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区域经济、金融空间结构变化对比分析

基于泰尔指数和GIS地图分析技术,对河南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空间结构变化做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业的空间集聚度远大于一般产业,在强大的金融集聚经济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金融发展会表现出显著差异.2000年以来,河南省辖市市区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金融集聚功能上升;县域经济显著发展,而金融发展普遍滞后,郑州市日益成为全省金融服务业的集聚地.金融空间流动带来现代城市的快速成长、功能彰显和激烈竞争,而此种努力的结果往往会抑制一些区域的金融发展,特别是县域和农村地区,需要统筹区域金融中心和乡村普惠金融建设.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     

全球金融科技产业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深层次融合,深刻改变着金融业的运作模式。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的前沿和关键领域,其发展也正在重塑全球和地方的金融格局。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金融科技产业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梳理了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亚洲和北美洲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崛起对全球金融格局影响深远。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地,同时科技中心城市也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新摇篮,两者共同决定了金融科技产业的地理格局。在城市内部,金融科技产业呈现出集群发展的态势,往往围绕现有的大型金融或科技企业集聚,或者依托加速器和孵化器发展。各级政府的推动进一步加速了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的形成。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的监管环境以及扶持金融科技的产业政策是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使用2007—2019年黄河流域75个样本城市数据,绘制空间分位图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既表现出一致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错位性。(2)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3)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上中下游城市中呈现出异质性。(4)黄河流域整体的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呈现“倒U形”的特征,并且空间溢出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球金融网络与区域发展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地方的金融联系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网络的概念应运而生。本研究提出,全球金融网络不仅是理解全球-地方金融联系的重要概念框架,也是从金融全球化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了与全球金融网络有关的两种区域发展路径。第一,不同的区域主体借助全球金融网络,可以获取到必要的金融与商业服务支持,进而开展跨境的融资和金融投资实践。通过这样做,区域能够基于自身发展条件,整合利用境内外不同金融市场的优势来服务区域发展目标,但代价是区域将面临更大的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第二,区域通过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业,促使区域内城市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从而能够提升区域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实现金融与商务服务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区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发展策略,也受制于外部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本文强调了全球金融网络用于分析区域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呼吁未来注重利用该框架来分析金融全球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理论发展,并提供有用的政策启示。     

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空间格局及演化机理

基于外资银行网点数据,借鉴“连锁型网络”模型,构建1990年、2001年和2019年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对网络空间格局及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占据着外资银行金融网络的核心位置,整体上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外资金融中心层级体系相对稳定,基本符合“金字塔”等级结构。随着外资金融联系覆盖范围的扩大,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集中程度有所降低,外资金融联系在空间扩张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时间惯性和空间惰性,体现了空间依赖和路径锁定特征。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呈现出“东稠西疏、南密北稀”的格局,非均衡性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育阶段、等级阶段和轴-辐阶段3个阶段。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规模除受企业层面内部化优势和市场机会的行为驱动外,还受我国逐步开放的金融政策的影响。     

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城市网络研究逐渐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以1990—2017年长三角15524家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连锁网络模型、模块度及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关系回归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银行业视角下,城市网络呈现以上海为核心向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辐射的扇形格局;保险业视角下,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为次核心的多中心网络格局较为凸显;证券业视角下,城市网络联系形态相对稳定。② 不同金融行业下,城市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小世界”与无标度网络特性,地理邻近、择优链接是影响网络“派系”划分的重要因素。③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具备较强的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在整体网络连接中扮演“守门人角色”;但由于证券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扩张速度较慢,导致其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远低于银行与保险网络。④ 人均GDP差值与银行网络呈倒U型关系;同一行政区划和地理邻近的城市能减小空间摩擦,促进要素流动;产业结构与金融环境相似的城市有助于解除锁定,从而加快其融入外部网络。     

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     

福州市金融服务业集聚特征研究

福州市以其政治、地理和文化等优势,吸引着众多金融服务业企业聚集在福州市,研究其集聚特征,对于经济发展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使用基于距离的行业地理集中度多空间尺度方法 M函数和热力图的可视化表现,利用福建省法人基础数据库数据,从总体和不同类型金融服务业展开分析,研究了福州市金融服务业行业的空间特征,得到了福州市金融服务业的总体集聚情况,以及包括银行业、信托投资业、证券业等不同行业的集聚程度与特征。     

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探讨

基于中国30个省域1997-2017年金融产业及经济发展数据,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省域的金融产业集聚度和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各维度指数进行测算;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实证检验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各维度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不断提升,并呈现由上海单极向全国多极化发展的空间格局;金融产业集聚度始终呈现北京、山西、上海、宁夏、重庆、青海和新疆等多极点发展的空间格局,且趋向于在各个地区形成多个金融集聚中心。2)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金融产业集聚度显著提升经济增长结构性、效率和分享性,但对成本性和稳定性有负向影响;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各维度变动的贡献度存在长短期差异。最后,围绕发挥金融产业集聚优势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银行业金融系统的区域差异

随着中国国金融服务业不断深入改革以及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逐渐开放,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以银行业为例,区域内服务地域范围不同的银行金融机构的组合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组合就构成了地区金融系统(地区银行系统)。地区金融系统内的银行金 融机构可以划分为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的外来型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 等的本地型银行金融机构。研究表明：地区金融系统存在着萌芽期、发展期以及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特点。地区金融系统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政策以及地区金融素养等因素影响。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30 个省市 (自治区) 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系统的区域差异。在各地区金融系统中,外来型银行金融机构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外资银行集中于重要结点;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集中趋势明显;对于本地型银行金融机构则具有城市商业银行分布不均;农村信用社填充国有银行撤出地区空白,但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等特点。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及辐射研究

以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对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威尔逊模型揭示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发展不平衡,北京的城市金融竞争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环渤海地区并未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金融辐射网络,金融一体化还不成熟,仍有金融盲区的存在;各中心城市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应打破地区间行政壁垒,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金融发展。     

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历程及启示

本文利用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方法,以英属维尔京群岛为例,分析了其“避税港”与空间集聚、初级离岸中心与空间集聚重组以及发达离岸中心与空间集聚强化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经济条件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不断完善的法律与监管则保证了离岸金融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中国应积极探讨在上海、广东与天津等自贸区建立分离—渗透型,在东南沿海选择合适的岛屿或群岛建立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可行性与实施方案,并逐步完善政策法律体系,有效管控金融风险。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犁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新经济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演化

金融空间系统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系统各种组成要素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金融空间系统的变化通过三种渠道,经济效率、信用需求、信用获得影响地方发展。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呈现出主流金融空间一体化,粘性金融地方竞争激烈,空间等级化特征显著,另类金融空间出现等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原始、微观动因来自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对不同空间潜在利润的追逐,同时深受全球化、国家金融制度变迁,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危机爆发等外生宏观因素的影响。     

中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

过构建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金融排斥程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大,在空间上形成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渐递增的格局;2）中国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东部的低－低集聚与西部的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且态势稳定;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能力、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与本地区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与人口密度增加对降低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有显著作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高铁新时代下中国铁路交通可达性分布格局及其均衡程度的研究

基于交通可达性指数对2009—2016年期间中国主要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整体上所有主要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均得到了大幅提升。从范围上来看,无论时间可达性还是经济可达性,东部城市都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高铁建设导致经济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可达性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以各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但集聚外溢效应同样存在,这种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近邻地区,向周边中等规模以上城市扩展。这些现象说明我国区域间交通成本仅仅出现了中等程度的下降,由此导致区域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尚处在交通成本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倒U字曲线”的中前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