶化是造成关中仰韶文化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探讨了环境因素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类文化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组成要素之一,其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     

侧边界融化对北极海冰影响的数值模拟

对NCAR CSIM5 海冰模式中海冰侧边界融化参数化方案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利用CSIM5模式模拟了侧边界融化对北极海冰厚度和海冰面积变化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1）侧边界融化热力过程会增大海冰厚度和海冰面积的消融,海冰厚度消融最明显的区域分布在西伯利亚海和格陵兰海,海冰面积消融最明显区域分布海冰边缘地区;（2）侧边界融化过程对夏季海冰厚度影响比冬季更为明显,而对冬季海冰面积的影响要比夏季更为明显;（3）侧边界融化方案能更好地模拟出海冰面积的季节性变化;（4）海水表面温度（SST）是影响海冰侧边界融化过程的重要因子,侧边界融化率的大值区分布在SST零度线附近的狭窄区域。     

区域分析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以“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例

区域认知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本文立足于"区域分析"概念,以上海高一地理"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法的应用。案例教学中选取了"江南"和"巴蜀"两个区域,由浅到深、由点到面对比分析两个区域的文化现象、环境特征和开发方式。本文提供了一种学习地域文化的新方法,以期拓展区域分析的思维深度。     

民族文化资源的类型特征及成因分析——以格萨尔（果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史诗派生出的格萨尔文化是青藏高原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文化资源是文化的载体和展示形式,具有价值性和不可替代性。研究格萨尔文化资源的分类、空间分布及成因对于探讨青藏高原地区人地关系,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果洛藏族自治州是格萨尔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并于2014年被授予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本文首先对格萨尔文化资源进行界定和分类,并以果洛为例,探讨格萨尔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与自然地理条件（高程、水源、坡度、坡向、可达性）的关系,并分析影响文化资源分布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格萨尔文化资源可以分为4大类,11个亚类和60个子类,果洛的格萨尔文化资源覆盖全部类型,共1189个;② 果洛格萨尔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具有聚集性,其中A类文化人（团体）类集聚程度最高,并通过最近邻分析和密度分析对各类文化资源的集聚空间进行识别;③ 格萨尔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多位于海拔相对较低、距水源地较近的位置,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分布对坡度、坡向和可达性的关系不同。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的乡村治理实践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闽台区域文化形成的海洋文化学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益加深,大陆与台湾关系日益成为研究热点。从行政关系、人口迁移、文化融合等方面梳理了闽台文化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依据海洋文化学的理论,分析其形成的原因,结果表明: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伴随海洋文化的发展,特殊的地脉条件是闽台海洋文化和闽台文化区形成的共同基础,船政文化、海神信仰文化和海商文化等海洋文化特质共同推动了闽台文化区的发展。     

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尝试

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方法,以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为案例地,对古镇文化身份的脆弱性进行社会建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改变、开发商的本质、传媒与专家系统的推力、游客凝视及对文化的态度、外来人群及其影响下原住居民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共同建构了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形成过程。最后提出改造物质与生活环境、营建文化共同体、提倡理性交往等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广东华侨文化景观及其地域分异

华侨文化地理研究 ,在国内外是一个薄弱领域。本文以我国华侨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广东为对象 ,阐述华侨文化的内涵 ,侨乡在引种外来作物形成的土地利用景观 ;引进西方骑楼和城镇规划制度 ,并结合当地环境产生的建筑文化景观 ;外语与方言相结合并广泛办侨刊形成的语言文字景观 ,以及华侨形成的人才文化景观等特色和影响。根据侨乡文化特质的相对一致性和侨居地文化背景相对共同性相结合的原则 ,首次划分珠江三角洲广府、五邑、潮汕、东江 -兴梅、琼东北 5个华侨文化区 ,并指出它们各自的文化特点和区域效应等     

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模式

文化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主流,旅游与文化的关联度渗透性日益增强,如何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世界各地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包括黄山、池州、宣城、芜湖、马鞍山、铜陵六市及安庆市的潜山县,辖34个县市区,总面积38220km²,总人口1069.6万,是安徽省最具开发潜力的旅游板块,文化旅游资源的品位和富集度都很高,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开发层次较低、产业链条脆弱、整体旅游形象不明、缺乏王牌产品、整合开发乏力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示范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整合的模式,即以空间为依托的地域组合模式、以市场为依托的产品整合模式、以营销为依托的形象整合模式、以产业为依托的文化与旅游互动发展模式等。     

