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研究

空间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两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来探讨城市间相互作用,而两者的匹配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对城市群发展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改,测算滇中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量。以不同城市为中心,运用欧氏距离法研究滇中城市群内部四州市间地缘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对经济联系量与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匹配分析,发现滇中城市群内部存在三类"经济联系—地缘经济关系"类型,提出了加强合作的建议。     

"十五"时期环渤海城市群经济联系分析

环渤海城市群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分析"十五"时期环渤海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动态变化规律必将为"十一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环渤海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产生"抛砖引玉"的功效。选取"十五"时期环渤海地区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共28座城市的市区从业人员、GDP、人均GDP等指标,利用城市流强度等模型测度了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强度,并与长三角、珠三角共25座城市相比较。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居环渤海地区首位,辽中南次之,山东半岛位居最后;"十五"期末与期初相比,京津冀、辽中南的经济联系强度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尤以京津冀上升幅度最大,而山东半岛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经济联系强度虽弱于长三角,但略强于珠三角,而辽中南、山东半岛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则更为显著。     

基于库仑引力模型的中美日地缘经济关系测算

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不同形成了竞争型或合作型的地缘经济关系,在经济冲突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美日三国2007-2016年为例,借鉴库仑引力的思想,引入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概念和测度方法,探讨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规律,在考虑距离因素的基础上,分产品、进口和出口,准确地刻画了国家间经济合作或竞争的强弱程度。测算结果表明：① 中美日三国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三国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且日本与其他两国的竞争相比于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② 从贸易产品类型来看,三国间的矿物燃料、车辆、电机及设备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产品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产品类型,是决定三国间地缘经济关系的主要产品类型;③ 三国间石油类产品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是所有产品中最小的,对海外石油资源的争夺是中美日三国地缘经济竞争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基于流量数据的中美两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关系研究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在各类地缘关系中地缘经济关系成为最活跃也是研究最多的一类。本文从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地缘经济研究现状入手,基于流量数据建立地缘流势模型来探寻地缘经济复杂关系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分析其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0—2016年中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贸易联系明显强于投资联系,但投资联系在2012年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②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流势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贸易流势起主导作用,中美地缘经济流势表现最强、增速最快,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地缘经济流势强度不断显现,中俄、中蒙、中朝三股地缘经济流势虽然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对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影响有限。③ 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流势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国家关系分布上较为一致;两国在地缘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驱动因素不同,中国以贸易关系为主而美国主要依赖投资驱动;二是空间分布差异开始显现,美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越来越集中于中、日、韩三国,而中国与俄、蒙、朝三国联系开始不断加强。     

基于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的广州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分析

利用2007年全国30个省会城市市区主要外向产业、非农业人口、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职工工资总额、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城市间公路距离数据,借鉴区位商、城市引力、欧氏距离测算法,对广州市产业集中度、对外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及其匹配状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广州市与其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地位不相称,存在差距。调整地缘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出省通道建设是提高其中心城市地位的首要任务。     

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贡献定量研究——武汉实证

为定量测算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将土地要素引入索洛增长模型,分析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建设用地投入、科技投入对城市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贡献,并运用武汉市1988—2008年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建设用地要素投入每增加1%,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0.15%,土地要素贡献率为5.14%,贡献显著;武汉市建设用地利用处于报酬递减阶段,应该整合优化利用土地资源。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地缘经济关系测评 ——基于欧氏距离-灰色关联度两步法的应用

以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为背景,以“一带一盟”建设对接为契机,运用欧氏距离-灰色关联度两步法,分析2004—2019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地缘经济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地缘经济关系具有典型竞合型特征,总体呈现竞争与合作交替出现的胶着状态和动态平衡。空间上以中国-俄罗斯地缘经济关系为主导影响因素,时间上伴随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地缘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演变规律。其中,繁荣有序的全球经济促进双方地缘经济合作,而衰退动荡的经济环境则促使地缘经济主体各自为政,凸显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特征。双方地缘经济关系影响因素关联序依次为贸易依存度、固定资本形成率、劳动失业率、一二产业比率。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地缘经济视角下中日资源贸易关系测度与分析

大国是全球政经版图的主导力量,其关系性质对区域、全球发展和经济合作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结构性变动、资源和市场高度对外依赖性引发了大国博弈新态势。在资源争夺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资源竞合关系是当今政治地理学的时代命题。以中日两国2000—2017年资源贸易为例,以库仑引力模型构建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指标,探讨中日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规律。研究表明：①中日两国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2008年后两国地缘经济关系进入矛盾与对抗新阶段;②按照竞合关系可将中日资源贸易货物分为强竞争型、波动竞合型以及合作潜力型,其中化石能源、稀有金属和农产品是影响中日两国地缘经济竞合关系的关键资源;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化是中日资源贸易关系变动的重要外因,对发展权的争夺构成两国在世界市场资源博弈的内在根源,稀有金属为中国捭阖两国关系提供了地缘政治杠杆。     

