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差异及其对粮食生产和生态的影响

土地利用通过改变陆地表面形态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满足 人类物质需求和保证生态多功能方面进行有效权衡是全球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中国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 中, 研究中国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变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不同经济发展阶 段的农户特征出发, 率先提出了中国农户土地利用的四个阶段, 分析了四个阶段的土地利用特征及其对于粮食生 产和生态安全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中国农户存在“物质生存型”、“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型”、“利 润最大化”和“景观效用最大化”四个阶段。在“物质生存型”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满足家庭物质消费需求, 土地利用 集约化程度低, 粮食安全水平低, 农地的多功能得到发挥; 在第二个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处于“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 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化程度提高, 农地的生产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农地的其他功能不断弱化, 此时的粮食生 产接近粮食的技术生产水平, 却是中国目前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 转型以效益为核心, 耕地粮食水平与耕地的技术生产水平差异巨大, 但是耕地的生产潜力最大, 通过土地产权制度 创新, 可以实现耕地生产能力, 耕地的生产功能强化, 而耕地的其他功能弱化;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景观效用最大 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以发挥农地的多功能为主, 而弱化了其生产功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存在 的长期性, 农户的四种类型将长期存在, 根据农户土地利用阶段性特征, 进行农户土地利用预期转型特征, 制定既 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又可以保障全球生态安全的政策。     

基于农户行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的理论与方法

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变化相关理论出发, 依据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农户土地利用目 标的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优化和利润最大化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征, 创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 用目标变化的“压力- 状态- 效应- 响应”逻辑框架模型; 并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压力- 状态- 效应- 响应”的变化特征, 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变化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评价 指标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从农户尺度上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提供政策依据。     

基于农户行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的理论与方法

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变化相关理论出发, 依据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农户土地利用目 标的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优化和利润最大化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征, 创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 用目标变化的“压力- 状态- 效应- 响应”逻辑框架模型; 并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压力- 状态- 效应- 响应”的变化特征, 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变化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评价 指标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从农户尺度上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提供政策依据。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及效率

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不仅决定着土地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更影响着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本文以石羊河下游48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多独立样本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性和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越向石羊河尾闾,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越小,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大;(2)坝区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湖区农户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最高,坝区与湖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泉山区;(3)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兼户的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的土地投入与产出、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依次降低;(4)家庭规模、户主年龄、非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总投入、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性。最后,提出改善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河南省睢县为例

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分析是研究中国农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农户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其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本文以河南省睢县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区分不同劳动力从业类型和非农从业情况,用不同劳动力类型的非农从业机会对非农工资进行修正,以此估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不同劳动力机会成本水平下农户的耕地利用决策行为,揭示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区域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非农收入较高,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地转出行为:在种植结构决策中,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粮食作物,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单一化:在集约度上,表现为伴随机会成本上升,劳动集约度迅速下降,资本集约度中增产性投入有所减少,省工性投入增加,农户通过增大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力的现象明显;耕地利用中增产性投入的减少在粮食生产中的表现为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相对较低.     

长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粮食安全分析

定量描述粮食产量对土地资源波动响应的程度对理解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粮食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相关性及耕地质量变化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分析粮食生产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的敏感性。结果表明:粮食产出与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强相关性,耕地质量和数量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粮食安全敏感系数在不同时间段呈规律性变化,且在波动中平衡,耕地数量与质量变化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     

基于农户利用效率的平原和山区耕地利用形态比较

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是引起土地利用系统变化与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因素,当前学者从多个视角对耕地利用形态展开了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从农户层面深入探讨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揭示农户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为切入点基于平原区寿光市和山区沂源县农户调研数据,从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变动与农业生产决策视角对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寿光市和沂源县耕地利用效率较低,并且存在地貌类型和农户类型上的差异,平原（寿光市）耕地利用效率要高于山区（沂源县）,老年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低于年轻农户。在影响路径方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生产要素投入和耕地产出直接影响耕地利用效率,而种植结构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新疆地区农业生产要素产出效率的变动趋势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动力因子和动力机制是土地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些成果主要关注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等外在因素,却没有充分重视土地利用变化中蕴含的内在目标和由此派生的内在动力,客观上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动力机制研究一直难以深入。本文以新疆地区为案例区,以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生产效率变化为切入点,利用趋势拟合方法,分析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要素产出效率的变动规律。结果显示,无论是近10年还是近30年区域棉花生产中,以及近30年区域粮食生产中,只有劳动生产率呈长期增长趋势。这一结果意味着人们对劳动生产率的追求可能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据此,进一步讨论了人们追求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及其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关系,提出了"土地利用变化是人们在变化环境下不断追求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这样一个观点。     

