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

在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宗教地理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在新文化地理学思潮的影响下,促生出许多新的议题和研究方向。本文依循于人文地理学中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这4 个重要概念,梳理了国外近10 年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发现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日益重视对“非正式神圣”场所的探讨;基于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神圣地依恋研究;随着跨国主义兴起的宗教移民身份和认同研究;宗教文化景观所暗含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的解读;宗教的多尺度分析,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互动分析等等。在总结国外宗教地理研究的新态势的基础上,对宗教的定义、宗教地理学与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等进行了探讨和反思,以期为中国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广义宗教地理的本土研究提供新的借鉴。     

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动向分析

在地理学社会化和人文化的大背景下,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地理学逐渐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而中国城市地学界一直重经济而轻社会、文化,对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相对滞后。因此,亟须对西方城市社会地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整体把握其研究框架与趋势,为中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该文在概念界定基础上,总结1990s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趋势,归纳西方社会公平、疾病与健康地理、城市管制等研究重点。     

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日益短缺,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社会势在必行。依据人口均衡发展理论,运用归纳法分析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由此给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对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探讨性的对策与建议。在人口均衡发展的指导下,使辽宁省老年人口得以合理发展,缓解人口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

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即：①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②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③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④老年人的空间行为;⑤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

非正规就业研究已引起全球范围内学者的广泛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其研究日趋为学术界所关注.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研究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及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文中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研究现状,指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3个非正规就业研究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空间.     

新型全球化与流动性背景下知识移民研究：议题与展望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和文献分析,重点评述当前国外地理学对知识移民研究的主要脉络和议题,发现：① 国外对于知识移民研究相对细化,早期主要是教育地理学对于青年知识留学生迁移的系统研究,以及经济地理学对于知识移民及知识转移与全球城市发展关系的系列研究;② 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地理和人口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知识移民的跨国和跨地方流动,并对其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跨地方关系网络、流动过程和特征等议题进行了探讨;③ 新型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知识移民与城市创新发展、以及回流移民（包括北南移民）现象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移民政策和移民-城市关系成为重要关注点。     

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棕地研究综述与展望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棕地频现并已成为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的“毒瘤”。针对城市棕地研究空间视角缺乏和新型城镇化对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与保护修复”的实践需要,在明确城市棕地基本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基于CiteSpace对2001~2017年Web of Science和CNKI期刊引文数据库中关于棕地研究的461篇英文和244篇中文文献,分析其发文数量、年度前沿热点、关键词、研究学科等知识图谱,梳理城市棕地空间识别方法、GIS空间数据库、评估体系、污染治理技术、景观规划设计、再利用机制及政策等方面的现有研究,提出地理学视角下的棕地再利用研究展望,即构建多学科交融的城市棕地研究框架、重视地理学视角下的棕地研究热点、完善统一的棕地概念体系、挖掘棕地空间识别方法及建立数据库、强化棕地再开发综合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构建、深入研究棕地再生模式与规划设计、注重典型城市和典型棕地再开发的实践研究。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

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进程揭示了多元文化世界存在的客观事实。在文化全球本土化过程中,文化间性理论提供思考文化多样性的新范式和处理文化差异的智慧和策略。在分析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文化间状况和文化间性理论有何可为的基础上,探讨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结论认为：进步的地理学思想应该辩证地看待文化多样性和承认多样性之中固有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的现实,为如何与差异的他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碰撞与共存确立准则,不同地方文化主体之间在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认知、理解和互动,达成多元地方文化间和谐共处与认同,并以此构建一个兼具间性特质和时空特性的文化间性世界。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深化文化间性理论,文化间性理论也能启发地理学思想。     

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研究

学界对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的分析主要借鉴安全管理学,旅游活动的地理时空特殊性未受到充分重视,已有相关研究偏宏观定量测度,深度案例研究较少。从旅游场地特征、惯常非足迹环境和流动性三个因素入手,对2009—2019年共84起赴泰游客安全事故进行时空场景特征解析,为旅游安全事故防控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补充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危害程度受到目的地客观地理环境特征的高度影响,而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泰国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与多山地的地形特征显著影响了涉水旅游活动以及水陆交通活动,导致船艇交通事故、山区车祸与沙滩溺亡事故高发。第二,旅游目的地中存在的惯常非足迹环境场所容易触发安全事故,如：公路、沙滩泳场、酒店、便利店等。由于中泰社会与文化差异较大,惯常非足迹环境容易导致游客产生风险认知偏差,进而提高了行为决策的出错率,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第三,空间流动性越高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如交通道路和海域航线等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地理环境复杂性对旅游安全管理与主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Global cities,cosmopolitanism, and geographies of tolerance

