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② 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③ 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④ 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⑤ 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国家区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

建国伊始, 国家区域政策就深刻影响着央企的空间布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 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特征与过程分析, 结果表明:央企空间布局是“经济人” 与“政治人”两种行为特征相互博弈的结果, 受国家区域政策直接、间接和累积循环三种模 式影响, 总体布局呈不平衡的板块集聚特征, 央企总部布局具有极高的首都指向性。国家区 域政策的转变历程与央企布局的演变过程相吻合, 均经历了均衡-不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 经济区内的政策强度与央企布局个数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政策强度与央企扩张具有相似的 年际变化规律, 但存在时滞和周期性。在不同的区域政策时期, 央企布局的空间变动和区域 政策的调整具有相应的一致性, 各阶段主要的作用机制不同, 且趋于三种模式的相互混合 影响。     

中国本土快餐业空间扩散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快餐直营店的空间扩散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中国本土快餐企业老乡鸡直营店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总结了老乡鸡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扩散模式与集聚特征,进而分析了老乡鸡空间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年创立品牌至今,老乡鸡由合肥市的快餐企业发展为中国本土快餐业榜首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采取了深耕式、传染式、等级式及复合式等不同的空间扩散模式,空间扩散模式与路径转变的次序性内生于企业规模的演化;（2）老乡鸡门店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伴随着不同阶段扩散模式的多样化而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一般控制在200 km范围内,已由初期仅在合肥市内的单中心集聚向在安徽省内集聚转变,在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扩散布局的态势十分明显;（3）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原有门店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老乡鸡的空间扩散。在进入复合式扩散后,空间距离在老乡鸡空间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同类商品集聚型布局模式研究——以北京西四-新街口大街为例

以北京市两城区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新街口北大街沿线的婚纱摄影、电气五金、乐器和服装四种同类商品集聚型商店为例.探讨了该布局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其效应.论文认为,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较大的份额是这类布局模式产生的基本原因;搜寻成本的存在和商家与消费者间交流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有利于这种集聚;相对于分散型模式.同类商品集聚型布局模式在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因为它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商家和消费者都获利;同类商品集聚型布局模式更适应于产品有差异且类别众多的商品,不应与其他的布局模式形成对立.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络构建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

高速公路建设有利于缩短地区间的交通里程并节约旅行时间,改善区域间的可达性并有利于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的增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1992、1998、2004和2010年的公路交通网络数据,采用节点平均交通里程、节点平均迂回系数、节点平均旅行时间和区域平均旅行时间等空间和时间距离指标对长三角地区选定年份的交通可达性及其变化进行测算与比较。研究表明：1）各县市平均交通里程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缩短,节点平均迂回系数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不同县市在不同时期的改善幅度存在较大差距,2004―2010年各县市平均交通里程改善幅度最大,尤其是跨江和越海通道建设使长江和杭州湾沿岸县市的迂回度获得了较大幅度的降低;2）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各节点平均旅行时间和区域平均旅行时间均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边远地区改善幅度更大,但受交通建设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限制,可达性的改善幅度不断减弱。     

中国主要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特征及城镇体系耦合分析

为探索中国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结构与布局状况、发展及功能分工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制造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区位熵、耦合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5个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分布特征以及城镇体系耦合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各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差异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新增制造业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升。②新增制造业各行业用地在5个城市群中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倾向布局在城市群边缘区及城市低等级区;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及高等级区。③各城市群内部新增制造业用地市场化机制作用较为充分,地价呈现随等级提升而递增的趋势;城市群核心区市场活跃度较低而骨干区较高。相关结论可为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以及制定不同等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 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长三角区域城市间知识网络特征研究——基于论文合作的视角

从科学合作活动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论文合作入手,研究城市间知识网络结构,借助社会网络和SPSS统计分析方法研究长三角区域16个核心城市间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内容特征,剖析长三角区域城市间论文合作的空间数量与结构特征以及在内容上的学科分布特点。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结构存在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江苏省的跨界论文合作数量和强度明显高于浙江省;论文合作网络不同于经济发展网络的省会城市主导模式,而是呈现更加明显的网络结构,驱动力也由大城市主导变为中小城市驱动,但不可否认论文合作网络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仍然存在;论文合作学科特征存在"马太效应",学科分布不均衡,致使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质量下降。     

耦合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地区紧凑性的演化特征

区域紧凑作为紧凑城市理念在更大空间尺度的扩展,指通过城市间有效的相互作用,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地理空间模式。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对象,基于高铁和城际大巴2种交通出行方式构建区域耦合网络,选取最短出行时间和出行路径评估城市间作用关系的紧凑程度,从全局网络复杂性、核心—边缘结构演化、局部模体结构等层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紧凑性的演化特征。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紧凑性在全局层面存在明显的分异特征,随着时间推移,紧凑性分布的不均衡现象逐步突出,空间上的集聚特征趋于显著;局部层面上,紧凑性处于从集聚向均衡的成长阶段,稳定状态下易形成低成本的局部高聚类特征,就城市个体而言,由局部结构涌现的角色类别表现出多样性选择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论文将紧凑性与出行网络有机衔接,从关系视角为区域紧凑性探索提供了有益尝试。     

基于可达性与数据场的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

空间场能是区域发展"龙头"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的抽象表达,可有效刻画区域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借助ArcGIS软件平台,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法、k阶数据场等模型,综合测度了长三角经济区区域可达性与空间场能,并揭示了该区域空间场能的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城市取得了长足发展,且总体倾于均衡发展;②区域可达性条件不断改善,3 h时间圈的平均通达距离由2000年的81km提高到2008年的122 km;③区域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分布结构由单核“Z”字型向“多极”网络状形态转变;④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分布格局可适度划分为高场能区、较高场能区、一般场能区、较低场能区、低场能区等5大类型,并呈现出圈层状特征与"两极分化"特征。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COVID-19疫情防控中的中国公众舆情时空演变特征

COVID-19疫情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客观认识疫情期间的公众舆情响应和区域差异,对于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调控和科学治理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新浪微博为数据源,基于潜在狄利克雷分配主题模型和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主题抽取和分类模型,识别微博文本中的13个舆情话题,并从数量、空间、时间、内容等方面分析了2020年1月9日—3月10日在湖北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及沿边口岸等重点区域分布特点。结果表明：中国公众的响应总体是理性和积极的,但各舆情话题在区域内部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各区域热点分布中,京津冀以首都北京为中心,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辅以南京、杭州等热点,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两核,湖北省以武汉为中心。建议应持续加强重点区域的疫情舆情关注和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精准响应。     

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核密度分析、邻域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南多北少,由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向黄河中游、西北地区逐渐减少,沿海和中部省区分布数量较多。②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高密度核心区位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微型核心区为西藏和新疆地区,而第二批高密度核心区依旧位于长三角地区,次级核心区出现在京津冀地区和川黔渝三省交界处。③国家级特色小镇一方面聚集于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小、海拔低、地势相对平坦的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另一方面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市场发育程度高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