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利用腾讯迁徙数据构建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分析了不同时段、不同交通方式下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主要城市群的对内、对外居民城际出行模式。研究发现,2018年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呈“东密西疏”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以京、沪、穗—深、蓉—渝等高中心性城市为顶点的顶层跨区级“钻石型”网络结构。“春运”时段城际出行的重心相较日常出行更偏向于西南,居民城际日均出行规模亦高于其他时段,特殊节假日城际出行具有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出行人口、出行范围和出行交通网络差异显著,航空、铁路、公路出行分别承担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城际出行的人口集散。主要城市群对内出行网络呈现“核心—邻近—边缘”空间格局,以多中心双核出行模式为主,对外出行网络则呈现“跨区—邻域—地方”的格局,以单中心单核出行模式为主。     

春运人口流动透视的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

基于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选取对外联系度、优势流、城市位序-规模分析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城市网络层级结构中蕴藏着位序-规模规律,但与理想的帕累托分布有所区别,城市规模彼此差异相对较小;② 空间距离与城市等级在城市网络联系中发挥支配性作用,保证了城市网络的层级性与有序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联系呈现“两横三纵”特征,该特征与铁路大动脉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④ 东部地区城市网络联系更加密切,而西北、西南地区则相对稀疏,基本上以“胡焕庸线”为界,而“兰新线”是突破这一限制的潜在力量;⑤ 中国东北地区未形成明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联系形成带状网络;⑥ 华北与华南地区的“灯下黑”现象值得警惕,缓解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是核心城市功能的对外疏散,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⑦ 带状区域发展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流行模式和中坚力量。总体上看,针对于揭示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春运人口流动数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是城市与人口研究领域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数据源。     

不同交通方式下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以“春运”为例

基于多元视角下的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空间结构测度可以较为全面地刻画出城市间的复杂联系特征。论文利用春运期间腾讯迁徙平台中的人口流动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及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等指标,对比分析了航空、铁路和公路3种交通方式下的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3种出行方式下,航空联系的线路最少,平均出行距离最长;铁路出行人数最多,其次是公路,航空最少。最大优势流中,北京和上海在国内航空出行联系中起着最重要的控制作用,其次是成都和重庆;铁路出行中,北京和成都占据绝对优势;公路多表现为省级行政中心与周边城市的关联。根据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划分城市类型,在航空和铁路出行网络中,高中心性—高控制力城市较多;公路出行网络中以高中心性—低控制力城市为主。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城市聚类得到的网络集群“社区”数量有一定差异,航空、铁路和公路出行依次聚类为7、8和10个“社区”。不同类型出行方式透视的城市网络特征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航空出行的城际人口流体现出以全国性枢纽城市为核心分布的核心—边缘结构;铁路表现出以国家铁路大动脉沿线城市为核心,向腹地城市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公路出行的城际人口流则表现为与人口规模匹配的局域强聚集的空间格局。     

基于ICT的中国城市间人口日常流动空间格局——以百度迁徙为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数据已越来越成为表征居民地理行为的重要载体,用户迁移、社交网络、移动通信等地理行为大数据成为城市联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大数据通过LBS技术,全程、动态、即时和直观地记录了城市之间的人口日常流动轨迹。通过采集“百度迁徙”数据库中2015年一季度（2月7日至5月16日）国内369个城市之间的逐日的人口流动数据,分“季度平均、春运期间（春节前）、春运期间（春节后）、劳动节、周末和工作日”6个时间段,从人流集散层级、人流集散网络体系的分层集聚、人口日常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与“胡焕庸线”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的城市之间的人口日常流动相关特征与空间格局。研究发现,“百度迁徙”大数据清晰地显示了春运期间中部和沿海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格局。人流集散中心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4大城市群中,并与其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日常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乌鲁木齐5大集散体系在各时间段基本得到体现,而华中、东北、西南和福建沿海等地区并未出现高层级集散城市和高等级集散体系,与这些区域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不相匹配。“胡焕庸线”能较好地反映国家层面的城市之间人口日常流动格局,反映了地理环境对城市间人口日常流动的深刻影响。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强度是体现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城市等级和网络结构等的重要指标,此项研究可为形成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提供参考。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研究