基于地块尺度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在耕地多功能利用、农户耕地需求偏好多样性理论基础上,基于地块尺度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土地利用单元之间感知—响应反馈环路。采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分析、农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与对应地块采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对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pH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应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科学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     

基于农户用地行为的耕地生产力及隐性损失研究

国内外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研究较多关注耕地生产能力及其耕地生产能力刚性损失的研究,而缺乏对耕地生产能力隐性损失的深入研究.本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粮食生产能力的区域尺度和时间尺度的层次性,以及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粮食生产能力隐件损失的关系进行表述,而后从农户土地利用、耕地集约利用和耕地生产能力3个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进而将耕地生产潜力的实现差异性和农户土地利用差异有机结合,构建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耕地生产能力研究的框架体系、探讨相关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在研究内容上,要从农户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规律入手,分析集约利用差异对耕地生产能力及其实现程度的影响,分析不同区域耕地生产能力的隐性损失强度及其时间空间差异特征,并构建基于农户土地利用-作物生长-生产能力影响的模型.此外,基于农户土地利用的耕地生产能力研究,不仅要借助传统的学科方法,还要结合应用遥感信息识别技术、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空间定位技术等,在研究方法和数据采集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北京大兴区耕地质量评价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相关理论, 创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压力-状态-效应-响应”的耕地质量变化框架模型, 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耕地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大兴区为研究样区, 通过农户调查和土壤化验分析, 获得大兴区1982 年、2000 和2006 年的农户土地利用和土壤肥力变化数据。依据构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对三个时期的压力、状态、效应和响应指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982 年到2006 年, 耕地压力指数由63.19 增加到73.57, 又减少到67.85, 而方差从13.92 增加到41.12, 到 2006 年高达58.59, 同时耕地压力指数空间变异性增加; 耕地状态指数从56.52 增加到76.46, 最后达到81.20, 状态指数方差从58.39 增加到111.42, 2006 年达到209.45, 空间变异性增 加; 耕地效应指数从42.39 增大到64.34, 2006 年与2000 年基本持平, 而耕地效应指数方差 和空间变异性增加。1982 年家庭联产责任制刚刚开始, 农户耕地投入差异不明显; 1982-2000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 农户耕地利用差异性增加, 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也显著提高, 是耕地效应指数整体增加和空间变异性增大的原因; 2000-2006 年农户的土地利用目标转型, 土地投入差异进一步扩大, 导致耕地质量提高幅度降低, 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性进一步增强。为了促进耕地质量整体提高, 需要进行土地产权机制创新, 以促进土地投入水平的整体均衡增加。     

欠发达区地理环境对专业村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经济学和地理学中的“理性小农”、“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和“距离衰减与邻里效应”理论,并考虑资源环境条件,建立了解释专业村形成机理和形成类型的理论框架。用数理方法推理了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专业村的形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0 年河南省的专业村数据,选择地形、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环境变量和16 类专业村的虚拟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村环境资源条件对专业化率有显著影响:① 村劳动力资源越多,专业化率越低;② 村土地越多越利于专业化生产;③ 村离县级市距离越近,越有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专业村;④ 具有批发市场可以提高所有专业村的专业化率,对养殖业和加工业专业村更是如此;⑤如果其他环境相同,丘陵地区的专业化率比其他地区低;这主要与丘陵地区交通条件不畅、人均耕地较少等有关。采用定性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专业村有所不同。土地丰裕程度对茶叶、林业和水果种植等类专业村形成有正面影响,劳动力资源对花卉等专业村的形成产生影响;地域通达性对水果、蔬菜和花卉等时鲜产品专业村的形成产生正面影响。该研究结果的实践引申,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地区,可以制定相应的适宜专业化发展的引导政策。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三峡库区典型村的实证研究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地块调查等方法,研究了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3 个典型村样本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投入的差异。共调查了227 户,2250 个地块。结果发现：① 除了6.17%的非农户土地撂荒、退耕或出租外,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均以集约为主。纯农户因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相对粗放的耕地面积为48.95%。一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71.08%。二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67.20%。② 土地投入有明显差异。纯农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少,劳动力老龄化;由于缺乏资金,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少,多选择农家肥及磷肥、碳铵等价格较低的传统肥料。一兼户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都最高,有长期投资农业的意愿与动力,农业机械投资量最大,保持了较高的农家肥施用量,且各种化肥配合施用,用量适中;二兼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大,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由于收入高,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比纯农户多,首选价格高、省劳力的化肥。非农户无土地投入。`     

