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r of crime: testing alternative hypothe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and soc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ear of crime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such fear with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in a variety of areas in Stoke-on-Trent in the English Midlands, it considers both the causes of the fear of crime and the association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with other dimensions shaping vulnerability. It concludes by offering some guidance on how to addre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populations who fear crime most and those who are most vulnerable.     

基于时空临近重复效应的犯罪热点特征及成因分析——以北京市抢劫案件为例

时空临近重复效应是犯罪活动的一种重要时空特征。为深入研究犯罪热点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论文以北京市内城六区2012—2014年抢劫案件为例,通过核密度估计、时空临近重复计算及定义时空临近重复案件链等方法分析了犯罪热点的案件构成,并从犯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犯罪热点内的案件特征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内城六区的抢劫案件存在有“a”“b”“c”三个主要的空间热点,并且热点内的大部分案件均具有显著的时空临近重复效应;其中热点“a”位于双井、劲松一带,热点“c”位于南四环大红门桥一带,且2个热点内案件的犯罪人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环境类特征,表明热点的形成源于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重复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而热点“b”位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区,热点内案件的环境类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犯罪人特征,表明该热点的形成为不同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集中作案的可能性较高。研究对警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犯罪打击和防控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城区“两抢一盗”犯罪分布环境

结合空间组构与环境犯罪学,初步建构基于空间句法的犯罪分布环境阐释理论。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区域,以立案判决的2013年盗窃罪、抢劫罪和抢夺罪案件分布地点为数据源,以典型犯罪空间为实证研究对象,解读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现象的分布环境。宏观尺度下,空间组构自发涌现的城市节点容易成为犯罪吸引场,与犯罪热点区分布形成密切关系;节点可达性衔接宏微观空间,影响犯罪人到达、逃逸犯罪地点成本的大小以及犯罪失败风险的高低;微观尺度上,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割裂形成的“空间缝隙”为犯罪人的空间探索创造了可能,空间的高集成度与空间使用者的单一化强化了犯罪集聚;空间拓扑深度则通过塑造社区人流的社会结构与领域感影响犯罪的空间防卫。空间句法为分析犯罪人的滋生环境、犯罪动机的刺激环境、犯罪人“到达”、“实施”、“逃逸”的活动环境以及防卫犯罪活动的约束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雷霆扫毒”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及后续时空分布变化——以ZG市主城区为例

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ArcView GIS技术,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周边地区居民对黄山风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衰减,对旅游消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递增;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飞地旅游"特征的影响,居民对旅游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强度分别呈现"W"型和"M"型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居民对风景区的了解程度、旅游流作用机制、交通线路、居民的响应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空间分异的影响。     

上海中心城就业中心体系测度————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域内手机用户的工作地和居住地,获取就业者的通勤数据,测度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体系.首先用就业者工作地数据生成就业密度分布图,基于中心城的就业密度识别就业中心.随后,用就业者工作地和居住地数据分别从就业密度和通勤联系两方面测度各中心的能级,分析各中心的腹地和势力范围.研究发现:① 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呈主中心强大的弱多中心体系;② 就业密度越高的中心与其他地区的通勤联系一般也越强,但通勤联系在各中心间的差异更显著;③ 能级越高的中心腹地面积越大,但势力范围不一定越大;④ 相比于能级,职住功能混合度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更大;⑤缺少就业中心的地区势力范围呈交替状.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解决既往就业中心体系研究因空间单元较大,缺少通勤数据在中心识别,通勤联系测度等方面受到的局限,希望能为构建上海中心城就业多中心体系提供帮助.     

Exploring the database of a soil environmental survey using a geo-self-organizing map: A pilot study

A model integrating geo-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ing map (SOM) for exploring the database of soil environmental surveys was established. The dataset of 5 heavy metals (As, Cd, Cr, Hg, and Pb) was built by the regular grid sampling in Hechi,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southern China. Auxiliary datasets were collected throughout the study area to help interpret the potential causes of pollu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oil samples of 5 elements exhibited strong variation and high skewness. High pollution risk existed in the case study area, especially Hg and Cd. (2) As and Pb had a similar topo-log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meaning they behaved similarly in the soil environment. Cr had behaviours in soil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4 elements. (3) From the U-matrix of SOM networks, 3 levels of SEQ were identified, and 11 high risk areas of soil heavy metal-contaminated were found throughout the study area, which were basically near rivers, factories, and ore zones. (4) The variations of contamination index (CI) followed the trend of construction land (1.353) > forestland (1.267) > cropland (1.175) > grassland (1.056), which suggest that decision makers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problem of soil pollution surrounding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and farmland.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论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意义——以自然地理特征为视角

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东部大陆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在水下的延伸,连续延伸至冲绳海槽。冲绳海槽位于亚欧板块与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处,地质运动活跃,已经逐渐脱离大陆的性质具备洋壳或准洋壳的性质,成为中日大陆架的天然分界线。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日本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但是"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不能达到公平的结果。而应当适用"公平原则",考虑多种因素。"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制度的权利依据,而且我国是大陆架自然延伸超过200海里的国家,所以应将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作为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主要考虑因素。     