以东北三省17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智联招聘、前程无忧、58同城招聘、携程、去哪儿、途牛、58同城租房网、赶集网、居安客、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12个网站的网络关注数据为样本,运用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构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吸引力度测算模型,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和核密度测量方法,测出东北三省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的等级特征、类型特征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不同,城市规模越大,其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就越高;相似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总体呈现出正比例关系;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都表现出较高的城市首位特征和明显的长尾特征;②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极度耦合、高度耦合、中度耦合和低度耦合的城市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2.26%、7.91%、24.29%、65.54%;各省间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差异较小,差距不明显;人口流动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63.85%、17.51%和18.64%,省际差异明显;③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空间特征表现出等级性、集聚性、洼地性特征,耦合协调性的区域分布特征,不仅与这些地区的区位有关,也与该地区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基于渗透原理的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变化规律研究

根据2015~2016年对西安市区农民工调查和访谈的1 200份问卷为基础,结合渗透原理,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构建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分析城市融入动态变化规律。研究得出：①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具有渗透和排斥规律,其影响因素涉及软差异实力与硬差异实力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渗透力与排斥力相互作用;②该综合作用的阈值决定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的迁移与逗留时间;③理论数据仿真测试表明基于同心圆理论的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Logistic）符合农民工城市融入动态位移特征,对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中国春运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与城市角色识别——基于多元交通客流的测度

作为要素流动的载体和空间重塑的主体,春运交通客流更能透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基于2017年春运期间交通客流数据,从整体网络、城际联系和城市节点维度对交通客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综合识别城市地域交通类型。研究发现：① 与公路客流辐射范围和流量相比,铁路客流较大,航空客流较小;交通客流网络趋于发育为复杂网络;公路客流网络以邻省组合型城市组团为主,铁路客流网络主要为跨省组合型城市组团,航空客流网络均为“破碎”组合型城市组团。② 由短途为主的公路客流、中短途为主的铁路客流和中长途为主的航空客流分别构筑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具有显著的分化态势和极化现象,主要发生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群内以及城市群之间。③ 在空间距离制约下,基于城市首位联系刻画而成的交通客流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公路客流形成5种区域空间组织模式,铁路客流形成多重组合的核心-边缘空间组织模式,而航空客流则形成多重组合的轴-辐空间组织运营模式。④ 城市地域交通类型分化显著,形成泾渭分明的“沉睡”区与“活跃”区,且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集散客流的主要动力。希冀能为新形势下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借鉴。     

中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与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矩阵,透视2015年中国春节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动态过程、网络特征,并对各省人口流入、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论如下：①春节前后中国各省每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显著的规律性特征,2月13-17日和2月25日-3月1日为各省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期间人口净流入、流出峰值时段,可作为基于春运研究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重要依据;②识别了14个人口净流入省、17个人口净流出省,净流入位序前六省和后八省分别吸纳和提供了全国9成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人口主要流入省的沿海绵延和主要流出省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双纵格局;③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南方人口流出省的流出指向存在共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存在差异。④移动数据为发掘人口流动过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了平台,基于节后、节前净流入值差值的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差异、属性特征。通过与以往研究对比,证实了移动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的诸多结论相似性。     

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网络分析——以国庆-中秋长假和腾讯迁徙数据为例

“腾讯迁徙”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实时、动态、完整、系统地描述了用户日常出行活动的轨迹。通过采集“腾讯迁徙”数据平台中2017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国内299个城市之间的逐日人口流动数据,分“出行期、旅途期、返程期”3个时间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集散层级、集散网络体系的分层集聚、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网络空间特征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腾讯迁徙大数据直观地揭示了国庆-中秋期间中国各地级城市间人口的迁移规律,3个时段人口的净流入均呈现十字形骨架支撑的菱形分布,人流集散中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与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人口流动影响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大理-鹤岗一线是人口流动强度空间分布的显著分界线,以此线为界,城市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和东部并联、西部串联的网络关联特征。人口流动网络总体表现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社区”结构特征,聚为2个国家级、2个区域级和3个地区级社区。     

