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徐州市铜山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有利于推进国土空间治理、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具有战略指导作用。该文以徐州市铜山区为例,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理论框架及作用路径,据此建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运用空间最大化覆盖模型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总体适宜度评价值在25.66~79.83之间,适宜性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中心高、四周低”特征,非常适宜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7.24%,主要分布在徐州市中心附近,不适宜区面积占总面积的65.81%,主要分布在铜山区北部和东部;铜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后共节约用地310.63 hm 2,且居民点用地集聚度与适宜性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关键是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可为村庄规划与农村土地整治等提供方法支持与借鉴,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为抓手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GIS技术的大连市域发展方向适宜性评价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主导产业方向及地域组合模式。区域规划的重要任务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方向适宜性评价结论,选择最适宜的产业发展方向及组合模式,可见区域发展方向的适宜性评价是区域产业布局及地域组合模 式规划的基础。本文以大连市为基本研究案例,以流行的、通用的GIS 技术为支撑,在首先界定单项适宜性评价、综合适宜性评价等相关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从定量与定性两个层面系统地研究了区域发展方向适宜性评价理论思路、工作流程、技术环节以及结果表达问题。     

老挝中部地区林业用地空间适宜性多尺度评价

通过顾及多尺度的适宜性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以老挝中部甘蒙、沙湾拿吉两省作为研究区域,开展林业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全域尺度林业用地适宜面积为37 352.11 km~2,其中,一级适宜区域主要分布于欣奔、他曲、农泊、塞布里、凯山丰威汉、孟平、孟农。(2)省域尺度林业用地适宜面积为36 579.34 km~2,其中,一级适宜区域主要分布于湄公河流域及研究区东北部、东南部山区。(3)县域尺度林业用地适宜面积为36 727.74 km~2,其中,一级适宜区域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及中部、东南部山区。     

中水设施建设适宜性评价:以北京市为例

水资源的缺乏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城区开始使用中水作为额外的经济合理的供水水源,并为此制定相应政策。然而,不适宜的中水利用政策往往对用水户使用再生水产生不利影响。本研究目的在于评价中水设施建设适宜性并分析不同行业的中水利用适宜情况,为制定或修订中水利用政策提供参考。本研究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在中水生产成本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得到了中水设施建设限制因素和中水设施建设适宜条件,并对北京市机关、高校、饭店的用水户进行了适宜性评价。本研究结果表明,运行水量对中水生产成本有决定性影响。有效原水量对应的给水量、有效中水需求量、建筑面积适合作为中水设施建设影响因素,它们的下限可作为中水设施建设适宜条件。本研究通过分析北京市部分机关、高校、饭店用水户的用水情况,得到这些行业的中水设施建设适宜条件,并用于适宜性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机关用水户和大部分一、二星级饭店不适宜建设中水设施,而大部分高校和大部分三星级以上饭店适宜建设中水设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景洪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

为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合理进行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以横断山系纵谷区景洪市为例,依据频度统计法和区域特点选取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利用Arc GIS 10.7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点用地适宜性分为非常适宜、比较适宜、基本适宜和不适宜4个等级,依次占居民点总面积的6.14...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郊土地利用结构适宜性评价与协调发展——以武汉市汉南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区用地急剧向城郊扩张,城郊用地结构性冲突与矛盾突出。以武汉市汉南区为例,应用GIS R/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分析了其土地利用结构现状特征:土地利用结构以农用地为主,突出农业大区地位,建设用地增长迅猛,集中分布于纱帽、邓南、湘口等中心城镇;结合SPSS因子分析,建立用地结构适宜性评价模型,开展城郊土地利用结构的适宜性评价:汉南区土地利用方式基本适宜,在中度适宜及其以上的比例达到60%,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城镇发展保持较好协调程度。但仍存在突出的用地结构性问题:农用地斑块比较零碎,规模化与集约化程度低,大规模围垦对湖泊、坑塘、河流、湿地产生较大胁迫;居住与工矿用地相对分散,侵占农田现象较严重,据此提出了汉南区土地利用调整方案和协调保护措施。     

