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化农业空间构建与实践——以广东省紫金县茶产业为例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隐藏性乡村贫困空间探析——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发达国家学者认为乡村贫困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具有隐藏性,即贫困人口的真实情况被平均统计数据所表现出的乡村发展状况所隐藏。本文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基于平均统计数据和贫困人口数据,采用量图分析法和贫困发生率法分析乡村贫困的空间特征,并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基于平均统计数据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并未真实地反映贫困人口的空间差异,一定程度上将贫困人口隐藏。这一结论与研究区地方发展背景密切相关,也可为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应综合考虑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贫困人口两个方面来确定乡镇贫困的真实状况,以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各种旅游中发展十分活跃。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文根据城市化作用下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原理,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探讨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影响,分析城市化影响下鹤鸣村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提出鹤鸣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建议。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遥感图像分类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道路交通可达性阻力值、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了1990-2013年的广东省全域范围内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现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并讨论归纳了乡村聚落演变及其机制研究的内容框架。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邻河流、邻乡镇的空间指向性。呈现出“平原稠密,山区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粤东潮汕平原和粤西湛江平原台地两大高密度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围山区的乡村聚落呈现出邻近于河流谷地和沿交通线串珠式布局特征。② 乡村聚落除具有邻近开放型道路空间指向性外,更为重要体现为到乡镇的道路交通可达性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最大,镇—村连接的交通网络完善度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意义重大,全面提升乡镇的综合生产和服务能力将是优化农村地区村镇体系的核心。③ 高程和坡度是影响乡村聚落的分布、规模、形态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因素。自然地理本底属性是村庄优化布局与空间重构规划建设考虑的第一要素。④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重构农村地区市场网络体系对接于全球市场网络体系,建构以乡镇为核心的乡村生活服务圈,有待进一步探寻“三生空间”的重构和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时深化乡村聚落形态演化、乡村空间生产、乡村社会网络、群体行为、社会自治、社会文化领域等的研究将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核心领域。     

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以洞庭湖区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城乡复合人居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理论框架,结合独立性权重法和回归分析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深入剖析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离湖区越近弹性形成值越高,离湖区越远弹性形成值越低,呈现“内高外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反应度测算结果为依据,将洞庭湖区的弹性形成水平从空间上划分为3个环带：华容—临湘环带、澧县—平江环带和石门—赫山环带。(3)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突变、延续、转型等,产生正负作用,从而形成或不能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弹性。结合洞庭湖区不同环带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差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提出相应的策略,在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乡村人居环境地域系统的监测、预测和抗扰动能力,不断提升弹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时空压缩下的中国乡村空间生产——以广州市域乡村投资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人文地理学者的角色是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参与各类乡村振兴实践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时空压缩”现象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要消除危机,必须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入手。本文以2015-2017年广州市企业投资中的乡村项目为例,分析哪些项目是消除区域发展两级分化、抵制资本纯粹追逐利润的,从而为政府重点鼓励何类项目提供依据。本文采用经验主义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从空间分布上看,2015-2017年企业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大部分是按照“纯粹”市场原则分布的,即投资项目以近郊为主,高投资额的投资项目也集中在近郊,这种分布是“时空压缩”的结果。②2015-2017年少部分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并非“纯粹”追求利润,它们主要是为改变乡村生活的环境质量,而非生产经营性的、“空间修复”型的项目,更能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本质理解的积极性项目。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

