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integrated status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sources-environment conditions and rur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a diagnostic indicator system is proposed to appraise four representative rural development models such as Mentougou model, Taicang model, Yueqing model and Qionghai model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from the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se diverse rural development models are the direct response to the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nvironment, market demand, and regional culture. These models are common in that their sustainability depends on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ctional positioning, strong intra-regional interactions, and self-adaptability to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面对全球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成为21世纪举世瞩目的新兴领域。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理解和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整合型学科。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相互对应并相互联系,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应对乡村衰退、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支撑。本文在讨论可持续性、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概念基础上,以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距明显,“三农”问题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艰巨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动中国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其理论与实践体系尚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的不足。结论显示,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基础薄弱,需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强化跨学科研究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聚焦9个适应中国当前乡村发展需求的核心议题,并因地制宜地将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乡村振兴发展的行动策略。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进展与展望

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是人地关系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前沿及热点内容。近年来,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体现在：①建立了综合、广泛的评价指标体系;②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与人地关系的调适;③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④对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的时空动态研究的关注及尝试。目前,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应用于国土空间开发、产业规划、灾后重建、资源环境监测及预警等领域。未来仍需在完善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尺度及动态变化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此深化综合自然地理理论及实践研究,为区域资源、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研究提供支撑。     

2001-2010年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响应。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生态承载力响应模型,对洞庭湖区2001-2010 年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一直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向良性转变;环境可持续度则呈波动性下降态势。② 洞庭湖区17 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可持续性呈现差异性地向弱可持续转变;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高于其他14 个县域,环境可持续度则下降最明显。③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分为强超载、超载、弱低载和低载4 类,不同时段县域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差异明显;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其生态承载力响应状态则处于强超载,在区域发展水平上反映出湖区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协调性较差。④ 环境可持续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的“掠夺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阻碍因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干扰,使得环境可持续度对于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弱,其实质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苏南地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模式探索

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发展模式各具特色。本文通过对乡镇工业发达、人地矛盾突出的苏南地区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实践的深入研究,概括出三个区域亚模式:一是集约高效的综合发展亚模式;二是有效利用与保护资源的双业齐动亚模式;三是优化组合的多维发展亚模式。在对三个亚模式抽象的基础上,概括出苏南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总体模式,即“高效集约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的整合模式研究

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整合基础、整合条件、整合动因,提出了整合模式。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在自然地理上紧密相关,历史上相互影响深刻,在地域上相连且同处中国华南核心-边缘结构之下;资源、产业及商品互补性强,改革开放20年其可达性大大改善,经济联系强度迅猛增长,两者具备整合的基础和条件。两区域整合,需充分重视市场力与政府力;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区域政策、交通、城镇体系、产业等多层次动力机制的结合在区域整合中的作用。应以注重效率、重视可持续性和兼顾公平,以倾斜式整合发展为区域整合目标,实施区域整合的六大模式。     

AN APPROACH ON SEVERAL PROBLEM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UrbanizedmfficulhesUthamzation,accomParuedwithindustrialization,isthemigratingandconcefltratingprocessofaghculturalpoPuIationinruralareastonon-agriculturalpopulationincities.Itisalsoti1eindispensableroadtomodenhzationforeverycoLwtryandroponGenerally,therearethreetapesofurbanizationdevelopmentintheworldfThefirsttyPeisthaturbafuzationsynchronizeswithindustnalization.IndevelopedcoUnnes,industnalizationhaslastedlongenoughtoabsorbmostruralpopulationshiftingtocities…     

Prospect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s a facilitator of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Swedish experience of Pillar 2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Agriculture remains one of the dominant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EU), not least in respect of land use and its impact on landscapes. The Agenda 2000 reform of the EU's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introduced rural development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agricultural policy.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second pillar of CAP. Multifunctional farming, more than any other rural activity, has a role to play in integra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of how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can facilitate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s addressed in terms of mechanisms and inherent possibilities. Results from a case study in Östergötland in Sweden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five other European case studies. Som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Pillar 2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rural inhabitants to continue living in rural areas and that the policies are effective in identifying and suppor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farm diversificatio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an be seen as a key component in various diversification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as well a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剖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了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途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②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城乡等值线可以进一步解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③ 从政策制度构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典型发展模式提炼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美丽冰冻圈"融入区域发展的途径与模式

