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房地产业对新型城镇化通径分析——以海南省五指山市为例

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采用通径分析法研究五指山市房地产各指标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程度。结果表明:2009—2014年五指山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状态,始终处于中级与良好状态;2014年新型城镇化各指标发展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人口与土地始终是制约五指山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商品房销售均价、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经济适用房总计划投资额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依次减小,新开工房屋面积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呈负相关,但影响作用程度较微弱。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城乡统筹6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部11个省会城市2005—2015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西部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可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低等水平"3个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是造成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各城市不同年间的城镇化单项水平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所侧重,同时兼顾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县域城镇化水平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构成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构建县域城镇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市场城镇化、人口和基础设施城镇化.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发现2001-2012年县域城镇化水平处在上升状态,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改变,但城镇化发展并未提供较多的城镇就业岗位和促进工业企业营利能力的提升.从多年平均看,人口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对县域城镇化水平贡献份额最大,市场子系统贡献份额最小,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时段特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动力因素,显示推动力呈现多元化特点,各种动力共同助推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动力大小有差异,依次表现为政府动力、市场动力、社会动力.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弹性城市评价——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随着各种“城市病”问题层出不断,以及重大公共事件突发的不确定性,弹性城市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利用熵值?综合指数法测算该地区41个城市2003—2018年弹性建设水平,并利用空间分析法考察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内各城市综合弹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各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基本形成沿长江、环杭州湾和浙南地区高水平弹性城市格局,但皖北、苏北等长江三角洲外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较低弹性水平;② 各城市弹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高?高”集聚于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低?低”集聚于皖北、苏北地区,而湖州、宣城等市表现出“低?高”集聚特征;③ 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的分布与变化特征相对一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水平较高,而研究区内的城市生态弹性水平普遍较低。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建设应着重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本底较好地区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维护,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采用熵值赋权法测度了其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继而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耦合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度量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明显地出现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3级空间等级扩散,第2圈层呈现"V"字形空间分布;2滇西北、滇中、滇南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3从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来看,昆明为优质协调,丽江为中级协调,迪庆、西双版纳为初级协调,昭通为轻度失调,其他市(州)为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     

基于层次-熵权法的统筹城乡发展评价研究

城乡统筹综合评价是当前理论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在对已有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统筹和城乡人民生活统筹3个层面的12项指标的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并用主客观结合的层次-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最后,利用该方法对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城乡统筹度进行了实证对比评价。由东部向西部,城乡统筹度呈现由强到弱的特征,并且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详细阐述开放型经济内涵的基础上,从开放基础、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4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4个指标的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囊括了前人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并主要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质量与效益方面进行了补充与拓展研究.以东部沿海开放程度较高的七省市为例,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2010年七省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排序,结果显示,七省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上海、广东、江苏、北京、浙江、福建和山东,印证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研究——浙江省案例

市场共同体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传统专业市场的业态和功能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推动城镇化的机制也开始转型。本研究通过浙江省典型区域的观察和实证,对专业市场的新形态及其推动城镇化的新机制做了系统分析。研究认为:(1)专业市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2)专业市场推动下的城镇化具有空间结构的群落性、城镇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以中小型城镇为主体和快速城镇化四大特征;(3)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机制是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乘数效应,途径是市场共同体-生产共同体-区域城镇体系的空间复合体的形成;(4)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具有阶段性特征。由于传统专业市场推进城镇化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因此,应当尽快使孤立的专业市场联合成为专业市场共同体,促进单一产品市场向以专业市场为主体的多元结构的综合性三产集团转变。同时尽快完善和实施工商业反哺城镇建设的政策。     

陕北黄土高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通过对陕北黄土高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的初步研究,设计出了包括 1个高级综合指标——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人口状况等 5个基本指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 30个元素指标的层次性指标体系结构框架,熵技术支持下确定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的层次分析法,以及由递阶多层次综合评价、主成份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数学方法所集成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综合评价模型,并依次对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全面分析评价。     