新疆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空间分布与人类迁徙、文明的传播与扩散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交汇地,非遗丰富多样,但对自然与人文因素与其空间分布关联却鲜有学者研究。通过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级、自治区级484项非遗项目进行空间分析,并首次从历史视角将人类迁徙、古丝绸之路纳入到非遗空间成因中。结果显示:(1)新疆非遗整体为凝聚型,中原文化传入为主体的传统戏剧、曲艺零星分布个别区域,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均匀分布,形成多个高密度区;其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彼此空间近邻,互相依存,相伴而生;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带,古陆路丝绸之路主要驿站成为传统技艺、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大多分布的高密度区域。(2)新疆非遗空间不仅与地貌、河流分布有关,同时古丝绸之路、人类迁徙对非遗的扩散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多面性。研究结果对非遗开发,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国家文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The Origin and Vis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nagement Policy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policy is the key in the field of public policy stud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in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n innovativ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proposed by Chinese lead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ing a culturally-strong country campa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evolution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ideas behind internation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system, in an effort to explore the origin, innovation and vis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documents reveal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has developed from “authenticity” to “integrity”, and the focus of the protection object has also changed from “monism” to “diversity”, 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ckground for the burgeoning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system has been promoted as the most crucial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evolution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that lays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 There have been three 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namely, the creation of the system (1956-1965), the survival crisis of the system (1966-1977), and the re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1978 to the present), in which the main driving concepts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have been sequentially elucidated as simple protectionism, tolerant conservatis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ism, respective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system,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not only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public’s mindset and but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and culture. However, the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radually exposed its limitations regarding cultural relic management and value expressi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 is the fruit created by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itself and the evolution of heritage theory. Its biggest innovation lies in the two core connotations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nagement system matures, a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will take shape in which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become dominant and various cultural resources are utilized. Finally,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will become a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ill be internalized into the common belief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渭河流域东部全新世环境演变与古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

 在对渭河流域东部全新世黄土剖面磁化率、粒度、Rb/Sr、CaCO3等气候指标测定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已测定的光释光（OSL）年龄和古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了该区环境演变与人类古文化演进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在9.34~6.77 ka BP全新世最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在7.80~7.30 ka BP出现了老官台文化,之后发育了仰韶早期文化;在全新世中期6.77~5.48 ka BP干冷气候初期出现了仰韶文化最繁荣的庙底沟类型文化;中后期随资源环境的持续恶化,该区出现了仰韶文化衰落的西王村类型文化;在全新世中晚期的5.48~3.12 ka BP气候再次发生好转推动了该区龙山文化的发展;4.60~3.76 ka BP期间频繁发生的洪水事件可能进一步强化了人地关系,并进而推动了该区文化进入夏商人类文明时期;3.12 ka BP以来趋于干冷的气候在推动该区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强度和范围也日益加大。渭河流域古文化得以延续发展至今,一方面说明气候环境的变化并未超越先民适应能力的范围,另一方面也说明渭河流域具有先民维持生存和发展的优越资源环境条件。     

西辽河流域历史早期的文化景观格局

考古发现表明 ,西辽河流域自历史早期以来 ,先后演绎了多期文化 ,文明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根据大量的野外考古调查资料 ,在典型考古遗址、教来河流域、敖汉旗三个空间尺度上建立了本区历史早期文化景观的DEM模型 ,分析了赤峰全境历史早期文化遗址点的水平分布格局 ,从四个不同的空间尺度探讨了西辽河流域历史早期文化景观的演变过程 ,概括出本区历史时期文化景观垂向变迁和水平变迁两种模式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本区人地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基础。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古时徽州景色秀美、地形闭塞 ,是历史上因战乱等原因中原人口三次南迁的重要迁徙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 ,他们聚族而居、举族迁居在徽州境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中原人口三次南迁至晚清 ,徽州古村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勃兴鼎盛期和衰落期。徽州古村落鼎盛期的经济基础是徽商 ,在徽商的支持下形成许多至今仍有影响力的古村落 ,晚清徽商失势徽州古村落趋于衰落。呈坎、棠樾、宏村和西递 4处典型古村落的发展验证了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与演化机理。     

刀郎文化旅游区开发构想——以喀什经济特区为背景

随着我国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及喀什经济特区设立,地处喀什和阿克苏等地区的刀郎文化逐渐成为关注的重要内容。刀郎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断融合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逐步发展成为维吾尔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在我国目前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建立刀郎文化旅游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刀郎文化旅游区建立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机遇、知名度和基础3个角度探讨了刀郎文化旅游区建立的可行性。在喀什经济特区背景下建立刀郎文化旅游区,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运用前台-帷幕-后台理论,设立三级支撑系统,彰显刀郎文化特色,突出民族和谐,并使刀郎文化旅游区与喀什经济特区进行整合式发展。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命名手段的效果分析——以江西省的空间制图分析为例

快速城镇化是古村落消失的主要原因。为阻止这种趋势,保护、利用古村落遗产,自然资源部、文化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门联合公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论文的研究目标是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这种行政手段的有效性。选择江西省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是江西“中国传统村落”数量超过中国各省平均值,相关数据容易获得。论文提出2个先验命题：一是在城镇化辐射强的地带古村落保护受到的挑战最大;二是“中国传统村落”命名的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村落建筑遗产的消失。采用夜晚灯光遥感数据、GDP和人口的栅格数据、交通路网数据确定6个城镇化辐射等级地带,而后与“中国传统村落”密度、文物数据、新村数据对比。经过分析,支持了上述2个命题,从而表明“中国传统村落”命名手段虽然不能挽回消失的古村落,但是在一定程度阻止了消失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