地理要素在传统无形文化传承中的空间印迹——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传统无形文化传承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基于山西15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位置信息和DEM、气象、河流、人口、经济、古道等基础数据,以ArcGIS 10.3地形分析、缓冲区分析、时间成本距离等获取山西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多维属性,并提取非遗点地理信息,采用非遗密度、区位商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非遗分布对地理环境响应的差异。研究结论：① 自然地理环境对非遗分布起基础作用。非遗偏好低中海拔、坡度<5°、平原盆地台地、临河、10℃以上积温≥ 3000 ℃、年均降水量≥ 500 mm地区。② 在人文地理环境中,非遗对交通环境的响应最高。非遗集中分布在县级行政中心2 h、市级行政中心4 h公路通行圈。县/区人口越多,非遗越多;五成多非遗位于乡村。在人口超过50万的区县,非遗主要集聚于建成区;在人口小于20万的区县,大部分非遗则分散在乡村。非遗分布与地区经济相关性不明显,非遗高度集聚区位于古代高级政、商中心。③ 非遗对地理环境的响应具有要素综合性、尺度差异性和空间异质性。     

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模式——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例

大型活动是城市更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城市形象和城市经济具有极大的提升和促进作用。以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案例,从居民感知的视角分析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过程中居民的社会交换关系,构建“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生活质量”和“支持态度”6个变量的关系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构建的合理性,验证了上海居民对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的感知及支持态度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① 对政府的信任与未来结果考虑对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向影响其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及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也正向影响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② 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和支持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对支持态度具有负向影响,但未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③ 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间的中介效应未获得支持。本文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持续健康发展、上海建设国际会展之都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沿海城市社区暴雨洪水风险评价——以温州龙湾区为例

从风险角度探讨了基于GIS空间网格的沿海城市社区空间尺度暴雨洪水淹没情景模拟方法。通过对温州龙湾区暴雨降水量的频率计算,得到不同频率下的降水量及其对应的径流深度。根据雨量体积法原理,利用编制的程序得到不同重现期暴雨洪水水面高程和不同淹没水深区间对应的淹没面积,并进行暴雨洪水淹没情景模拟和洪水风险评价。最后,根据2005年龙湾区海棠台风暴雨实测资料进行典型历史台风暴雨洪水事件实证研究。     

草原火灾风险评价与分区——以吉林省西部草原为例

草原火灾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是草原地区重要的灾害之一,对我国草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进行草原火灾风险评价研究对草原火灾管理显得极为重要。本文依据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原理,采用加权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 (AHP)在综合分析吉林省西部草原火灾的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和防灾减灾能力的基础上,建立草原火灾风险指数模型 (GFDRI),对研究区草原火灾风险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借助GIS技术将吉林省西部草原火灾分为轻度 、中度、重度和极重度4个风险区。检验结果证明草原火灾风险评价和分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为当地草原防火部门火灾管理和减灾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指导。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景区为例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古村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开展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对于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显得尤其重要与紧迫.本文选择世界文化遗产西递为研究案例,进行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历时性分析,结果显示:1)随着时间的推进,社区居民从个体层面对旅游业的依赖日益加强.2)随着旅游事业的不断推进,居民更加重视和认识到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这反映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关注符合人们一般认知规律:由形式转向本质,由经济转向文化,由物质转向精神.3)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时间变化涉及个体、景区、政府等诸多因素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时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集聚与演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两岸不同制度背景下台资农业在大陆发展的时空过程值得关注。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共同演化理论,借鉴制度经济地理学与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制度-政府”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以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永福高山茶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台湾农业在大陆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集聚与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镇的集聚与演化过程可看作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路径创造（1996—2003年）、路径发展（2003—2012年）和路径锁定与解锁（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在永福高山茶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制度和政府相互适应,共同演化,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基于旅游发展潜力的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探讨——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区划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从旅游发展潜力出发,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探讨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方法。综合分析各个已有的区划,并对其进行叠置和合并分析,确定功能区的基本单元。从城镇影响、社会经济、交通可达、资源影响四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县域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发现常熟市旅游发展潜力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并向南部突出。在此基础上,评价各个基本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将其划分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限制发展区、不宜发展区四类功能区,重点发展区和引导发展区依托县城优越的基础设施服务,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限制发展区和不宜发展区数量最多,覆盖区域最大,多分布在县域单元的外部,距离县城相对较远,旅游发展难度相对较大。     

警用视频监控的犯罪转移和效益扩散

基于加权转移系数法和双重差分法提出象限统计法,分析了警用治安视频监控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警情数据的犯罪转移和效益扩散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警用治安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对于总体犯罪、不同类型案件、不同时段案件均有效益扩散现象,且效益扩散现象比犯罪转移现象更加明显。在案件类型上,盗窃类案件及违反公共秩序类案件的犯罪转移现象较为明显,斗殴类案件次之,而诈骗类案件最不明显。盗窃电动车电瓶类案件的犯罪转移情况相对于盗窃电动车案件更为明显。在时间维度上,节假日和白天的犯罪转移现象更为明显,而工作日和夜晚的效益扩散现象更为明显。     

西南山地滑坡灾害生态风险评价——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本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综合考量生态风险源、受体、暴露响应过程及生态终点,采用信息量模型评估滑坡灾害危险性,基于景观格局指数表征生态脆弱性,并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风险损失的定量表征,定量评估流域滑坡灾害生态风险。结果表明：① 低于1800 m高程、15°~25°坡度、小于0.31植被覆盖指数等10方面因素构成了诱发大理州滑坡灾害的最佳信息量组合,全州普遍处于滑坡灾害危险性中高水平,且西北低、东南高;② 生态脆弱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红河流域南部、金沙江流域东南部、澜沧江流域中部;③ 低生态损失流域的水源涵养、粮食供给服务相对较差,生态损失中等流域的净初级生产、土壤保持服务优势明显,高生态损失流域则具有较强的粮食供给和水源涵养服务;④ 基于高中低3种生态风险等级和“高危险—低脆弱—低损失”等8种风险结构,全州367个小流域可划分出避让监测预警区、生态保护恢复区、避让保护兼顾区、自然适应调控区等4种风险防范类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