基于熵值法的陕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动态研究

采用熵值法对陕西省1995-2004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动态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0.0676上升到2004年的0.1374,说明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是可持续的.(2)各子系统间的可持续发展速率差异十分明显,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和发展潜力呈正向发展,并且区域发展水平增速最快;区域均衡度和开放度2个指标改善不大,并表现出不稳定性;区域发展协调度和调控度2个指标呈负向发展.为了推动陕西省全面发展,针对现有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地貌分区的陕西省区域生态风险时空演变

论文采用“概率—损失”二维风险模型解构陕西省区域生态风险,基于地貌分区视角识别多源风险类型的同时以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关联要素合成潜在生态损失,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陕西省2000—2015年单一风险要素及区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并基于地貌分区视角结合重心模型探讨了生态风险的时空迁移。结果如下：① 2000、2015年陕西省多源危险度分别为0.3837、0.4558,上升18.79%,大致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沿南北轴线呈现“W型”展布;潜在生态损失分别为0.5537、0.6270,上升13.24%,除高原南部与秦岭东部山区外,生态损失均呈现高值;区域生态风险分别为0.2429、0.2865,上升17.95%,空间上呈现“三高夹两低”的分布格局。② 从时序变化来看,秦巴山地保持较低风险且风险变化率较小;黄土高原与风沙过渡区变化率处于中等,后者面临较高风险;汉江盆地风险最高,该区域与关中平原分别为风险变化率的首位与次位。从生态风险重心变化趋势看,黄土高原与风沙过渡区重心均向西南移动,关中平原与秦岭山地重心东移趋势明显,汉江盆地与大巴山地重心跃向东南。     

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模拟及调控策略——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含义及框架,利用SD的原理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例,建立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SD模型,并选取五种典型发展模式进行策略情景模拟。分析表明:①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时变性的特点,SD模型分析此类问题具有明显的适用性。模型的历史数据拟合的误差小,反映它具有一定可靠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复杂行为,评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潜在效应;②在不同调控策略的发展模式下,该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情景存在较大差异,五种模式都有其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发展缺陷;③根据该省的发展特点和区域发展差异并结合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分阶段和分地域推进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城市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该省人口、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     

广东省“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市化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其聚类模式

多维城市化协调度评价是衡量区域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方面,探究城市化时空聚类模式则是分析区域城市化特征的有效方法。针对目前城市化协调度评价缺乏多维度时空综合分析的现状,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提出一种基于时空权重矩阵的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运用此模型分析2006-2014年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借助时空扫描方法分析其聚类模式。研究结论为：①近10年来城市化水平呈现3种时序特征,人口城市化水平表现出随时间均衡发展的“集中”特征,而经济与土地表现出低频次的“集中与分散”交替,社会、生态及综合水平表现出高频次的“集中与分散”交替;稳定型城市主要位于珠三角核心区。②各维度及综合系统协调度时空聚类区既有空间分异性又有重叠性,人口协调度时空聚类于粤西地区,经济与土地维度协调度时空聚类高度重合于珠三角与粤北地区,社会与生态维度协调度时空聚类交叉于珠三角与粤东地区,而综合系统协调度居中。此外,时空聚类区的人口、经济与社会维度的协调度稳定性要优于土地与生态维度。本文结论有助于揭示区域城市化的时空特征。     

陕北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空间协调程度研究

运用G IS技术,以1 km×1 km格网为基本评价单元,计算了陕北的城镇化水平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并系统地分析了两者的空间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陕北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偏低。在空间分布上,城镇化水平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趋势,而生态环境质量则南部优于北部、东西部优于中部。(2)陕北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根据两者之间的空间协调程度可将陕北划分为过快高胁迫、较快强胁迫、基本协调、较缓弱胁迫和缓慢低胁迫5种类型区。     

陕西省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协调性评价

以陕西省1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2,2014年两个时间点,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5个方面,建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泰尔指数法、系统协调性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性。研究结果显示:(1)从时间上看,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子系统发展能力均增强,但不等于协调性增加。(2)从空间上看,宝鸡、西安、铜川城市可持续协调性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其他城市协调性较弱。(3)从驱动力分析,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性空间差异大主要是由于人口、资源、环境子系统的空间发展差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