在探讨“美丽冰冻圈”内涵的基础上,从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两个层面、致利与致害两条线,分析了“美丽冰冻圈”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美丽冰冻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福祉构成冰冻圈—人类社会经济复合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冰冻圈要素及其变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选取祁连山—河西地区、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横断山大香格里拉地区,分别代表冰冻圈水资源影响区、冰冻圈灾害影响区、冰冻圈旅游经济区,围绕冰冻圈水资源服务与绿洲经济、雪灾害风险与畜牧业经济、冰雪旅游与区域经济等核心问题,从冰冻圈资源服务与灾害风险视角,详细阐述了冰冻圈融入不同区域发展的途径与模式。在干旱半干旱内陆地区,冰冻圈主要以水源涵养、水量供给与径流调节服务,融入绿洲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冰冻圈水资源支撑型区域发展模式;在青藏高原高寒区,冰冻圈生态环境决定了畜牧业经济的脆弱性,冰冻圈灾害负向影响畜牧业经济,是一种冰冻圈生态支撑+灾害影响型区域发展模式;在冰冻圈旅游经济区,直接依托冰雪资源发展冰雪旅游业,是一种基于冰冻圈资源的旅游经济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以"苏南-陕北"样带为案例区,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5年、2005～2008年乡村转型发展态势,并揭示了样带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2000～2005年期间,样带各县乡村发展度普遍较低但转型度普遍较高,低水平的乡村发展度与较高转型度造成样带各县不同程度的城乡不协调发展;2005～2008年期间,样带乡村系统普遍较快发展,各地城乡系统间的差异化发展局面得到初步改善;(2)"苏南-陕北"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呈现显著的地带性演变特征,各地转型发展的特征与结果同其所处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模式、政策要求等基本属性相匹配;(3)基于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将样带划分为8个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区,各类型区之间因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而选择不同乡村转型发展模式,并由此驱动资源环境和城乡经济系统的差异性变化。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从系统论的角度, 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 是构建区域农村 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 ① 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 农村问题必须 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 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 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 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 程。③ 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 方面, 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 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 合, 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 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 性,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 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 究主线, 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 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拉萨地区为例

本文依据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理论模型和区域发展的目标体系 ,构建了拉萨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并对拉萨地区 4 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评价。评价揭示了拉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却在持续下降的动态历程 ,并鉴明了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草场退化、土地沙化、以生物质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居民收入差距增大、人口出生率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因素是拉萨地区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子。     

面向PRED问题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理论与方法研究

人地关系所涉及的因素复杂,以致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上只能够根据研究目的和方法手段,在繁杂的因素中抽象出主要的方面进行研究。在总结各种人地关系系统构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区域PRED问题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理论,指出了PRED构型具有针对性、综合性、地域性、动态性、可调控性等特征,分析了PRED构型的基本方法与工作步骤,提出了集成化、变结构、多层次多区域化的PRED模型系统设计思想,并探讨了PRED协调模式的主要内容及划分PRED协调区的构想。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进展与展望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当前评价可持续发展的单项指标和指标体系在指标与可持续性的关系、指标权重的选择、指标的定量化、可持续性的总体判别方法、资本替代性与替代速度、指标阈值的确定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局限性 ,这也是可持续发展评价的主要难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必然要落实到不同尺度的空间地理单元上 ,区域发展是评价的对象 ,因而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必然具有显著的区域性 ,不同区域的评价指标或指标体系必然会有所不同。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而发展的可持续性依赖于自然环境的质量 ,包括自然资源的再生或替代、生命支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或改善。据此 ,论文构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可持续性二维评价坐标体系 ,并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指标遴选方法。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可持续性评估模拟——以京津冀为例

构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可持续性动态评估模型,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例,评价与模拟2005—2035年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依赖,不同城市在子系统中的可持续性表现各异,各城市子系统间的可持续性也存在复杂、多样的交互关系;②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综合可持续性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以历史轨迹和当前的区域发展目标来看,未来地区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综合可持续性之间的断层客观存在,且将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