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S"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江苏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及影响因素

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利用2000~2010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江苏省依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呈现以苏锡常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下降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并显示出"扩散-集聚-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发展阶段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江苏省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因素,实际利用外资是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江苏转移的主要形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是驱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由苏南、苏中向苏北转移的主要因素;政府调控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应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度、改善政府调控、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优化。     

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2000―2010年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6年开始出现由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粤北山区接受转移最多,转移趋势明显的行业包括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而水电煤气供应业、有色金属行业有轻微的转移趋势。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工业总产值的SO2排放量为环境管制因子,结果发现总污染产业、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供应业等产业转移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式”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大。     

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 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长江三角洲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驱动机理

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影响机理研究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转移规律,构建计量学模型,定量地揭示其转移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空间转移特征,转移方向基本符合沪宁—沪杭甬交通线,呈现由中心城市到外围城市、由集中到分散转移态势;2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主要受到外向度和劳动力成本拉动,而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3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已逐渐摆脱依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迹象,但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广东省产业生态化评价与时空演化特征

从经济发展效率和资源环境效率两个维度构建广东省产业生态化评价体系,利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2005—2015年广东省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05—2015年广东省产业生态化综合水平显著提升,总体呈现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珠三角外围地区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经济效益与结构、污染控制、能源效率、循环利用各主因子高值主要位于珠三角地区,不同主因子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将广东省各城市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次高水平、次低水平和低水平4个类型,各类型基本保持稳定,总体上从高水平到低水平类型的各主因子发展水平依次递减,表明产业生态化是内部各因子协同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广东省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空间关联性,空间上具有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集聚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分析——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实证

以转型中的经济大省广东为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常系数模型,分析广东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结论表明:1广东省各地级市KIBS产出总体上以珠三角城市最高,但各行业存在空间差异;2广东省地级市KIBS呈空间正相关特点,但空间结构极不平衡,呈"总体分散、局部集中"分布格局,珠三角内诸城市属于KIBS热点区域,是高值集聚区,粤东西北的大部分城市是位于冷点区域,4 a间没有突破低值集聚的现状,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内相邻城市的KIBS具有竞争性,尚未形成有效的扩散-协同的发展格局;3广东省KIBS空间格局的动力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经济外向度和交通通达性均对KIBS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市场需求对KIBS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间重构

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产业空间重构的成本因素变化,通过对企业迁移区位和政府产业转移园区区位的分析,揭示广东产业空间重构的趋势与可能的窄间格局,并且从绩效的角度对比了2003和2006年两个时间的广东省域经济增长格局,证明原有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区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已经被打破,产业转移不仅导致了珠三角外围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同时促使"后厂"的空间拓展和珠三角产业空间的转型.     

环境管制对珠江三角洲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2000~2010年其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各环境管制因子中工业SO₂排放量的管制程度显著影响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然后再将此环境管制因子运用到分行业模型中,发现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生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产业分布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化学工业和黑色金属行业则与环境管制无关。最后,认为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环境管制手段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和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不同的环境管制手段将对该手段实施后影响程度大的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因素及其区域影响——以广东东莞市为例

优化开发区域是区域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其内部企业迁移的规律比较复杂。选择制造业发达地区——广东东莞市为案例区,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探讨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迁入并存,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是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区域依赖性和地方政府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业基础、区域创新要素、产业政策和区域软环境等因素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迁入;企业迁移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区域生产空间质量和优化区域国土空间结构。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 投资环境变化

通过对56家珠三角企业的调查,发现区位条件、政策法律、生产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5个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因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珠三角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弱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改善。同时,从生产成本、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产业配套等方面对影响珠三角投资环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加强“三旧”改造、实现区域一体化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广东省城市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区域与城市发展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生态城市的建设成为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1990年以来6个时间断面污染排放、环境本底、环境治理3方面数据,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广东省21个地级城市的环境质量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了广东省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演变过程,并解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1990―2014年,广东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各城市环境质量呈现动态更替演进的过程,排名变动频繁;2)广东省环境质量的泰尔指数值由1990年的3.653增加至2014年的3.893,区域内差异指数值由1990年的3.647增加至2014年的3.893,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内差异,珠三角城市与非珠三角城市均有高值区和低值区,空间上呈现分散态势;3)粗放型经济、产业转移、环保投资、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及公众的生活消费方法、环保参与程度对城市环境质量变化有重要影响,对于不同城市的实际影响也存在差异。市场、政府、社会三者有效的相互作用可以促进城市生态建设和发展。     

广东产业集聚区发展状况浅析

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珠三角核心区外围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新的产业集聚区.文中介绍和分析了广东产业集聚区的总体发展状况,并着重研究广东省新出现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概况,分析产业由集聚到扩散,再重新集聚的空间结果.新产业集聚区具有距城市建设区较远、规划建设规模较大、发展迅速、产业选择因地而异等发展特征,广东传统与新产业集聚区在产生初期相关作用因素、空间发展规模、企业技术更新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