属性和网络结构双重视角下农民工流动规律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民工流动与宏观层面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存在关联性,属性与网络关系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这种关联性提供了有力工具。运用114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198个城市官方统计数据构建的网络数据,分别分析了属性因素和个体网络以及城市整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行业类型、打工年限、流出与流入地区域等个体属性因素,以及求职帮助关系人类型、是否有公职人员等个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打工地选择、流动距离和工资收入影响显著。通过分析城市属性与整体网络出度入度、网络相关性、无标度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等因素,得出了农民工流动具有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城市,以远距离流动为代价追求高工资,选择务工城市具有扎堆趋势,聚集在发达城市并非必然获得高工资,向发达地区流动倾向于一步到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降低信息费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关建议。     

COVID-19疫情对中国城市人口迁徙的短期影响及城市恢复力评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剧烈冲击。科学评价中国受新冠疫情短期影响及恢复情况并揭示其时空特征,可为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的经济形势研判和城市恢复提供有力支撑。基于2020年1月13日—4月8日百度迁徙大数据,通过构建恢复指数（RRI）和恢复缺口（RGI）等指标,从多尺度揭示中国受COVID-19疫情短期影响的逐日特征、阶段特征以及时空格局。结果发现：① 疫情未影响春节前返乡迁徙,节后恢复经历恢复停滞期、快速恢复期、平稳恢复期,全国总体恢复程度由恢复停滞期不足20%上升至快速恢复期末60%左右,3月3日开始进入平稳恢复期,恢复指数达70%以上,完全恢复至历史同期水平仍需较长时间。② 疫情对周末和节假日城市间交往活动影响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尤为明显。③ 疫情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明显,相对恢复程度西部>东部>中部>东北地区。④ 城市间恢复程度差异显著,节后至4月8日呈现南高北低空间格局。结合疫情程度,广州、深圳、重庆处于高确诊高恢复聚类,河北、天津、黑龙江、河南、安徽、湖南处于低确诊低恢复聚类。⑤ 随着疫情有效控制,城市层面恢复缺口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大规模成片劳动力迁入缺口,转变为国家中心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的点状缺口。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时空大数据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时影响评价方面具有较好应用前景。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2)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3)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基于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采用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三角的有向城市网络,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区域性核心-局域性核心-人口扩散型城市"联动发展的多核心、等级化、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该地区同时存在"同城化""核心-边缘"空间发展模式.长三角41个城市可划分为7种发展类型,其中资源集...     

有向加权型城市网络的探索性分析

鉴于城市网络已成为城市与区域研究中的学术热点,研究引介了城市联系中无向加权网络的概念、特征、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与无向加权网络进行比较,并以中国36 座副省级以上城市的城市间网络地图关注度为研究素材,从实证案例的角度分析无向加权网络与有向加权网络在城市网络分析方面的差别。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网络的结节性方面,互联网异地城市之间关注度与航空流量结节性具有强相关性,异地之间的城市地图查询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城市间出行期望,互联网关注中部分城市成为典型的流入地,而华北、西北等地省会城市成为典型的流出地;在多值网络的链接方面,研究对城市网络这一复杂结构系统的流,实现了“流向”与“流量”的同步分析,互联网中城市间关注强度的“出”“入”反映了城市间吸引力系的非均衡性特征。总体而言,从互联网地理学的角度为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与数据来源,实现对有向加权网络的探索性分析,在计算方法上有向加权网络在分析城市体系中节点城市的职能与节点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有更大的优势。     

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要素的流动性和互赖性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本文基于2018年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了372×372关系数据矩阵,并从不同交通方式出发,系统刻画了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研究表明:①网络关联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尤...     