基于GIS的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适宜性研究——以衡阳盆地为例

选择了土壤、气候、地形、水文和交通5类11个指标,建立了适用于南方丘陵区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应用GIS技术建立了衡阳盆地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模型,对衡阳盆地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适宜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耕地适宜性以临界适宜性和一般适宜性为主,耕地不适宜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9.63%,主要分布在山区;建设用地高度适宜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32%,建设用地不适宜区域分布和数量与耕地不适宜区域分布和数量大致相当;林地适宜性整体较高.通过对比分析评价结果和基于TM数据提取的土地利用现状发现:现有耕地的适宜性以临界适宜和一般适宜类型为主,不适宜区域占耕地总面积的10.56%,主要分布在衡南县东部和西部以及衡阳县南部区域;现有建设用地整体适宜性较高,且分布集中,主要位于衡阳市区.据此提出衡阳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对策.     

基于FAO-GAEZ模型的中国马铃薯县域种植空间布局优化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要求在不挤占三大主粮的前提下提升国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已有关于马铃薯种植空间布局的研究缺少定量支撑的相关优化证据。本文结合统计数据分析中国马铃薯的消费结构及其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应用ARMA模型预测中国2022—2040年马铃薯年均需求量。结合耕地空间分布数据和马铃薯县域种植面积数据,应用GAEZ模型以适宜性等级作为优先级对未来中国马铃薯种植布局进行县域尺度空间推演,提出未来中国马铃薯县域尺度的种植空间布局优化方案。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马铃薯的总消费量由1290万t增加到了9152.5万t,其中食用消费结构变化最为显著。② 2022—2040年,中国马铃薯年均需求量为1.10亿t,基本适宜及以上程度马铃薯种植区域共计5423万hm²,种植其中532万hm²可满足相应消费需求。③ 基于适宜度指数的未来中国马铃薯最优生产布局为东北一季作区、华北一季作区、西北一季作区和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包含55个县级区域）。建议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的原则,推动马铃薯种植布局优化升级。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制定和马铃薯种植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参考。     

土壤流失方程在山区耕地可持续利用适宜性评价与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

应用已建立的土壤流失方程进行了滇东北山区基于可持续利用的耕地适宜性评价,以土壤抗蚀年限为主要指标,将山区耕地适宜性和可持续性程度分为高度适宜（高度持续）、中度适宜（中度持续）、低度适宜（低度持续）、有条件适宜（有条件持续）、不适宜（不可持续）５个等级。研究结果表明,土壤流失方程在山区耕地适宜性与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工作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度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伊犁地区为例

山地休闲度假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山地不仅适宜观光、休闲、度假和疗养,还便于开展丰富的休闲类运动和娱乐项目。通过采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从气候舒适度、度假旅游资源、度假环境条件和区域发展条件4个方面构建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性评价体系,并以伊犁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准则层的4项指标按照权重从大到小排序为气候适宜度、度假环境条件、度假资源条件和区域发展条件。(2)伊犁地区休闲度假旅游适宜度得分为4.016 6,属于"非常适宜"级别。研究揭示了影响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性的因素及相应的权重,研究结论不仅为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性评价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也为山地休闲度假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基于波谱与分形特征的北京市耕地空间结构

在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自然属性为基础分析了北京具有不同经济属性的5类耕地的空间结构。波谱分析显示,不同类型耕地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同的周期,它们共同形成了距天安门约23～44km(近郊平原)、44～66km(远郊平原)、66～126km(山区)的耕地宏观空间结构。通过计算各类耕地的空间维数和Hurst指数,认为景观农田区、美化农田区、近郊山区22～47km圈层的耕地不具备分形特征;规模农田区、景观廊道带、中远郊山区48～126km圈层的耕地由于受城市发展、自然条件、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总体上,北京不同类型的耕地处于一种离散、连续和具有共度性、没有公度性的融合状态。     

长江沿江地区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探讨了长江沿江地区2000—2013年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化工产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和江苏沿江地区;中上游部分地区化工产业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由3个主要热点区发展到20余个不同规模大小的分布热点,成为化工产业新兴“增长极”;城市主城区化工产业减少而远郊区县增加,分布热点变化也反映了化工产业“郊区化”“园区化”的过程;相对低端基础的行业呈现集聚趋势,其中肥料业集聚明显;相对高端精细的行业呈现扩散趋势,其中合成材料业分散化明显;地区化工产业增长受到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交通区位等因素显著影响,外商投资和交通区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呈现显著的抑制效果。     