主成分分析法在新疆兵团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中的应用

采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新疆兵团13个师1991～2006年的各师农场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增加值、人均工业增加值、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均GDP等11个经济指标进行分析计算并且对各师的综合经济可持续能力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从原始数据中提出占总方差86．6％的4个因子来反映各师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程度,经分析发现影响各师的4个主成分因子：（1）人均GDP、人均工业增加值（包括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因子控制;（2）人均新增固定资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反映人均资产投入的综合指标;（3）反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利润、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4）反映人均农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及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然后将各主成分得分结合主成分权重进行计算得出各师经济可持续能力值,其中农一师排在第一。从总体上看1992～2006年各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趋势是逐渐上升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方面定量化分析中国31省（市）（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恢复性较低,经济维持性和经济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② 各省（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③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④ 影响2次经济危机中韧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湖北省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变化的产业分解

基于人均GDP基尼系数及其变化的结构分解,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产业构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省17个地市州之间人均GDP差距及其变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非农产业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地理集中程度的提高又是推动湖北省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缓解湖北省区域经济差距的现实选择并不仅仅局限于加快落后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还应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推动人口向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集中,降低湖北省生产与人口地区分布的不一致性。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三种模型及其动力学分析

目前已知有2种函数可以用作描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数学模型,即对数函数、幂指数函数。基于Logistic函数发展了第三种模型。这3种函数分别刻画单对数关系、双对数关系和分对数关系。3种数学模型各有不同的建模条件和适用范围,反映的动力学特征也不一样。第一种模型背后的动态演化控制变量是人均产值,第二种模型隐含的控制变量是城市化水平与人均产值的比值,第三种模型暗示的控制变量是城市化水平。第一和第二两种模型反映的变化是先快后慢,第三种模型反映的变化则是两头慢中间快。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一个区域表现的模型结构揭示系统演化的动力学机制,借助模型参数的变化规律判断系统的演化方向。     

江苏省经济重心与能源碳排放重心路径演变分析

本研究引入重心模型,采用1998—2008年江苏省经济和能源消费数据,计算出各年份GDP、工业产值、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的演变路径,从移动方向、移动距离、路径对比和空间相关性多角度阐释了经济重心和碳排放重心的动态变化和空间联系.结果显示:经济重心和碳排放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偏移,2006年后出现略微的北移迹象;11年间重心移动距离排序为:碳排放重心(32.1 km)>人均碳排放重心(29.6 km)>GDP重心(14.6 km)>工业产值重心(10.9 km);相较于经济重心而言,碳排放重心的空间位置偏向于省域的西北方向;经济重心和人均碳排放重心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甘肃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人工神经网络测定

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的理论和方法,构建BP神经网络,评价2009年甘肃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将87个县域城市化水平分为5级。对频数分布特征、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和最大与最小系数的分析表明,甘肃省县域城市化空间分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呈正偏态分布,第三、四级别的县市比例较大;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呈现西北—东南差异;经济区内部差异大,表现为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利用Spearman’s rho相关分析得出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及相关度。     

基于DER-Wolfson指数的中国海洋经济极化研究

从人均海洋产值、海洋经济密度、海洋产业贡献度的层面出发,借助DER指数、Wolfson指数和信息扩散技术对中国沿海11省市1996~2015年间的海洋经济极化趋势与规律进行分析,并利用DER指数的认同-梳理框架解释导致极化的原因。研究发现：① 1996~2015年间,人均海洋产值、海洋经济密度、海洋产业贡献度的极化效应已经显现。② 海洋经济密度、海洋产业贡献度的DER指数和Wolfson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人均海洋产值的DER指数呈上升趋势,Wolfson指数呈下降趋势。③ 认同性和疏离性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疏离性的变化是海洋经济极化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促进中国沿海省域海洋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当前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研究的测度维度较为单一地聚焦在GDP之上,缺乏揭示韧性在其它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同时过于注重区域内因素,忽略了外向联系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选择5个经济指标对大湾区的经济韧性进行多维度测算,并借助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对区域内部差异的形成原因给予解释。主要得到三个结论：第一,区域的经济韧性难以从单一维度来判定,多维度指标所揭示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GDP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经济韧性较为保守,而就业指标所表现出来的经济韧性变动较大。第二,大湾区内部各城市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与区位和GDP规模无显著关系,而与其产业经济结构和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方式有显著关系。第三,湾区城市在经济韧性表现的差异可以用战略耦合来进行初步解释,深圳因自主耦合而经济韧性表现最佳,佛山和广州次之,香港和澳门因以依附耦合的方式嵌入全球金融和酒店网络,因而经济韧性相对较差。本文为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大湾区案例和新的分析视角,推动了关系经济地理学在经济韧性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建议未来要重视基于定性方法的经济韧性研究。     

山东省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以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理论基础,选取1981年以来工业废水、SO2、烟尘、工业废弃固体等污染物有效排放量为环境指标,采用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通过二次及三次方程拟合回归,建立最优模型,分析了山东省经济不断发展与污染物排放量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进行三次曲线回归模拟效果较好,四项环境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均呈现出近似“N”形的特征,污染物排放随着人均GDP增长都已经渡过了峰值,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近几年来,下降趋势停止并产生波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有显著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强污染治理投资、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建议,避免环境污染水平随经济增长再次呈现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