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进行城乡共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科学评价城乡耦合程度,明确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提炼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3方面入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新时代城乡关系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议题——“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辑”序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城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域。由此,县域内的城乡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大局。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阐释开展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从理论内涵、时空演变、驱动机制、案例解析等方面介绍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最后从提炼特色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强化情景模拟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的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研究——以峨边彝族自治县底底古村为例（英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完全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和有效途径。本文将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以深度贫困地区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村寨底底古村为研究案例,分析其2014–2021年8年时间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最后遴选影响民族村落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与表征指标,探讨制约发展的主导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引导作用明显,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增强,后发增长空间大。作为少数民族贫困村,政府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对两者耦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度,建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快乡村文化振兴...     

新型城镇化前置条件与驱动机制的重新认知

本文发现：近年来城市比乡村好的城镇化前提开始出现新变化,以前农村-城市单向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出现城乡之间的反向或双向的过程。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逐渐从工业部门拓展到整个非农产业,改变了城镇规模越大越好的组织模式;市场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空间中开始出现分散化布局的组织模式,改变了传统空间的规模-等级结构;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新趋势将改变传统单一用地功能的设置,而更强调功能和空间的复合应对;城市发展由经济利益主导向综合效益转变,城市等级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吸引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功能。建议未来完善城镇化模式、路径、规划、调控的理论方法,注重城乡特色、推进城乡等值化、实现城乡要素交流融合。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黄河中下游数字环境考古研究

"数字地球"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机会,以多学科交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考古研究越来越倚重数字信息的获取与应用,"数字环境考古"概念也顺应而出。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重要策源地,也是夏、商时期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长期以来受到考古与环境考古研究的高度重视。文章从黄河中下游数字环境考古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等方面进行讨论,试图叩响黄河中下游数字环境考古研究之大门,为今后数字环境考古研究的广泛与深度开展提供些许借鉴。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主要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00-201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评价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及水平,分析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分类,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提供数据参考。结果显示：2000-2012年,① 重庆全市耦合度处于在0.967~1.000之间,显示出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阶段处在高水平耦合时期;② 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一圈两翼”的空间分异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884~1.000之间,也处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质量高耦合时期;③ 但重庆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尤其是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根据耦合状况可以大致分为4种区县耦合类型。表明重庆市快速城镇化的后果导致都市区生态压力增大,生态承载力空间差异显著的现实将导致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面临不可维系局面,亟需调整城镇化发展方式;发展新型城镇化应通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升级产业达到疏导人口分布和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目的,最终缓解生态环境因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     

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研究

城市韧性是新兴的研究话题,其实质为城市面对不确定性扰动的抵抗、恢复及适应能力.本文构建“规模-密度-形态”三维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2000-2015年珠三角城市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 表明:2000-2015年珠三角各市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韧...     

陕北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空间协调程度研究

运用G IS技术,以1 km×1 km格网为基本评价单元,计算了陕北的城镇化水平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并系统地分析了两者的空间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陕北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偏低。在空间分布上,城镇化水平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趋势,而生态环境质量则南部优于北部、东西部优于中部。(2)陕北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根据两者之间的空间协调程度可将陕北划分为过快高胁迫、较快强胁迫、基本协调、较缓弱胁迫和缓慢低胁迫5种类型区。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状况研究

以2005—2018年西部11个省会城市为评价对象,采用熵值法评价其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成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探究其协调发展和滞后状况,为进一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1）西部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波动上升和时空分化的特征尤为明显,西南地区城市的得分普遍高于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城市;2）各省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差距较大,基本以波动向前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地区差距较大,邻近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律有靠近趋势;3）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间存在高水平耦合的密切关系,协调水平上升的趋势下普遍未达到相互促进的良好或优质协调;大部分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间存在交替滞后的情况,且滞后有延续和强化趋势。在今后应注重对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城市的引导发展,缩小区域和城市间的差异,从战略目标导向入手,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建设。     

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利用变异系数法、改进的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武汉市2002—2013年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协调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 2002—2013年12年间武汉市城镇化水平与房地产发展状况均呈不断增长态势,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由2002年的0.083 7发展到2013年的0.865 9,房地产发展综合指数由0.306 4上升到0.682 8;2研究期内,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逐年递增,共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与初步协调5个阶段,到2013年底也仅处于初步协调阶段。因此,需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合理确定城市定位以及城市的主导产业,引导房地产有序发展。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