基于公路客流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与空间组织模式

多视角和多尺度城市网络逐渐成为认识空间关系的主要途径。公路流数据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距离衰减特性,对于刻画区域尺度空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地级行政单元间的公路客运流,论文尝试刻画中国城市网络功能结构和区域效应,并对其空间组织模式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以期能够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支撑和认知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公路流的城市网络空间形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分布存在较大程度的空间耦合,更多体现的是区域尺度的空间关系及核心—外围组合关系;② 通过社区发现算法识别出19个城市经济区,其空间内涵主要包括行政区经济、巨型区域溢出效应和核心—边缘结构等;③ 不同地域系统内城市网络自成体系,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多元的空间组织模式,多层次、流动性和网络化的地域系统格局凸显;④ 从空间形态上看,区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单中心结构、双核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和低水平均势结构等区域关联形态,并以单中心发育模式为主。     

高速铁路对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铁路客运班列分析

城市网络是近年来城市与区域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基于2003-2013年间8个横截面的中国铁路客运班列数据,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社区结构模型,探讨高速铁路建设对城市等级和集聚性空间格局及演化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基于铁路客运组织的城市等级结构呈现出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和集聚性,且三大地带和各社区内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规模分布,随着高速铁路网络的扩展,加权度中心性的集聚性更明显,并逐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层级结构和社区结构.② 城市等级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廊道效应和经济,人口的耦合性,即基于铁路客运班列的城市等级结构与基于属性数据(人口/GDP)的结果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社区结构与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随着高速铁路的建设,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城市等级的差异呈扩大态势,但各社区间城市等级的差异呈缩小态势,部分社区核心城市已形成.     

Recent trends in human migrations: the case of the Venezuelan Andes

Changes in world capitalism caused prices of traditional raw materials to fall and new energy demands to arise at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ndean countries witnessed the fall in the value of their exports and began to receive large flow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mining and industry. Consequently, urban economies were strengthened and demographic patterns were changed. This led to the internal migrations and to a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These consequences are summarized from relevant studies focusing on Ecuador, Colombia, and Venezuela. Since the 1960s a compendium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vailable which highlights the causes of the migration, migration patterns, the composition of migratory movements, and the mechanisms that the migrant uses to establish himself/herself in the city. Preston (1969) distinguished 2 migratory patterns in Ecuador: rural to urban, with migratory flows from the rural areas to urban centers and new industrial cities that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and high demand for unskilled labor at comparatively high wages: and rural to rural, based on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from depressed rural areas to other areas in which programs for colonization or commercial agriculture have been promoted. In a study of Colombia, McGreevey (1968) identifies the lack of cultivatable land, rural violence in certain departments, and other economic and family causes as the principal factors that induced migrations to the citie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at the predominant model of movement relates to "fill in" migration.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Venezuelan Andean population was initially outlined in a voluminous repor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region (1954).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intercensal period 1941-50 cities grew much more rapidly than rural "municipos" and that the drive to find employment and earn a living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motives in the movement of peasants to the cities. All of the studies identified that use demographic, economic, or phychosocial approaches have provided partial explanation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Andean migrations. The explanations they offer, by not transcending the current reality of the migrants, overlook the historical trai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Migratory flows do not spring up suddenly. They result from specific socio-political circumstances which, when closely linked to demographic evidence, serve as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Review of studies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Northern Andes, as presented here, reveals a series of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5 migratory patterns--rural to rural, rural to urban, urban to urban, seasonal worker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predominant pattern has been rural to urban; the demographic data show the importance of rural migrants to urban growth in the region and a complementary loss of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de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has been selective; and there is a marked disparity in employment remune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打工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基于索亚“第三空间”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与资本的双重作用下,流动于农村与城市的打工一族开始出现。打工文学作为打工者发声的平台,不仅反映了打工者观照城市的方式,也体现出城市中不同主体对打工者的规训。文章以打工文学为分析内容与工具,以索亚的“第三空间”为分析理论,从身体、厂区、城市三种空间层次出发,探讨了外来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空间体验。研究发现,外来工的生活空间充满了“第三空间”的特征,是一个被资本与权力的话语操控的空间,体现为外来工“我者-他者”“压迫-抵抗”“核心-边缘”的多元体验。这一城市空间体验也促进了打工者群体主体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