Scholarly attention devoted to global cities has emphasized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Yet global cities are also deeply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n nature. Contrary to a long tradition of urban studies that views urban life as inherently alienating,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global cities renders them mechanisms for the generation of tolerance and empathy. It opens with a brief review of global cities. Second, it traces the contours of cosmopolitanism as an ideology that fosters respect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a wider community of caring. Third, it review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merican global cities to make the case that their diversity leads them to generate a progressive cosmopolitan ethnics. It draws on the literatur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work of Richard Florida, and indices of immigration,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homophobia, and voting patterns to substantiate the claim that cosmopolitan values are most evident and deeply rooted in globalized metropolitan centers.     

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宗教地理的西方城市空间研究进展

全球化语境主导的城市研究中,多样和异质的宗教既是文化流动的重要构成,也是表征移民身份和理解其日常行为实践的重要维度。论文回顾了近30 a来宗教地理视角下对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的行为实践2个方面梳理宗教嵌入城市空间的主要方式、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总结出了以下4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① 多种宗教场所在城市中不断涌现,其空间特征发生多样化变迁;② 功能多样的宗教公共服务设施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日趋重要;③ 宗教信仰群体的居住社区显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④宗教信仰群体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身份和认同。此外,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下的宗教更被视为引发空间争议的新来源,成为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学者们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社会,异质宗教的本地嵌入过程使原本“隐匿的”宗教场所逐渐浮现成为城市中“可见的”空间。这种异质宗教在城市中的视觉表征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也对社会关系提出新的挑战,成为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新来源。然而, 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目前对上述话题鲜有涉及,期望本文所提供的西方研究进展对社会文化视角下理解中国城市全球化进程及其中的多元文化治理有所启示。     

Global geographies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 case of the Australian cattle industry

The geographies and histori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attle breeds to Australia in the period since white settlement are documented as an example of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are identified: a colonial expansion phase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uring which a number of primarily British cattle breeds were imported by the colonial settlers; an innovative phase in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when both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interests sought to produce or import new breeds deemed to be better adapted to Australian environments; and a multifunctional phase in recent decades. In this final phase, government deregul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long distance transport of genetic packages, have facilitated 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ny new cattle breeds in Australia. While this has produced a significant ris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breeds represented nationally, many recent and historic breeds currently exhibit extremely small numbers and a few generally well-established breeds such as Holstein, Hereford and Angus still dominate the national herd. This study of changing breed types and introductions provides some evidence of post-productivism and of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that several cattle breeds favoured by hobby farmers and boutique breeders are now represented, but the aggregate numbers for these breeds remain small and the numbers for several of the traditional (or colonial) breeds are currently in decline. Overall, it is apparent that Australia's cattle industry retains a strongly productivist ethos and that, particularly given the country's very great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its levels of breed diversity remain low.     

陆地生物圈动态模式:生态系统模拟的发展趋势

陆地生物圈是一个通过能量，水及各个化学要素与大气及物理气候系统进行交换而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由于生物圈平衡模式有很多局限性，目前迫切需要发展新一代模式－生物圈动态模式，用来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评价和预测陆地生物圈初级生产力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陆地生物圈动态模式的目的是模拟自然和人类活动扰动导致的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变化，以及陆地生物圈与大气之间能量，水和碳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发生物圈动态模式的关键差距并不在于我们没有构建模式源代码的能力，而在于不能很好地描述经验与构建模式所应用的要领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缺乏构模式所必需的数，以及对陆地生态系统复杂机理的认识尚不完整，对如何提高和扩展我们已有的知识以及如何对模式进行验证缺乏了解。数据，模式结构，参数库和预测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推动生物圈动态模式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