根据2001年中国69个不同规模城市周边100个乡村旅游地的相关信息,对乡村旅游地与其一级客源地城市间的距离进行了测定、统计和处理,发现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中国乡村旅游地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分布总体上呈距离衰减趋势(除了在开始的30 km内),即与城市的距离越远,乡村旅游地分布越少,84%的旅游地集中在距其一级客源地城市中心100 km以内的地区;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周边的分布主要有两个密集带,最密集地带出现在距城市20 km左右的地区,次密集带出现在距城市70 km左右的地区;在两个密集带之间距中心城市50km左右,出现一个明显的乡村旅游地低谷带,推论原因是那里出现了次级和/或同级中心地的干扰.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以广东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650个乡村休闲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借助GIS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分析,探讨了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整体表现为“两条轴带,多个增长极”的分布模式,且各邻域乡村休闲旅游地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2)整体乡村休闲旅游地特征空间尺度为118.36 km,各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特征空间尺度表现出一定差异,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其中历史遗存类区位布局的空间范围最大;其次是民俗文化类和聚落建筑类,两者较为接近,但前者的集聚强度高于后者;自然景观类和产业融合类受自身数量及资源禀赋等因素制约,空间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小。同时,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各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集聚程度均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3)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景区辐射作为供给因素,是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布局发展的基础;人口经济、客源市场作为需求因素,是影响布局的关键;政策支持、发展规划是管理因素,为布局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创新因素驱动乡村休闲旅游的转型与升级。供给、需求、管理、创新4个维度共同调节,影响乡村休闲旅游空间格局的形成。     

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例,将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划分为低密度块状、低密度点状、高密度点状、高密度条带状4种类型,指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发展存在着规模小、布局分散、空心化、设施缺乏与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些空间发展中的问题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条件及政策制度密切相关,可以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类型采取设施集中型、聚落整合型、资源整合型、综合整治型等不同的调整思路,实现农村空间可持续发展.     

贸易风险经济影响与区域分布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经济全球化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风险。因此研究贸易风险及其区域分布对于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贸易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布。实证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对于地区经济的成长和就业的增长尤其重要;然而,过分地依赖出口,将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健成长,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贸易依存度高的地区一旦出口受阻,则会带来失业增加、产业受损等不利后果。对广东省贸易风险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贸易风险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深圳、惠州和珠海等地区。这对贸易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全球经济有衰退趋势时,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应提前做好贸易风险防范的措施。     

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湖北黄冈二程镇8个村100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构表明:10年来,农户消费的平均空间距离总体上有缩短趋势;农户消...     

河南省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为决策单元,运用DEA-BCC模型从省域层面对2012—2019年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空间异质性特征进行研究,并用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省区域文化产业效率整体偏低且不稳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省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效率差异显著;全省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呈东高西低格局分布,京广铁路线为效率高低分异主轴线;规模效率呈现“以高值区为本底,以中、低值区为点缀”的空间分布格局,高值区连片分布,中值区和低值区点缀其间或散布于其外围。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对其空间异质性影响为负且显著,市场需求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经济水平、信息化程度、科技水平、人力资源开发等因素影响为正且显著,资本投入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及灾害压力4个维度构建气象灾害影响下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评估模型,运用结构动力学方法测度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并识别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灾害压力存在较强的负相关,重大气象灾害对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作用仍然较为显著;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教育支出、千人卫生技术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对生计恢复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和节水灌溉面积影响最为显著;③ 政府宜优先从生计保障、生计促进以及抗灾应对3个维度,优化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水平,并且着重提升抗灾应对能力。既要注重临时性救助扶持措施,也要注重农村地区长期实力提升,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居民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增强广东省农村居民的生计恢复力。     

欠发达地区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安徽省宿州地区为例

以欠发达地区——皖北宿州地区的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计算了5个景观格局指标。用ArcGIS软件计算了形状指数、景观类型空间邻接比例、最邻近指数、最近距离以及聚落的耕作半径,分析了该区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耕地是宿州地区的景观基质,聚落是宿州地区分布最广、斑块数目最多的景观类型;耕地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格局的重要因子;农村聚落分布受中心城镇影响明显;用缓冲区的方法求取耕作半径在耕地分布均匀地区较为实用。     

基于核心力量导向差异的乡村旅游制度比较研究——对贵州“天龙屯堡”、“郎德苗寨”与“西江苗寨”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贵州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平坝县天龙屯堡、雷山县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进行观察和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制度主要包括与旅游资源相联系以经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乡村旅游主要经营组织的运行体制、政府的政策倾斜及具体管理制度3个方面内容。以此为依据,对3个乡村旅游地从制度安排视角进行了横向比较:以社区居民、企业、政府为核心力量导向的乡村旅游地在制度安排上呈现巨大差异,实质上反映出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在乡村景区具体现实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之上,乡村旅游制度一旦被建构,又对乡村旅游发展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