北京市郊区游憩空间分布规律

郊区是城市发展的腹地,郊区游憩空间不仅能够满足都市居民出游的需求,而且对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北京作为案例地,对郊区的游憩空间布局规律进行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献、调研收集数据,将游憩空间按照功能划分为3类：公共游憩空间、商业游憩空间与附属游憩空间;将不同功能、不同经营主体与不同土地利用的游憩空间组织起来,从而建立北京郊区游憩空间采样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的技术手段得出结论。研究发现,北京郊区各类游憩空间布局具有空间分异规律。公共游憩空间中风景名胜区分布在远郊的山区;城市公园与城市形态相关;郊野公园属于政策导向型的游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本底条件造成的游憩空间不均匀分布。商业游憩空间呈现产品的空间分异,并与交通、水系条件密切相关;乡村游憩设施依托于大型景区,并与农业传统相关。北京郊区的游憩空间已经初步具备网络结构并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产业集中区。最后指出北京游憩空间布局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和改进的方向。该研究旨在构建都市游憩空间的有机结构,为城市规划与游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功能区位联系下中国有机畜牧业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744家有机畜牧业企业基本数据,对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进行分析,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功能区位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有机畜牧业企业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具有较强的共聚现象;2）有机畜牧业企业生产功能区位和服务功能区位受饲料产量、环境质量、政策效益等多种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其中自然资源和传统畜牧产业发展水平对其影响较大;3）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导致有机畜牧业企业影响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但囿于有机畜牧业企业功能部门自身的区位偏好差异,同一影响因子对于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的作用程度具有一定的异同性。最后,提出2点建议：1）通过提升与强化地区综合性环境条件因子与环境承载力,增强不同层面空间单元的要素优势,引导有机畜牧业企业根据不同功能部门需求向其功能区位优势聚集区布局;2）地方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新生有机畜牧业企业在资源环境条件优越地区集聚,并鼓励和引导传统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转换。     

Driving factors and spatiotempor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of China

Environmental stress is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overall pressure 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systems caused by the output of various pollutants as a result of huma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ollutant emissions and socioeconomic databases of the coun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alculates the environmental stress index(ESI) for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EWM) at the county scale and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major functional zones(MFZ) for the period 2012–2016. In addition, the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are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using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 method based on the STIRPAT model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with a decrease in ESI of 54.68% by 2016. This decrease was most significant in Beijing, Tangshan, Tianjin, Shijiazhuang, and other central urban areas, as well as the Binhai New Area.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counties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s to the suburban areas, and the high-level stress counties were eliminated by 2016.(2)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creased further at the county scale from 2012 to 2016, and spatial locking and path dependence emerged in the cities of Tangshan and Tianjin.(3) Urbanized zones(development-optimized and development-prioritized zones) were the major areas bear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that time period. The ESI accounted for 65.98% of the whole region, where there was a need to focu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4)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at the county scale included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technical capacity of environmental waste disposal,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put, the intensity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lso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5) There wa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of the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o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Thus, it was necessary to adopt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in respect of emission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driving for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control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解析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区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探究该地区大气污染的时空分布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三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202个区县PM_2.5的时空分异特征,创新性地对自然与人文影响因素贡献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系统地甄别和量化。结果表明：2000-2014年来京津冀城市群PM_2.5浓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季节上呈秋冬高、春夏低,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且城市建成区PM_2.5浓度比周围郊区和农村平均高10~20 μg/m³;2014年仅有13.9%的区县空气质量达标,PM_2.5浓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与扩散性,城市间交互影响距离平均为200 km,邻近地区的PM_2.5每升高1%,将导致本地PM_2.5至少升高0.5%;社会经济内因对PM_2.5主要是正向影响,自然外因主要是负向影响;影响因素中对本地大气污染的直接效应贡献强度依次是：年均风速>年均气温>人口密度>地形起伏度>第二产业占比>能源消费>植被覆盖度,人均GDP、年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对本地PM_2.5没有显著影响;对邻近地区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的因素排序是：植被覆盖度>地形起伏度>能源消费>人口密度;对于自然和人文影响因素应分别采取针对性的适应策略和调控策略,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与合作治理,在城市群规划中注重环保规划与立法。     

