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汤山直立人头骨的复原和更新世中期直立人的地理变异

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可分为南北两大地区类型。这两大类群的形成可追溯到全新世的新石器时代 ,甚至更新世晚期。 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一具更新世中期的带有面骨的直立人头骨。为追索中国人群南北两大类型的形成历史 ,对汤山头骨作了重新复原 ,对汤山头骨与周口店头骨作了形态比较。结果表明 ,汤山头骨与周口店头骨相同的特征几乎全是直立人共有的形态特征。汤山头骨不同于周口店头骨的诸特征 ,如浅的眶上圆枕上沟、不呈发髻状的枕骨水平轮廓、较短宽的面部、特宽的鼻型和接近低眶的眶型等 ,提示中国人群南北两大类型的形态差别可能早在更新世中期汤山直立人生存时已显出端倪     

滇池晚更新世末期以来湖积环境分析

通过对滇池湖心区晚更新世末期以来的沉积剖面、沉积物及其化学组合、古地磁特征及孢粉组合的研究,初步确定了滇池上更新统与全新统的分界,认为自晚更新世末期以来,滇池一直维持着稳定的湖相沉积。晚更新世末期,滇池处于温凉偏于的相对浅水环境。全新世早期气候逐渐转暖,湿度渐增,湖水面积扩大且渐深,至全新世中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湖水面积进一步扩大变深。全新世晚期滇池气候又变得温凉偏干、处于湖水面积缩小的浅水环境。     

上海地区的脊椎动物化石

上海地区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除了智人(Homo sapiens L.)以外,代表20个以上物种,具体种类和产地如下: 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全新世,石化较浅。个别标本可能层位较低,如:青浦城郊的水牛和练塘的四不像鹿,可能属于更新世的晚期。多数标本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上海县的马桥和青浦县的松泽。遗址的标本家畜(家猪)和易于猎获的偶蹄动物占大多数;标本十分破碎,反映先民为敲骨吸髓或制作骨角工具而打碎,带有很浓厚的人为的色彩。     

内蒙古查干诺尔盐湖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孢粉植物群与古气候

本文基于内蒙古二连盆地查干诺尔盐湖８３－ＣＫ１井岩芯样品孢粉分析结果，将孢粉谱划分为Ⅰ，Ⅱ，Ⅲ，Ⅳ四个孢粉带；根据孢粉组合特征讨论了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研究区植被发展和气候演变以及盐湖沉积形成环境等问题。８３－ＣＫ１井沉积剖面年龄根据＾１４Ｃ测定。研究结果表明，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为盐类矿床形成的预备阶段；晚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晚期气候干燥寒冷，是内蒙古盐湖的主要成盐期。     

鲁北平原晚第四纪地层结构及沉积演化

以54个浅层新钻孔和多个野外露头为研究对象,综合沉积物粒度、薄片、微体古生物、孢粉、14C测年及静力触探等资料,分析了鲁北平原晚第四纪的地层结构和沉积类型,总结了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的沉积演化。研究表明,末次冰期盛冰期到冰后期,受地势、气候条件控制的黄河河道迁移和海水进退是影响地层结构和沉积特征的主要因素,南北地层结构差异明显,发育古河道、湖沼、黄土、三角洲、潮坪和滨浅海等沉积类型,其中古河道分布面积最广,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三期。晚更新世晚期至早全新世早期,受干冷气候影响,发育第Ⅰ期古河道,小清河以南沉积黄土层;早全新世晚期至中全新世,气候转暖导致海平面升高,沿海地区形成海侵层和三角洲,内陆地区继承性发育第Ⅱ期古河道和湖沼沉积;中全新世末期或晚全新世以来,受黄河泛滥影响,沉积第Ⅲ期古河道和现代黄河三角洲。地层结构和沉积物分布的研究对于分析地下水位的变化规律,以及选择合适的地震激发层等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洛河大荔人遗址段的地貌学研究

通过对大荔人遗址地层地貌的观察与实测，发现洛河大荔人遗址段的地层主要由3套陆相沉积物组成：底部的新近纪和早更新世湖相堆积，中部中更新世的河相堆积以及上部中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的黄土堆积。在洛河大荔人遗址段可以误别出四级阶地，从河流地貌特点和各级阶地的地层特征看，该阶地皆为其座型阶地。运用古土壤断代法和区域河流阶段地发生对比法得出洛河在该地区演化的时间序列：0．9－0.72MaB.P.,0.50-0.40MaB.P.,0.10MaB.P.,0.01MaB.P.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地貌演化模式进行了讨论。     