农地边际化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

本文对农地边际化与边际土地的概念与本质、农地边际化在区域土地利用中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农地边际化是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综合驱动作用的过程,一种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的过程。在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会有不同的行为响应,从而导致区域土地利用在“集约度、播种面积、用途转移与土地经营制度”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指标”、“集约度指标”与“播种面积指标”是诊断农地边际化的三大指标。一般而言,如果该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为负,且在随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度下降、播种面积缩小,甚至弃耕撂荒”等变化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该农地利用出现了边际化现象。但不同类型农地边际化,其诊断标准也有差异。     

安徽省近15年土地要素对经济贡献及Logistic 曲线拐点探析

运用C-D生产函数,利用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安徽省1997~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并对其Logistic 曲线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① 研究时段,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投入要素对二、三产业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69、0.801、0.369;② 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科技进步投入要素对经济贡献率分别为52.31%、22.9%、20.74%、4.05%; ③ 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契合Logistic 曲线,拐点位于二、三产业产值为2 744亿元时（2002年）,1997~2002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随经济增长呈加速上升态势,2002~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上升速度减缓,并最终趋于平稳;④ 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呈递增态势,但科技对经济贡献率偏低。从转换土地经济发展理念、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现经济由资源依赖性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华北平原“杨上粮下”现象的驱动机制——以河北省文安县为例

以Landsat5TM遥感影像、农户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运用3S技术提取了案例区河北省文安县1995～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分析了杨树扩张的时空格局;并从农户杨树种植决策行为视角,运用数理统计、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杨树扩张占地的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杨树林地扩张幅度大、速率快。(2)杨树扩张所用土地92.14%来源于耕地,"杨上粮下"现象突出。(3)杨树扩张速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杨树扩张受生产要素、土地产品市场及政策因素的综合驱动,其中劳动力因素和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4)非农从业人员比率和农民年人均收入越高,杨树扩张速度越快。在劳动力由富余转为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农户为提高经济收益,倾向选择耗工少,劳动生产率较大的杨树,是杨树扩张占地的根本原因。     

Soil degradation assessment in mixed farming systems of southern Africa: use of nutrient balance studies for participatory degradation monitoring

Soil degradation assessments for mixed farming systems of the Molopo Basin (North West Province, South Africa and Southern District, Botswana) are provided from farmer–based research, designed to quantify nutrient fluxes across the farming system and to analyze th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nutrient management practi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how to use participatory farmer–led studies to assess soil degradation extent and its causes, and of then disseminating this information to farming communities and policymakers. Nutrient balance studies show that land degradation is evident on arable fields as soil nutrient depletion (the main threat to poorer manure–reliant farmers) and soil acidification (the main threat to wealthier farmers who have become dependent on inorganic fertilizer additions). Integrated nutri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volving both compound fertilizer additions and regular manure inputs can mitigate most soil degradation even on the sandy infertile Kalahari soils, but remain infrequently practised. The need to retain nutrient flows through the livestock sector from rangeland to arable land is thus vital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offers an applicable entry poin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support. Factors identified as threatening the flow of nutrients from rangelands to arable lands include policy settings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t support programmes offered to communal farmers, village–level extension advice, household poverty levels and labour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