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环境胁迫反映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污染物输出对区域环境系统产生的综合压力。本文基于县域污染物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运用熵权法综合测度县域环境胁迫指数（ESI）,解析2012—2016年京津冀地区环境胁迫的时空格局及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胁迫特征,并针对县域环境胁迫的空间效应,在STIRPAT模型框架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定量估计县域环境胁迫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面临的环境胁迫态势显著缓解,2012年以来ESI降幅达到54.68%。其中,以北京、唐山、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区以及滨海新区下降最为显著,县域环境胁迫程度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呈梯度递减,到2016年环境胁迫高等级县域已经消除;② 5年间京津冀地区县域环境胁迫的空间溢出效应趋强,并在津唐地区呈现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③ 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两类城市化地区是京津冀水气环境的主要承压区,其环境胁迫程度占京津冀地区全域的65.98%,仍然是环境污染防治与管控的重点区域;④ 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县域环境胁迫的控制性因素,此外还受环境处理技术水平、农业生产投入强度、国土开发强度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影响;⑤ 各驱动因素对县域环境胁迫的驱动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需针对驱动力作用强度及其空间差异,采取差别化环境治理与源头减排对策,精准提升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管制效果。     

基于GIS的城市用地布局多情景模拟与方案评价——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用地布局一直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关键难题,以往的规划方案多凭借规划师的经验判断、简单的图层叠加和有限的公众参与生成。然而新的城乡规划法要求从多角度综合考虑城乡用地布局问题,更加注重规划过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就特别需要有一种适应多情景分析下的城市用地布局模拟与方案评价方法。文章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借助GIS技术的强大空间分析功能,探讨了这种方法的技术流程：① 参考已有的大尺度城市未来模型,结合我国特别是研究区的区域特点,构建一个实用的城市未来模型(Urban Future Model,UFM);② 通过用地评价、战略归纳、情景模拟等步骤,生成若干个可选的用地布局模拟方案;③ 应用多目标达成矩阵法从粮食、生态、灾害等多个角度对这些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选择一个最佳方案作为本轮总规用地布局的规划参考方案。     

北京市景观可达性与住宅价格空间关联

随着城市居民对住宅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景观对城市住宅价格分异影响日趋显著。分析景观对住宅价格分异格局的影响,可为城市住宅空间结构的规划提供依据,为规划与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以北京城区二手房小区为样本,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特征价格模型,探讨景观因素对北京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以主流房地产交易网站二手商品房报价资料为基础数据,共采集到2012 年1 月北京市城六区有效住宅小区样本3174 个,对住宅样点进行空间化处理,并建立住宅空间信息数据库。运用密度分析、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北京市住宅空间分布特征与价格空间分异格局。核密度分布图显示：北京市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向心化与离心化并存现象,总体上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周边呈衰减趋势,在地铁转换站点形成了多个集聚次中心。在此基础上,从住宅属性、交通因素、区位特征等方面选择主要解释变量,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住宅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重点探讨景观可达性（如绿地、水景、山景等）与住宅价格的关联。结果表明：次中心与住宅价格关联最为显著,绿地、水景、山景与住宅价格存在一定程度关联。其中,山景和高绿化率对住宅价格增效明显;由于水质较差,北京城六区内河流与住宅价格存在负相关;污水处理以及丧葬场所等污染源与住宅价格也存在显著负相关。远离污染源、靠近宜人景观、低容积率、高绿化率是居民选择住宅的需求。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 areas in peri-urban Beij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peripheral urban areas in Beijing,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s, by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online survey, document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2007). In order to achieve sound information, relevant data from differ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wners and land-use types involved in the case study area are collected. A sampling database for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s in Beijing is established, and GIS spatial analyses as well as statistic analyses are appli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 areas is majorly influenced by four factors, e.g.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olic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consumption demand and preference, land price and availability.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dominant factors for public recreation areas. Commercial recreation areas are highly related with accessibility. Agricultural recreation areas are usually attached to special farmlands near large-scaled scenic areas. Meanwhile, recreational business clusters have appeared in suburbs influenced by mass recreation market growth. Controlled by the land price, commercial recreation areas are differentiated on their scales and developing intensity. Polic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have made arrangements of recreation areas more balancing and more human-oriented. A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 model is therefo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which can guid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land-use planning and recre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