北京斋堂东胡林全新世早期遗址的黄土剖面

门头沟斋堂东胡林遗址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且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早期遗址(9281±120～8270±60 a BP)。该遗址的黄土剖面清晰,包含了晚更新世及早全新世的黄土堆积、全新世早期的沉积间断及埋藏古土壤。在相对精确的~(14)C年龄时间框架下,本文对保存该遗址的黄土剖面的分层、黄土的粒度特征、矿物成分、化学成分、孢粉图谱及蜗牛的相对丰度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本地区晚更新世气候比较干冷,气候的明显转暖应在全新世早期(早于9281±120 a BP),在约8500 a BP华北地区的年均温度可能已达到比现在高约2～3℃左右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山顶洞人的后裔们,在清水河畔的阶地上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苏州澄湖SC1孔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的古环境演变研究

通过对苏州澄湖SC1孔沉积物的粒度、磁化率、孢粉和有孔虫等的实验分析,并结合沉积物的岩性构造特征以及AMS 14C测年数据,探讨了晚更新世晚期以来苏州澄湖地区的气候波动特征以及海侵、海退沉积巡回序列。研究发现该区域气候与世界气候波动性一致,具有温暖湿润-冷而略干-温暖湿润-暖热潮湿-温凉略干-温暖湿润的波动变化特征;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具有两个海相沉积地层,一为晚更新世晚期海侵(约为34 kaBP),另一为全新世中期海侵(（6 955±50）aBP);整个剖面缺失硬粘土层,与之对应的则是两海相地层之间的泥砂互层;沉积环境经历了晚更新世晚期海侵期河床、河漫滩相-末次冰期干冷期河流湖沼相-全新世早期河口湾亚相-全新世中期滨浅海相-全新世晚期淡水湖沼相的演变过程。     

中国直立人变异的初步研究

已发现的化石表现中国直立人的分布北至39°41′N,南至25°45′N,东达118°09′E,西抵101°55′E。中更新世可供比较的重要化石有周口店、和县及汤山的头骨,周口店、陈家窝及和县的下颌骨;早更新世有公王岭和郧县曲远河口的头骨,元谋和郧县梅铺的门牙。比较的结果显示各地的化石之间有同也有异,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各地点化石之间的变异足以表现那时中国的人类可以像现代和新石器时代那样划分为南、北两大人群。中国的直立人有许多形态特征与中国的化石智人一致,个别标本还有个别特征与中国大多数标本不同,却在西方有较多的出现,这些现象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     

黄河源区黄河袭夺长江水系之初探

对黄河源区的河流地貌研究表明,该区共发育三级阶地,其中第一、第二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的末期至全新世,而第三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晚期。在晚更新世晚期,多石峡被切开,黄河源区晚更新世湖泊消失,现今黄河形成。随着现今黄河的形成和晚更新世湖泊的消失,南岸支流之一的多曲向南溯源侵蚀加强,并穿越巴颜喀拉山,夺取了巴颜喀拉山南侧原属于长江流域的贝敏曲和洛曲,使分水岭向南推进了25km,袭夺的时间为晚更新世末期。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在中国的实证

关于现代人起源主要有两种学说:多地区进化说和近期出自非洲说。文章介绍了中国人类进化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构成这个假说的基础的中国资料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实证。其直接证据来自人类化石,包括中国人类化石具有一系列共同特征,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学上的镶嵌,中国化石中有表现西方基因的形态学证据。另外,本文还简略介绍了用DNA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目前达到的结论,并从体质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环境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等诸方面的资料对这个结论进行检验。     

关中地区的新石器古文化发展与古环境变化的关系

气候环境变化作为影响或制约古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虽然经常受到质疑,但依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包括一些古气候学者所接受。关中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为探讨气候环境变化与古文化演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提供了条件。本文对已有很好研究基础的渭南全新世黄土剖面的孢粉、植硅体、蜗牛化石及磁化率和粒度记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得出该区全新世以来有3次突出的气候温暖湿润期（9000～7300aB.P.,6800～5500aB.P.和4500～4300aB.P.）和3次明显而短暂的寒冷干旱期（7300～6800aB.P.,5500～5000aB.P.和约4000aB.P.）。温暖湿润气候期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8000～7000aB.P.）、仰韶（7000～5000aB.P.）、龙山（5000～4000aB.P.）等文化繁盛期几乎是同步的,而发生在7300～6800aB.P.,5500～5000aB.P.及4000aB.P.前后的寒冷干旱气候环境,不是简单的气候冷暖变化,而是影响了生物、水、大气等表生地球系统的气候变化事件,改变了该区的植被类型和生物群落的变迁,这3次气候变化事件时间上大致对应了老官台-仰韶-龙山-夏商文化交替的时间。然而,根据目前的气候记录及时间分辨率还难以判断更次一级的气候环境变化与各文化期不同文化类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对关中地区泉护遗址植硅体的分析显示,4500aB.P.以来水稻含量的增加与气候变干的趋势并不一致,推测可能与古人利用渭河水资源种植水稻有关。研究认为关中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但是由于目前对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幅度、详细的考古文化性质的认识不足,以及时间分辨率和年代学的限制,还无法确切说明什么程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对哪些文化类型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古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分析——植硅体、硅藻等化石证据

长江中下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期气候环境变化、古人类活动和文化演化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是河姆渡早期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章通过对田螺山遗址剖面植硅体、硅藻和炭屑等的分析,探讨了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原始农业和古人类活动的文化环境背景。7000～6600cal.aB.P.期间,植硅体和炭屑含量较低,淡水-半咸水硅藻丰富,推测为淡水或泻湖沉积环境,受海水影响较小;  从6600cal.aB.P.开始,水稻植硅体和炭屑含量增加说明田螺山先人已经开始大量种植水稻;  晚期（约6000cal.aB.P.后）海绵骨针和硅藻海水种含量的增长说明该时期田螺山地区明显受到海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河姆渡文化早期,田螺山地区就已经开始水稻栽培,原始农业形态基本是以稻作农业为主;  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存在相对海面较高或受海水影响的时期,其与河姆渡文化在田螺山地区兴起与消失有着一定的关系。     

嵩山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早期的环境与文化

近年在嵩山地区黄土层中发现300多处旧石器地点,多半出产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可与深海氧同素第5阶段后期对比。这表明约70kaB.P.前末次间冰期嵩山旧石器文化发达,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华夏文化的核心——嵩山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末次间冰期后期的环境变化,对古人类和生物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江三峡中坝遗址地层中Rb和Sr的分布特征及其古气候演变

长江三峡中坝遗址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世界上也罕见的“通史式”遗址。它不仅蕴藏大量的文化内涵,而且包含极其丰富的自然环境演变信息,是研究三峡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的理想剖面。文章对遗址地层中的铷(Rb)、锶(Sr)值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结果显示:剖面地层中的Rb含量偏低,而Sr含量偏高,Rb/Sr比值变化较大。Rb/Sr比值已成为区域环境演变研究中较理想的替代指标,根据Rb/Sr比值的环境指示意义发现,长江三峡地区全新世中晚期以来气候环境总体上逐渐趋于恶劣;气候冷暖湿热变化剧烈;寒冷期长于温暖期,并没有明显地向湿热方向发展趋势。与长江下游等东部其他地区相比,长江三峡地区也存在明显不同之处:隋唐暖期不明显,而中世纪暖期表现显著。     

龙山文化末期泾河特大洪水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

通过对泾河流域深入的野外考察,在其中游基岩峡谷内发现了含有龙山文化末期文化层和古洪水滞流沉积单元的全新世黄土土壤剖面。利用光释光的单片测年技术,确定古洪水滞流沉积层覆盖着的黑垆土层的OSL年龄为 4078±382aB.P. 和4111±450aB.P.。结合其中所含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年代,揭示出泾河流域在4100～4000aB.P.之间出现一个古洪水多发时期。这组古洪水滞流沉积单元包含5个单层,记录了4100～4000aB.P.之间泾河流域曾经发生的5次特大古洪水事件。这个洪水期对应着我国北方在4000aB.P.前后,由全新世大暖期向着全新世晚期干旱期转折过程中的气候剧烈变化。这些史前洪水事件可能对我国龙山文化的衰落和古代华夏文明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影响。     

连云港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遗址分布 与海岸线变迁关系的剖析*

对连云港新石器遗址地貌、洪门钻孔的沉积环境以及古遗址时空分布的研究表明,新石器文化始于7000年前全新世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时期。早期青莲岗文化时期(6800~5900aB.P.)的遗址有8处,主要分布在锦屏山、南云台山和大伊山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扇阶地上和西北部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相应地层显示该时期为湖沼陆相环境,海岸线向海推进,该时期海岸线分布在南云台山以东地区;全新世中期最高海面时,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时期(5900~4400aB.P.)的遗址仅发现两处,遗址退缩至锦屏山以西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的有孔虫组合显示了浅海环境,海岸线在洪门和锦屏山以东;至龙山文化期(4400~3800aB.P.),连云港的古文化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的顶峰,遗址约15处,其中藤花落遗址处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表明此时期的海岸线退至中云台山以东;龙山文化晚期(3800aB.P.左右)又一次海侵导致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遗址退缩到锦屏山以西地区,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古环境变化对史前文化的兴衰影响巨大。     

长江三峡中坝遗址地层中Rb和Sr的分布特征及其古气候演变

长江三峡中坝遗址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世界上也罕见的“通史式”遗址。它不仅蕴藏大量的文化内涵,而且包含极其丰富的自然环境演变信息,是研究三峡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的理想剖面。文章对遗址地层中的铷(Rb)、锶(Sr)值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结果显示:剖面地层中的Rb含量偏低,而Sr含量偏高,Rb/Sr比值变化较大。Rb/Sr比值已成为区域环境演变研究中较理想的替代指标,根据Rb/Sr比值的环境指示意义发现,长江三峡地区全新世中晚期以来气候环境总体上逐渐趋于恶劣;气候冷暖湿热变化剧烈;寒冷期长于温暖期,并没有明显地向湿热方向发展趋势。与长江下游等东部其他地区相比,长江三峡地区也存在明显不同之处:隋唐暖期不明显,而中世纪暖期表现显著。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气候和环境曾发生过大的变迁,新石器时代文化伴随着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到来,以及三角洲的形成和发展而出现,并由此向前推衍,奠定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本区与农作物相关的现代植物花粉形态和代表性表土花粉,揭示出部分用于指示人类活动的综合指标、不同植被带表土花粉的组合特征和用于半定量界定不同植被类型的比值区间。研究区自然区域全新世孢粉反映当时植被3个主要发展阶段,即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11000～9500cal.aB.P.）、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9500～3900cal.aB.P.）和次生性质的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3900cal.aB.P.以来）,其中8000～3900cal.aB.P.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3900cal.aB.P.以来人类活动明显增强。人类活动区绰墩遗址孢粉植物群,反映新石器各主要文化期都以亚热带含针叶植物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地带性植被,遗址周围一般都有较大面积的水域分布;  人类对植被的干预只是在后期才开始明显增强。区内人类文化几经兴衰,主要受制于环境的变迁,包括气候和地理状况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平面升降和植被变化等。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加重,成为一种新的环境影响因素。     

Peopl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from Paleolithic to Middle Ages: Chronology,palaeogeography, interaction

The Late Paleolithic sites existed in cold and dry climat (Ustinovka I, 10–25 ky ago; Ust-Ulma, 19, 360 ± 65 BP) with warmer stages (Suvorovo IV, 15,300 ± 140 BP) and on th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near 10,000 BP (Suvorovo III). The Final Paleolithic sites existed in Late Glacial time, 10,000–12,000 BP (Gorbatka III, lower level) and in Boreal period, 8,000–9,000 BP (Ilistaya I, 7, 840 ± 60 BP; Timofeevka I). The Developed Neolithic sites existed during the warm and humid Middle-Late Atlantic period, 6,000–8,000 BP; the Late Neolithic sites — 3,000–5,000 BP. The human impact in the Paleolithic-Neolithic was restricted to burning and trampling the vegetation near the sites; the bases of paleoeconomy were hunting, fishing, gathering. The presence of pastoral anthropogenic indicators in pollen spectra of the Neolithic sites may reflect the beginning of cattle breeding.The Bronze Age (end of the 4th-2nd millenia BC) provides the first reliable evidence of cultivated plants (foxtail and Japanese millet) and domestic animals (pig, dog). In the paleoeconomy agriculture and cattle breeding appeared; the first stage of human impact increased (4,000–4,500 BP, ie 2550–3230 cal. BC) is reflected in pollen spectra from cultural layers. From the Early Iron Age to the Middle Ages (end of 2nd millenium BC-13th century AD) agriculture and cattle breeding were the base of paleoeconomy. From the 8th to the 10th centures A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loughing (arable), the human impact intensified.Paper was presented on the 27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A, August 9–14, 1992 (section Human Induce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Ancient P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